孙毓棠（1911年4月9日—1985年9月5日），江苏无锡人。中国历史学家，是著名的“新月社”现代诗人。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

1911年4月9日出生于天津。1930年8月肄业于天津南开大学。1933年8月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此后，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史地系讲师。

1935年8月东渡日本，1937年7月肄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归国后历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教员、专任讲师、副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等职务。1945年8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聘，与陈寅恪、洪谦、邵循正、沈有鼎等联袂赴英，任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客座研究员。1947年8月赴美，先后任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社经理事会专门助理、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1948年8月归国后，仍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2年8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9年1月起转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至去世。其间（1981－1982年）曾先后兼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85年9月5日在北京逝世。

孙毓棠自30年代起，长期从事历史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他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较早出版的一种，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全书凡九十万字，汇集了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有关中国新式工业基本情况的资料，征引中外档案、报刊、私人著述不下三百种。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以及19世纪帝国主义在工业、铁路、银行、借款等方面的对华侵略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其中重要的篇章已结成《抗戈集》一书。

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一书，以及此后陆续发表的《汉代的财政》《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清代的丁口记录及其调查制度》等论文，反映了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方面的深厚造诣。孙毓棠还注重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他的学士论文便是《中俄北京条约及其背景》。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对外关系史的范畴。他又是中国较早留心中非关系史和探讨中亚、中东历史的学者之一。1978年以后，他在历史研究所筹建并领导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任室主任）和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外关系史学会（任理事长），为推动中外关系史这个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努力。1980年以后，他应邀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擘划《中国历史》的全面工作，并亲任秦汉史编写组主编。

孙毓棠酷爱戏剧和文学，一度致力于新诗创作，在诗歌艺术方面多所探索和追求。他的代表作短诗集《海盗船》和长篇史诗《宝马》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孙毓棠的主要诗作已编成《宝马与渔夫》一书，由台湾业强出版社于1992年10月初版。

孙毓棠曾是一九三十年代著名的现代诗人，虽然在诗坛活跃的日子极为短暂，但他凭着一首长达八百行的史诗《宝马》，便可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学者陆耀东称他是后期“新月社”成就最大的诗人。

孙毓棠一九二五年入南开中学就读，结识已在南开就读的曹禺，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九年孙毓棠考入清华大学，主修历史；而曹禺则是从南开大学政治系插班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孙毓棠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发表新诗《船》《灯》，为新月派诗人之一。这时他结识清华中文系教授诗人闻一多，闻一多对孙毓棠的诗歌创作影响颇大。一九三三年孙毓棠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一九三五年八月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部攻读中国古代史，一九三七年七月肄业于该校文学部。

一九三七年春，东京的部分中国留学生组成“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准备排演曹禺的《日出》，但是缺少扮演“陈白露”这个角色的演员。留日学生中的林一屏与凤子（封季壬）是复旦大学的同学，他知道凤子演过“陈白露”，便代表协会来函邀凤子赴日参加演出。而就在这次演出中，凤子认识了孙毓棠。据孙毓棠晚年与友人追述往事：最初似乎是凤子采取主动，常借机接近他。他虽然眩于她的亮丽和妩媚，但并没有一见钟情的悸动。不过几经接触后，他们还是双双落入了情网。凤子是个活泼外向，生活比较浪漫的女子。孙毓棠曾耳闻许多有关她的绯闻，而且也逐渐知道她热衷政治，是“左联”的外围分子，而当时孙毓棠专注于学问，并无意介入政争的漩涡中。虽然如此，年轻的诗人仍抱持着爱情至上的信念，接纳了凤子，并于一九三七年的下半年，与凤子在南京悄悄地结为连理。

抗战初期，孙毓棠辗转于上海、武汉、桂林等地，最后撤退到了昆明。初在云南大学教书，当时也在云大的施蛰存说：“一九三八年，凤子也和她的新婚夫婿孙毓棠来到昆明。他俩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三间民房。中间是客厅，东西二间作卧室，凤子和孙毓棠住在东间，西间让给独身的王以中。吴晗也在云南大学，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宿舍。孙毓棠搬来之后，吴晗就常去他家打桥牌，每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有时我也去参加。”孙毓棠后来转至西南联大专任讲师、副教授。此时期，孙毓棠写了不少诗歌和文艺作品，分别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副刊及《今日评论》上。

在昆明的初期，孙毓棠和凤子的生活尚称美满。但沉寂的山城生活，逐渐使爱热闹和掌声的凤子感到难耐。为了满足她的精神生活，孙毓棠也曾尝试为她撰写剧本，鼓励她在舞台上露脸。凤子加入昆明“联大剧社”后，曾演出由陈铨导演的《祖国》一剧，轰动一时，这出戏的舞台设计全出自闻一多之手，孙毓棠则担任舞台监督。

不久为了庆祝戏剧节，孙毓棠等人又商请曹禺由重庆到昆明，导演《原野》一剧。从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起，由凤子主演的《原野》在昆明正式公演。公演的门票很快抢购一空，尽管开场的头几天，每天都是大雨滂沱，但仍然天天爆满。《原野》演到九月三日，共演了九天。但各界观众纷纷来信要求继续演下去。又连续演了七天，在观众强烈要求下，又续演了两天，场场满座。这次演出的盛况“在云南话剧运动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凤子在这次演出中扮演的“金子”获得空前成功。

