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栋（1853—1929），男，汉族，上海嘉定南翔人。字子梁，号东木。近代著名地理学家、外交家、藏书家。

咸丰二年（1852）正月十八日，姚文栋出生于南翔。姚文栋15岁中秀才，以后应乡试未成，乃纳资捐官，两次以参赞身份出使日、英等国，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缅甸勘界委员，出入多位公使、督抚门下，参与机密事宜和重大外交活动。嗣又任山西侯补道，光绪末为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1906年11月任上海佛教协会会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议董、上海城内地方公益研究会会长、西北城地方自治协会干事长等职务。1881年曾出使日本，继又调赴俄德等国作随同办事，周历东西两洋，熟悉外部情形。1891年6月任二品衔直棣候补道、查探印缅商情及滇缅界务，并绘图记载。嗣又任山西侯补道。平日讲求洋务。1902年3月为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期间，正值山西大学堂筹建不久。他为学校基本建设，职工聘用，招生上课，做了不少的工作。富于著述，家有“昌明文社书库”、“读海外奇书室”藏书楼，藏书至16万卷，日、朝文献颇多。光绪七年(1881)出使日本期间，曾经到日本橡木县手抄《皇侃论语义疏》古书，今存南京图书馆；又从日本购回《分门琐碎录》、《周易单疏》等宋本珍版书，今存上海图书馆。搜罗上海地方文献、乡贤著述颇富，如收藏有王昶、王韬、钱大昕、张文虎等人稿本。姚氏晚年寓居南翔，藏书大部分毁于“八·一三”日寇战火。

姚文栋的曾祖父姚秉衡居上海县，是有名的“堪舆”即风水先生。姚文栋的祖父姚锡嘏，字春舲，擅长经商，喜欢置地买田，他在嘉定鸡鸣塘北、横径葛浦一带，有田产三四百亩，在昆山租田一百余亩。清咸丰九年（1859），姚文栋的父亲姚元滋参加江南乡试，中了举人。

姚文栋的家庭，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但姚文栋成长的年代，却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出生之时，英人攻陷吴淞；1854年，三岁时，太平军占领南京，上海小刀会同时起事，举家避南翔；1861年，九岁之时，捻军蠢动，太平军攻陷苏州、松江、嘉定，攻抵上海，姚文栋举家避难浦东；1864年，清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姚文栋一家迁回南翔，重建祖宅，安定下来。可以说，他的幼年，是在不断躲避战乱中度过的。

姚文栋13岁应县试，“名在百外”；14岁应府试，“名在五十余”；15岁中了秀才。随后，姚文栋先后进入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师从刘熙载、俞樾。他远离科举，接触西学，学习刻苦，系统学习了地理、算术等实用知识。在上海龙门书院，姚文栋与祁兆熙、张焕纶3人以涉猎新书、留心时务、有意经世、无意举业闻名。他们阅读了许多海外译作和国内著名学者的重要地理论著，这为以后姚文栋精通边疆地理打下了基础。

清同治十年（1871），姚文栋的父亲姚元滋“大挑”到浙江富阳任县令。所谓“大挑”，是清代除科举考试外，由主考官面试，选拔官员的一种途径，一般要求为长得一表人才、威武帅气，以及口齿伶俐。姚文栋也跟随父亲来到杭州，进入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师从著名学者俞樾。清光绪元年（1875）姚元滋卒于杭州，姚文栋回到嘉定继续读书。此外，有一则记载能够说明姚文栋读书之刻苦。其子姚明辉所作《姚文栋年谱》记：丙子冬，避嚣居嘉定，僦宅于练祁江上者二年有余。临江高楼数楹，予与子让读书其中，昼常谢客闭门，夜则灯火荧然，更深不辍。隔江行人指以相告曰：此姚家兄弟读书灯也。“姚家兄弟”，就是指姚文栋、姚文枏（楠）兄弟。

