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迈（1919年9月~2008年2月21日），又名孔东平，祖籍普宁下架山镇南城村。1919年，他出生于印尼苏岛，其父孔繁光1915年从中国潮汕漂泊到印尼谋生。1927年，孔迈随母亲回故乡南城，故乡的一草一木，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1928年他随母亲重返侨居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翌年6月，19岁的孔迈与几个同学与父母不辞而别，怀着报效祖国的壮志豪情，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途经香港时，他在自己一张7寸黑白相片背面写上了自己的誓言：“父亲母亲，祖国正处危亡之时，把我献给祖国吧！”并托人把相片转交给尚在印尼的父母，从此，他与父母一别成永诀。

1938年7月7日，孔迈历经风险与挫折，到达汉口，经八路军汉口办事处介绍，北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9月，他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5年，孔迈被调到新华社胶东分社《大众报》社任编委、采访科长，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他深入到反扫荡、反封锁第一线，采访胶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日的英勇事迹。有一次，他到大泽军分区司令部驻地采访，正逢鬼子出来扫荡，看到鬼子不断踩响民兵埋设的地雷，他便写了《大泽山民兵地雷战粉碎敌人扫荡》的通讯，刊发在《大众报》上，该期报纸还陈列在北京抗日斗争展览馆里。解放战争初期，孔迈被派到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分社第九纵队担任支社社长兼《胜利报》社长。渡江前夕，他又被调到新华社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分社任社长兼《长江报》社长。渡江战争中，他首先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在战士间隙时间，他总是蹲在战壕里抢时赶写新闻稿件。在战争时代，他多次中弹负伤，万幸的是每次都能大难不死。

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工作迅猛发展。孔迈是归侨，英文基础十分扎实，又是一名久经考验的新闻工作者，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因此他于1954年被派往印度新德里担任首席记者，和妻子徐力舟一同踏上漫长的驻外工作之路。其时驻外人员少、任务重，记者必须具备“多功能”才华：既要采访、编稿，还要译电、发稿，孔迈是首席记者，任务就更加繁重了。在印度的4年里，他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宋庆龄、贺龙和叶剑英、郭沫若、郑振铎、茅盾等率领的各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报道任务，还有幸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那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印时，孔迈始终跟随在总理身边采访，有一次在交谈中周总理突然问他：“你和美国记者有接触吗？”他一下愣住了，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他虽然多次在外交场合与美国记者相遇，但鉴于中美关系不敢接触，因此一时语塞。这时，周总理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小孔啊，你不要有思想顾虑嘛，可以大胆接触，大胆工作！”说完，周总理轻轻拍了拍孔迈的肩膀，投来了亲切、信任和期望的眼光。此后，他始终以周总理的这个教诲勉励自己，在新德里克服了重重困难，采写了大量报道，特别是有些内参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1960年，中国和古巴建交后，孔迈调往哈拉那分社任社长。那时古巴独立不久，随时会有突发事件。1961年4月17日凌晨3时，他忽接到古巴《今日报》社长电话，告知“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湾登陆，卡斯特罗已亲临前线”的消息，孔迈立即起草急电向国内报告，并在取得采访通行证后立即驱车赶到吉隆湾，拍到古巴军民消灭敌人的图片，立即把底片和新闻稿发回总社，由总社以最快速度向全世界发送，打破了美国及其西方舆论的新闻封锁及对古巴的诬蔑。

1979年，孔迈调任日本东京分社任社长。1982年回国，1983年调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秘书长兼中国唱片总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书记处书记，先后率领代表团出访菲律宾、泰国、尼泊尔、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为促进中国与上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1986年，孔迈夫妇双双离休。1999年他80周岁生日时，新华社、广电部、人民日报社等有关领导在小范围内为他举办了一个温馨的茶话会，庆祝他80岁生日。他感慨地说：“我的同学、同乡和亲人，有的在抗日时期惨遭日寇杀害，与我一起回归祖国参加革命的十有七八牺牲在战场，想想他们，我没有理由为我的一点工作成绩而骄傲，只有把毕生的全部献给祖国，我才会心安。”

晚年，由于身上弹痕创伤，孔迈身体比较虚弱，经常住院疗养。期间，他十分关心家乡普宁的发展变化，2003年专门委托儿子孔泉（原外交部部长助理，现任驻法国外交大使）夫妇来到普宁南城村寻根问祖，并叮咛孔泉从南城带去一瓶井水和一撮乡土。

逝世前夕，他用苍老的双手，颤抖着写下一首诗：“蕉风椰雨思报国，万水千山只等闲；五洲四海坎坷路，吉它虽老不断弦。”孔迈用毕生的实践，践行了“把自己献给祖国”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