学者王次澄说：“当曹禺回返重庆时，凤子意欲随往发展其舞台生命，孙毓棠为了成就她的才华，竟然欣然同意了……不料此一别离，似乎就注定了两人未来分手的命运。凤子到重庆后，有了更多演出的机会，而且进入了电影界，声名如日中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她与曹禺间的绯闻不断地传到孙毓棠的耳里……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在平和无争的情况下，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从那时起，孙毓棠不再写诗了，当时有人说：“诗人的歌喉瘖哑了。”我们无法确知诗人封笔的真正原因，但爱情的创痛必不无影响。据孙毓棠晚年追忆：与凤子分手后，他的感情世界是灰暗的，直到十年之后（一九五二年三月）与王务灼女士结合，它才重现光与热。王务灼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大学时代曾修过孙毓棠的“中国经济史”，对老师的学识和风范十分仰慕，经过平淡却真挚的交往后，她终于以身相许，虽然孙毓棠大她有十六岁之多。后来他们的婚姻却十分美满，患难与共，老而弥笃。

诗人终究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了，但他对于“文学”还有他的“苦恋”。在生命临终时，他拒绝了弟子要为他编辑史学文集的请求，却嘱托为他编一本诗集。他特别告诉了他曾用过“唐鱼”这个笔名（这是“毓棠”颠倒过来的谐音）发表诗作，可见他对自称是“半个文学家”的封号还是钟情无悔。一九九二年弟子为他编辑的诗集《宝马与渔夫》，终于出版了，但那已是诗人故去的第七个年头了。诗人寂寞，千古如斯！

孙毓棠自30年代起，长期从事历史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中国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

孙毓棠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较早出版的一种，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全书凡九十万字，一点一滴地汇集了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有关中国新式工业基本情况的资料，征引中外档案、报刊、私人著述不下三百种。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北华捷报》《英国驻华各口岸领事商务报告》《海关贸易报告》《教会新报》《申报》等等，凡当时国内能够找到的有关资料，哪怕是临时散发的小册子和文件，也都在收辑之列。

值得强调的是，孙毓棠在编辑这部资料集时，并未满足于资料的检出，而是寓研究于整理之中。经他仔细分析、归纳，精心编排，全书纲举目张，研究者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因此，可以认为，这部资料集（连同后来汪敬虞所编第二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资料》的前言，孙毓棠写了《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一文，综合叙述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过程，有不少独到的发现和精辟的见解。这些发现、见解与《资料》的内容可谓相得益彰。

除了编辑上述资料集外，孙毓棠还写下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以及19世纪帝国主义在工业、铁路、银行、借款等方面的对华侵略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篇章已经结成《抗戈集》一书。

孙毓棠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内有卓越贡献，在中国古代经济史方面也有很深厚的造诣。他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一书，以及此后陆续发表的《汉代的财政》《战国秦汉时期的纺织业》《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清代的丁口记录及其调查制度》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明证。尤其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一文（凡8万余字），充分挖掘和利用了文献资料和当时所能掌握的出土文物，对战国秦汉时代纺织、染织技术，包括丝织、麻织、葛织、毛织和炼织技术的进步作了十分具体的探讨，极尽耙剔梳理之能事，填补了我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特别是手工业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

早在1949年之前，孙毓棠已经认识到历代文化盛衰嬗替的原因深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之中，因而在治史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各种社会经济现像，并开始探索其本质和规律。解放后，他接受了马列主义，对经济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坚持认为，在历史科学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纯经济史。经济与历史发展本是同一个整体。所谓经济史的研究，不过是从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角度（有别于政治、军事、文化诸角度）去阐述历史。只有承认纯经济史并不存在，更不存在脱离政治的经济史，经济史的研究才有意义。

虽然孙毓棠治学的重点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且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断代史方面尤精于秦汉史。但是孙毓棠追求的是一种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境界。他决不将自己局限于某一断代史或某一专史。在他看来，只有将每一项专题研究同时置于纵的和横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穷其底蕴；而只有尽可能多角度、大跨度的考察，才有可能使死的史料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毓棠常说：一个具有历史实在感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历史学家。

事实上，孙毓棠兴趣至广，文、史、哲无不涉猎。由于他生平谨慎，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留给我们的不是很多。但仅就中国史研究的成果而言，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其中，如《西汉的兵制》《东汉兵制的演变》等篇虽发表于30年代，但迄今尚为人称道。

孙毓棠去世后，他的学术论文，除已收入《抗戈集》者外，已被汇集成《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95年出版。

论着之外，孙毓棠曾参加标点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和《清史稿》。并与人合作标点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亦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8年以后，他在历史研究所筹建并领导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外关系史学会（任理事长），为推动中外关系史这个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努力。1980年以后，他应邀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擘划《中国历史》的全面工作，并亲任秦汉史编写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