清光绪四年(1878)，湖南巡抚、嘉定人王文韶进京，调任兵部左侍郎、军机处行走，还担任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姚文栋来到京城，在同乡王文韶家做了两年塾师。期间，王文韶发现了姚文栋的才华。姚文栋在王文韶家完成了《筹边论》《西陲荟要》等边疆地理名篇。他对边疆情况了然于胸，对列强分析允当，对边患一清二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筹边论》，共九篇：《论俄罗斯》《破庸人之论》《论东北边防》《论正北边防》《论西北边防》《论西南边外英法两国》《论日本》《论储养边才》《论江防海防》。其文章指出了当时中国边疆存在的重大危机，希望以此唤醒国人，高度重视边防、海防，警惕日、俄、英、法。

出使日本国

1882年，黎庶昌出任第二任驻日公使。经由王文韶大力举荐，年30岁的姚文栋出任“使日随员”，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也有一说，黎庶昌从欧洲回到上海时，读到了姚文栋的《筹边论》，十分欣赏其学问、文才和抱负，认为驻日使团需要这样的人才，便邀请他同行。姚文栋驻日本六年。期间，他了解日本国情、广交日本朋友、研究日本历史，对日本的风俗、人文、地理、政令、兵力布防等进行了详细考察，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日本的书籍，加深了国人对日本民俗和地理的了解，为我国防御日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成为清末著名的“日本通”。在日本，公务之外，姚文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日本地理。有人猜测，“随员”或许只是他的公开身份，清廷或王文韶派他到日本另有任务——搜集日本情报，“益究当世之务”，他在一封信中曾说：“由来，文栋前受命研究日本地理，以报告总理衙门……”由此，姚文栋有一个完成二十二种“日本研究丛书”的庞大计划，籍此增进中国对日本作全面的了解。他曾发表《东槎二十二种目录》，将丛书分为五类：文学十种、历史五种、地理三种、经济三种和军事一种。姚文栋完成了九种，出版了八种，即：《日本志稿》《琉球地理志》《日本地理兵要》《重九登高诗》《日本会计录》《中东年表》《墨江修禊诗》《海外同文集》《归省赠言》。《日本志稿》将日本各藩的地理志加以中译和编辑而成。《琉球地理志》辑译日本官方及民间有关琉球的著述。《日本地理兵要》以日本陆军省编的《兵要地理小志》为蓝本，再参考航海记录等有关文献，尤以记述日本海岸线的形态资料最为详细。该书绝不是一部普通的地理志，它是一部为了今后用兵日本、图谋收复琉球而作的“战略大纲”。姚文栋在《答葛子源书》明白地说，编《日本地理兵要》“鄙意是要规复琉球”。他在《予胡虎臣兵部书》又云：“文栋窃不自计，广寻其国之图籍，以译辑《地理兵要》一书，以供他年筹策之助。”深入观察日本后，姚文栋认为，日本野心巨大，是今后中国之大患。姚文栋认为：“日本处心积虑，窥伺甚深，断不可因其同文之国而深信不疑，亦不可因其国小而以为无足虑也。”他将日本比喻作骄生惯养的野孩子，胡作妄为，实在需要“教训”。他在《与胡虎臣兵部书》中说：“日本，可以譬为孩提之童，特恩而胡为相似，故若不用优楚（鞭子），不惮改。”他又说：“今俄耽耽于北，将来在乌里雅苏台等处，必将有几次大战。至时，我国当倾全力从事于北边。日本在肘腋之间，将来乘虚窥伺，尤可忧也。”他认为，谈判是徒然的，唯有实力才能解决问题，主张对日用兵，“现在是与其讲道理，不如讲势力的局势了。且愿凭万国公使来樽俎之间折冲之，但已做到舌破唇烂亦无效果。”姚文栋也提醒，海军攻日的大忌是只攻西海岸，此正是元朝蒙古大军二度攻日失败的主要原因。攻日的正确方法应为：包围日本海岸线，从四方八面展开攻击，使日本防御力分散，不能兼顾各方。此外，他还提出，攻日的上策是将日本并吞，使它成为中国的屏障；中策是用军力向日本示威，使它不敢再跋扈。他甚至还规划了进攻日本的具体路线：1、自朝鲜南下占据对马和歧壶等岛屿；2、自长崎南绕，北夺佐贺关；3、自珲春图江出兵占箱馆(函馆)，再南下横滨；4、在新泻登陆，进兵东京；5、自福建、台湾出兵，先占鹿儿岛，再从鹿儿岛西上长崎或派兵攻东京。姚文栋编译的《日本地理兵要》是近代中国人最早翻译的日本地理著作，书成之后，姚文栋呈总理衙门，张佩纶十分欣赏，命刊印分送各省。《日本会计录》收集了日本的财政顶算、收支和国债等统计数字。《中东年表》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对照年表。《墨江修禊诗》是姚文栋在光绪九年(1883)出席一次诗会后辑成的诗集。《海外同文集》收集日本文人的二十四篇文章。《归省赠言》辑录了姚文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回国探望母亲时，日本友人为他而作的送别诗四十一首。

