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光，近代学者，少年时即不满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自题名曰“光”，号“复庐”即隐含光复汉土之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仅13岁的他就在《觉民》杂志上发表《为种流血文天祥传》，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号召人民反抗清廷，“我愿我爱国志士效之、实行之，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

姚光（1891～1945），一名后超，字凤石，号石子，又号复庐。张堰人，为高燮之甥。7岁入私塾，11岁即能文，15岁入秦山实枚学堂，17岁（1907年）入上海震旦学校，未数月即因大病辍学，遂乡居自学。读书、藏书、著书。几乎每年都有所作，至老不衰。每有所作，辄就正于其舅，故他与高燮兼具师生之谊，感情特深。

少年时即不满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自题名曰“光”，号“复庐”即隐含光复汉土之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仅13岁的他就在《觉民》杂志上发表《为种流血文天祥传》，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号召人民反抗清廷，“我愿我爱国志士效之、实行之，则胡儿虽狠，不难犁庭扫穴矣”。光绪三十年（1904年）作《新秋放歌》诗，有“江汉如故衣冠易，中原破碎沧神京。悲我同胞睡未醒，独上昆仑招汉魂”句，以后所作《题风洞山传奇》、《写恨》（1906年）、《哀秋（瑾）女士》、《伤春》等诗，均反映他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甚至在偕新婚妻子游杭州度蜜月之际，亦不忘国事，有诗云：“极目前途岂有涯，未酬素志奈为家，相将其矢平生愿，载遍中原爱国花。”

宣统元年（1909年）11月13日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姚光即首批入社，成为南社最年轻的社友。继续在《南社丛刻》以诗文鼓吹革命。民国七年（1918年），南社内部发生分歧，柳亚子愤而辞职，经社友推举姚光继任主任。故论南社主政者有“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之称。姚接任后，曾举行雅集于上海徐园，社中经费不足，他曾出资刊印《南社丛刻》第21、22两集。

宣统二年（1910年）秋，姚光与高旭、高燮、何亚希、蔡哲夫等结伴作金陵（今南京）之游，结识居于南京的社友周实丹，意气相投，遂结为好友，在南京凭今吊古，各以胸中悲凉之气，发为诗歌，由周实丹汇刊为《白门悲秋集》。嗣后书信往来，时相唱和。周实丹组织南社的分社“淮南社”，姚光还为之作《序》。次年（1911年）8月，武昌起义，周实丹回淮南故乡发动起义响应，被清廷杀害。姚光《作哭周实丹文》，言词十分悲切。姚光期望辛亥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要吸取洪秀全的教训“战马嘶风可出师，长驱逐北捣燕支，洪王一误莫再误，深入虎巢擒虎儿”（《秋兴》诗）。又作《北征歌》，表明自己的心迹，“功成身自退，本不为名声，优游林泉间，愿作共和民。”

民国元年（1912年）6月，与高燮等在张堰创办国学商兑会，任理事长，出版《国学丛选》，发表《国学保存论》，认为国学是“一国精神之所寄”，“国存而学亡，则其国虽存，亦必至灭亡；国亡而学存，则其国虽亡，而必能复兴”。同时他又作《尚武救国论》，认为文武不能偏废，“我愿我民激励之、鼓吹之，以扬我祖国之耿光”。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姚光深感“神州虽复，而依然豺狼当道，魑魅跳梁”（《吊陈大复文》），就在家乡积极组织并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元年（1912年）被举为金山县第一届议事会议员。同年，中华自由党金山分部成立，即首批参加，其址亦设于张堰姚氏经营的厚生阳伞厂内，并起草《自由党金山分部启》，6月，自由党改组为同盟会，他被举为金山分部副部长，9月，同盟会又改组为国民党。民国2年（1913年）3月，宋教仁遭袁世凯暗杀，姚光作《哭宋钝初先生文》“扼腕顿足，不暇为我友悲，而为民国前途放声一哭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退让，没有按姚光的愿望“长驱逐北捣燕支”，以致养虎贻患，深感痛心，其《伤心》诗曰：“为虺弗摧终贻戚，我谋不用复何论。伤心往事都成梦，晦冥乾坤且闭门”。时军阀纷争，“烽火满天下”，深感“回天无力”，但他仍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重整乾坤终有日，临江击楫志澄清”（《津浦归途作》）。民国14年（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共产党人李一谔等在张堰发起召开“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姚光亦参与活动。在国共合作时期，姚光经常为李一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提供活动场所，资助活动经费。民国15年（1926年）北洋军阀军经过张堰，他还亲自带头清扫街道，迎接北伐军北上。民国13年（1924年）5月以后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民国16年（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实行“清党”，聘姚光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拒不就任。从此对国民党政治采取消极态度，致力于家乡建设。