收集中国古籍

在日本，姚文栋还看到了许多中国散佚的古籍。于是，他通过征集、购买、友人赠送的方式，大量收集。姚明辉在《姚文栋年谱》中记载：“先府君在日本既印《经籍访古志》，又搜古书，得古钞、古刻多种，后在天津遭拳乱，毁失大半，其存于家者略录其目如后：日本大永享禄问钞本《周易王弼注》六卷，日本元龟天正钞本《孔颖达疏》十四卷……”从书单可以看到，姚文栋所收集出版的，有《尚书》《毛诗》《礼记》《论语》《黄帝内经》等中国传统经典书籍。

墨堤雅会

清光绪九年（1883）四月九日（阴历三月三），姚文栋效仿中国古代的“兰亭集会”的故事，在墨堤植半楼的一室，招待日本客人，开修禊诗会，兼为小野湖山庆祝七秩高寿，众人喝着清酒，吟诗咏赋。

这种诗会，每月一次。姚文栋也结识了森春涛和其子槐南，永坂石棣、关根痴堂、桥本蓉塘等日本文化名人，被日本文人称为“梁词宗”“大文宗”。

姚文栋与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片山潜（1859-1933）还有一段师生情谊。片山潜是日本学者罔千仞的学生，听闻姚文栋盛名，前往清国驻日公使馆拜见，姚文栋热情款待了他。片山潜还拜姚文栋为师，并请赐字。姚文栋为片山潜取字曰“深甫”，片山潜感激涕零。《海外同人集》收录有片山潜二封《上姚使君书》，其中说到：“今潜蒙阁下撰字，潜之荣亦大矣。潜闻人之称阁下者曰：阁下天资英迈，博闻达识，文章学问，冠绝一世，尤长于外国之交际，好议论五洲之大势。今受国命，驻扎我邦，玉帛周旋，能使本国重于九鼎大吕。暇则与我巨公名流文酒会合，笔阵纵横于樽俎之间，是故我邦文学之士，苟被阁下容接者，咸有登龙门之称。”姚文栋归国时，日本友人争相送别，纷纷作诗填词，表达惜别之意。《海外同人集》即是日本友人致姚文栋之信函题跋集。

出使欧洲

清光绪十三年（1887）秋，姚文栋随洪钧考察欧洲国家，这是清廷首次公派官员考察欧洲。

洪钧考察团曾向太后慈禧报告：“看中、欧形势而言，欧洲多事，则中国稍安。有见识者以为不出十年将发生欧洲战事”，并建议朝廷“修明政事，讲究戒备”。

广东文人、受聘担任柏林大学东语学堂教席的潘飞声（1858-1934）有一首词《金缕曲·德兵合操日》，注为“姚子梁都转命车往观，柏林画工照影成图，传诵城市，都转征诗海外，属余为之先声”，全文内容为：

图画人争买。是边城，晶球摄出，陆离冠盖。绝域观兵夸汉使，赢得单于下拜。想谈笑，昂头天外。渡海当年曾击揖，斩鲸鲵，誓扫狼烟塞。凭轼处，壮怀在。列河楔饮壶觞载。有佳人，买丝绣我，临风狂态。请缨上策平生愿，换了看花西海。只小杜，豪情未改。自笑封侯无骨相，望云台，像绘君应待。敲短剑，吐光彩。

潘飞声与姚文栋过从甚密。该词的“注”中，姚子梁即姚文栋，意思为姚文栋前往观看德国士兵操练，被摄影师拍下，“传诵城市”可能是指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词文中，“画工”指摄影师；“图画”指照片；“晶球”是照相机；“买丝绣我”借李贺《浩歌》“买丝绣作平原君”句，以古人刺绣为像，代指照相机拍照；“绝域”指德国；“汉使”代指清廷驻德使臣；“单于”指德国皇帝。在欧洲，他们还看到了“架菲”（咖啡）、“胡床”（沙发）、“植槽声”（歌剧音乐）、“湘弦”（洋琴）等不少西方新事物，眼界大开。

边防贡献

清末，中国外患日重，边防告急，沙俄蚕食我国北方，日本窥伺朝鲜东北，英国由印缅而侵滇藏，法兰西经越南而谋滇粤。

姚文栋忧时爱国，敏锐地观察到西方列强对中国东北、新疆、西藏、云南、蒙古的领土野心，分别著述，讨论解决之策。他提出，防俄为重，重视海防和东北、西南、西北边防，并提出储养边才的计划。

姚文栋关注中国边疆地理，了解海外各国情况，研究边防策略，并非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而是注重实践。

1891年，姚文栋使欧结束准备回国。此时，恰逢中英即将开始中缅边境划界谈判。中方探得英印政府已派人分两路沿云南边界考察，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大臣薛福成担心一旦英人勘察完成，熟悉边界情况，就会要求开始谈判。而我方则缺乏准备，谈判必处不利地位。

于是，当姚文栋离开巴黎时，薛福成立即委托他寻访印缅商情及滇缅界务，并要求据实报告薛福成本人以及时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以备他日谈判之用。

姚文栋立即出发，用脚步丈量国门、查勘边界，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利益。过程中，他揭露腾越总兵张松林贪污受贿、阳奉阴违，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径，招致记恨。谈判中，他不断向王文韶上书，力争我国权益，引起英方忌恨。英国驻华公使还威胁说，不撤姚文栋，不进行滇缅划界谈判。但后来签订的条约中，英国归还了铁壁关、天马关、野人山等地，清廷保住了西南边境的屏障。而索回的领土，均依据姚文栋所提供的资料和地图。薛福成还根据姚文栋关于印缅华侨的调查报告，向清廷建议设立仰光、加尔各答领事，保护华侨利益，后来均付诸实施。

但令人惋惜的的是，清廷最终也迫于英国压力，致电云南，责成姚文栋辞官回乡。云南巡抚谭钧培奏请姚文栋回籍的理由是修祖坟：“……臣查姚文栋经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委任，查看印缅商情及滇缅界务，远涉重洋，历经烟瘴，考核精细，艰苦备尝，留滇以来，历次差委均无贻误，兹既据该员禀请回籍修墓，查无经手未完事件，自应准其销差离省。”姚文栋不得不回沪。这年冬天，参加会试的云南举子聚集省城，知道情况后，公论沸腾，沿途护送姚文栋。腾越边民还撰写了《野山谣》，刻碑立于腾越边境。碑文云：贤哉姚君，虑吾边陲，防山固圉，民实赖之。与公为敌，厥为英夷，积惮生忌，间之京师。亦有内奸，彼何人斯，武则总兵，文则藩司。厚禄是糜，高位是尸，与公为敌，是曰非宜。吁嗟姚公，志在拯时，厥功未竟，厥名四驰。贤奸不并，振古若兹，吾民无福，奚为怨咨。

晚年作为

姚文栋回到家乡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筹备孔教会。

1894年至1895年，姚文栋在南翔发起组织经学会，邀请苏州、松江、太仓的学者，每月一次集会南翔，“以公海外之国，其教养诸善政，往往能暗合于经，拟合海群儒，大明于世。”经学会以读经传经为名，实为传播维新变法、救亡图强的思想。

1896年，姚文栋在京数次谒见军机大臣翁同龢，深得器重。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上海姚志梁（文栋，年四十五，二品顶截直隶道员）来见。此人龙门书院高才生。……曾随使日本、俄、德，又勘云南与缅甸边界，著《勘界记》者也。文秀而议论正，欲以《周官》法参西人教养之术，有心哉。”