早在民国6年（1917年），他就参与筹备开浚县骨干河道张泾河，担任财政管理员，不论筹集资金、组织民工、商借机器，他都亲主其事，自己捐款为张堰全镇之冠。民国12年（1923年）以后又继续开浚沈泾、小桥河、东市河、山塘、旧港、惠高泾等。民国9年（1920年），家乡饥荒，米价腾贵，他组织平粜，将家中存米250石捐作平粜，售出之款再购米平粜，转辗共平价粜米达1000余石。民国14年（1925年）还接替姚贞甫主持张堰济婴局。他更关心家乡教育事业，认为女子也应同样受教育，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与高旭、何宪纯等创办张堰钦明女校，任文史教员，并自编《金山乡土地理教科书》。民国13年（1924年）积极参加创办松青金等七县女子师范学校。次年（1925年）10月，又与高君定、高君介、何宪纯、曹中孚等创办张堰图书馆，并任馆长，馆内开支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均由姚光负担。民国21年（1932年）重印正德《金山卫志》，由姚光作《跋》，指出金山卫地理位置的重要，“得之足以前控大海，后扼浦江；失之则沪茸西浙非我有矣。……近者倭人寇我淞沪，倘在彼不得逞志，必云扰沿海，而卫当其冲，不知为政者何以为御敌之计也？”5年之后，日本侵略军果然从金山卫登陆，卒应其言。家乡沦陷前，他还担任金山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金山民众组织委员会征募处救济股长，积极在宣传上、物质上支持抗战。

家乡沦陷后，姚光蛰居上海孤岛，常与爱国人士砥砺情操，切磋文史。并与在沪同乡组织金山旅沪同乡会，任监事。同时致力于《金山艺文志》的编著，此书自民国8年（1919年）开始，持续编写，历20余年之久，终于完成这部巨著。但未及刊印，民国34年（1945年）患腹膜炎卒于上海。

姚光一生著作不断，著有文集《总角文存》（1902～1906年，已佚）、《复庐文稿》（1906～1923年）、《复庐文稿续编》（1924～1937年）、《复庐文稿三编》（1938～1945年）、《金山卫佚史》（1912年）和《金山艺文志》、《读书札记》、《倚剑吹箫楼诗话》、《闲情偶笔》、《怀旧楼丛录》等，诗集《荒江樵唱》（1904～1910年）、《倚剑吹箫楼诗》（1911～1942年）、《浮梅草》（1909年）、《续浮梅草》（1915年）等。2000年由姚昆群、昆田、昆遗合辑《姚光集》，2007年，《姚光全集》作为《国际南社丛书》之一,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姚光散文学韩愈、欧阳修，胡朴安评其文曰：“简洁明净，得韩之骨，而无学韩者之粗厉；得欧之神，而无学欧者之沉晦。三十年来石子之于文猛进而不已也”（《复庐文稿序》）。高燮读《复庐文稿》后为作《弁言》，称“卷中各稿，大抵多经余浏览而手润者。余学不加进，而甥文遽尔斐然”。其诗均发自性灵，不拘泥于唐宋派别。其为诗“多于酒后梦醒之余，吹箫说剑之顷，晓风残月之外，山光波影之间，闲吟低唱，忽然而得之”，尝作《论诗》绝句云：“作诗无用分唐宋，独写情怀真性灵，我是天机随意转，荒江樵唱有谁听。”

姚光一生嗜书，自称“书淫”，并刻有“书淫”藏书印章，为江南著名藏书家之一，随时搜罗各种文献古籍，更重乡邦文献，根据经济条件，由近及远自一邑而全郡、全省，每有所获，虽耗高价亦在所不惜，积累至三百箱数万卷之多，其中不乏稀世珍本和孤本、善本。江安傅阮叔因其藏书之富，曾赠以“书林猗顿君山富，福地琅环石室严”对联。（姚曾拟筑一石室以藏书）。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金山卫登陆，其藏书除一部分在沪寓所外，损毁不少。对劫后藏书，又刻一印“历劫不磨”，并继续在沪收购，并盖以“姚光劫后所得”之印。至其逝世时尚有图书5万余册，1950年5月由其后人昆群、昆田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存上海图书馆。陈毅市长曾撰文予以嘉奖。

姚光藏书主要为其读书、著书服务，自称是“藏书者之藏书”，又是“读书者之藏书”，亭林周迪前更称其为“著书者的藏书”。其著作、编辑、校勘、刊行的书籍亦多为乡邦文献。早年曾编《云间诗征》、《金山文征》（未刊，手稿已佚）。宣统元年（1909年）以后，先后校勘编印明末几社首领陈卧子《安雅堂稿》（1909年与高燮、闵瑞芝合印）、《王席门先生杂记》（1910年）、《姚氏遗书志》（1911年）、《姚氏摭残集》（1911年，以上三种均为抄本未印）。《徐闇公先生残集》（1912年，未印，后纳入《钓璜堂存稿》）、姚前枢、前机的《金山姚氏二先生集》、姚铁梅《一树梅花老屋诗》（1918年）、《重辑张堰志》（1920年协助姚贞甫编）、姚盟梅《盟梅馆诗》（1924年，姚盟梅为姚光之妹，出嫁时为其刊印）、明末几社巨子徐闇公《钓璜堂存稿》20卷（1926年）、张文虎《舒艺室全集》（1928年与高燮合印）、顾观光《武陵山人遗著》（1928年与高燮合印）、《顾千里先生年谱》（1930年）、《钱汪两先生行述》（1932年）。何元朗、何叔皮合集《云间两何君集》（1932年）。此外尚有张文虎《舒艺室两种》、顾观光《武陵山人制艺》、《重辑朱二垞先生文存》编成于抗战时期，不及刊印，原稿已佚。

民国24年（1935年）与丁迪光、王杰士等发起组织金山县鉴社，编辑出版了第1、2期（即民国24、25两年）的《金山县鉴》。为保存乡邦文献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