1898年“戊戌变法”时，姚文栋被光绪皇帝选为“懋勤殿十友”之一。当时姚文栋在学界声誉颇隆，北方学者尊其为“姚黄浦先生”。

此间，姚文栋对创办京师大学堂上《京师学堂条议》，积极建言献策：“东西洋各国都城，皆有大学堂。……盖以京师首善，四方之所则效，万国之所观瞻，故规模不可不宏，而教法不可不备。”1902年，姚文栋担任山西大学堂督办。1906年，他创办江苏第一所图书馆。

姚文栋晚年寓居南翔。1907年，任上海城内地方公益研究会会长。在一次演讲中，他历数中国海权、沿边疆土、国内路航权、商务权、教育权等，先后被西方列强控制的状况，声泪俱下，指出再不实行抵抗，更难于自立。

清宣统二年（1910），姚文栋在南翔创设同仁施医局，为贫病者义务治病。此后，城区、曹王、黄渡都开设义诊，有的也免费给药。

辛亥革命后，姚文栋“闭户寂处，不改正朔，不弃发，不废衣冠”。袁世凯网罗清遗老欲招之，姚文栋身穿清朝朝服，峻拒之。姚文栋曾为《明代遗民诗咏》卷首题词，言明其虽生犹死之态：“鹤化恨今迟，八六年戴发归泉，碑碣犹题清处士。鹃啼悲路回，三千里忠魂绕阙，衣冠不改旧遗民。”

他反对拆除上海县城城墙，而时任上海市政厅议事会议长、其弟姚文枏（楠）却力主拆去城墙。双方意见针锋相对，时人戏称“兄弟阋于墙”。

姚文栋一生留心典籍，富收藏。家里建有“昌明文社书库”“读海外奇书室”，藏书达十六万卷之巨。其藏书有三大特色，一是中外地理图书；二是流传于日本、朝鲜的众多珍贵中国古籍，如《论语义疏》《周易单疏》《分门琐碎录》等；三是上海乡贤著作，如钱大昕、王昶、顾观光等人的著作或稿本。可惜姚文栋位于南翔寓所的藏书，毁散于“八、一三”日寇炮火。

1929年8月，姚文栋病故于南翔。同好私谥“景宪先生”。

姚文栋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与地理研究，编有《西陲荟要》、《增订北徼汇编》、《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塞外金石记》、《海运汇编》、《俄约汇编》等，著有《东槎杂著》、《云南勘界筹边记》、《琉球地理志》、《筹边九论》、《东北边防论》、《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国志》、《海外同人集》等。

清光绪六年（1880年），将近而立之年的姚文栋，受命担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姚文栋到日本后，他广交朋友，与日本朝野人士广泛接触，切磋汉学，讨论世界政局，希望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并用心观察、探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姚文栋很快发现日本政府的图谋不仅是对朝鲜，也指向中国。于是，他特别注意日本政府中好战的武士、政客集团的言论活动，千方百计地收集有关情报。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1882年8月1日），他获悉日本将于七天后在朝鲜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便立即向黎庶昌作了禀报，请黎紧急密电国内，采取措施。当时，朝鲜是清帝国的属国，在朝鲜驻有清军，日本自签订《日朝江华条约》后，也在朝鲜驻有军队。清政府接报后，迅速部署，至日军行动前半日，清军已控制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二十五日（8月8日），日军见按计划行动一无胜算，只得悻悻作罢。

姚文栋还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希望“印给外海水师各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是甲午中日黄海之战前11年。

姚文栋在翻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全书的同时，还在卷首进行战例分析：元朝进攻日本，专攻其西，日本得以全力防御一方，因而得胜。他还引用了日本历史学家赖襄的话“元幸自一面来耳，若自四面来，扼吾要喉，断吾粮道，杜绝吾兵之策应，其祸岂可胜言”，认为“此诚破的之论，兵家舆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如在分析对日作战的两条海上攻击通道时说：一条是“上海历长崎、神户而达横滨”，“自长崎至神户者必经濑户内海。其间岛屿棋布，节节可伏，且一入下关口峡，彼若以兵绝吾后路，则能入而不能出，皆犯兵家所忌。故用兵时，此道不复可行”。另一条是“自香港至横滨，即彼所谓南洋，一水汪洋驶行无阻，可以直捣浦贺，进逼品川，东京、横滨皆震动矣。此正道也。”对日本陆上的战略要点姚文栋也叙述得十分清晰。

中根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中没有对本国军队的记录，而姚文栋收集记录当时日本陆军步、骑、炮、工兵各营驻地及人数以及军、师管区、近卫军、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军的人数，依我国地方志之体例编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中，还针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海军舰船逐一记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警频仍，外患日重，俄国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缅而规滇藏，法兰西经越南而谋滇粤。边疆学、外交学成为经世学，成为许多忧时爱国之士着力考究的对象。地处中西交涉前沿、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涌现了一批这类人才，姚文栋在边疆学和外交学两方面，都有学术建树和重要实践，在晚清也是声名卓著者。姚文栋是晚清著名边疆学专家，在其名著《筹边九论》中，有一整套御侮固边的理论和策略。

姚文栋出生、成长的上海，是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汇集点。在他出生时，上海已有英、法、美三个租界，这些租界受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保护，成为中国主权受损的象征。在他青少年时期，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连发生。愈演愈烈的内忧外患给姚文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很早就树立了经世致用、为国效力的远大志向。写于光绪六年的《述怀诗》云：

“何事奔波到蓟州，旁人错认为身谋。书生心事不如此，愿为苍生作马牛。”

“六年江左闭门居，饱读人间有用书。更历长途访民隐，为防儒术尚迂疏。”

他究心于经世之学，尤重边疆地理，其根底是在龙门书院打下的。龙门书院创办于1865年，由上海道台创办并负责，为上海县城最高学府。书院以研治传统学问为主，推崇经世之学。在书院里，姚文栋与祁兆熙、张焕纶三人以涉猎新书、留心时务、有意经世、无意举业、不囿旧域、博求远方的不进秀才闻名，阅读了许多海外译作和国内著名学者的重要地理论著。这三人在晚清均有令誉。祁兆熙以通洋务著称，曾于1874年率幼童30人赴美国留学。张焕纶为著名教育家，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新式小学，并担任南洋公学首任总教习。姚文栋则以精通边疆地理学著称。盛宣怀之父盛康欲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向他讨教边疆地理的问题。他列举了他曾经购买、抄写、熟读的一批时人著述，包括魏源、徐继畬、姚莹、张穆、何秋涛、冯桂芬、薛福成等人研究边疆地理、海防塞防的重要著作，松筠研究西藏、新疆的论著、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何璟的《论台湾兴革事宜》、黄懋材的《论南洋形势》和研究西南边外舆地山川风土民俗之作、李云麟的《西陲述略》等，条分缕列，尽出腹笥，充分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精深造诣。

光绪初年，俄、英、法、日在中国四周不断挑起争端，边疆危机频频发生，这极大地刺激了姚文栋，促使他研究中国与俄英法日等国关系。他在边疆地理和海防塞防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策略。1880—1881年间，他利用在北京王文韶等人教家塾之暇，编写了《西陲荟要》、《增订北徼汇编》、《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塞外金石记》、《海运汇编》、《俄约汇编》等边疆地理书，后被收入《春明十二种》。其中最著名的是《筹边论》。

《筹边论》共九篇：论俄罗斯；破庸人之论；论东北边防；论正北边防；论西北边防；论西南边外英法两国；论日本；论储养边才；论江海防。姚文栋子姚明煇认为，他父亲壮年（30—50岁）事业本此九论，乃一挫于张荫桓，再挫于袁世凯，迄未成功。

姚文栋是才智过人的高级幕僚，出入多位公使、督抚门下，参与机密事宜和重大外交活动，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求学时代，他曾受教于龙门书院刘熙载、求志书院钟文蒸、诂经精舍俞樾门下，诸人都是一时名儒。他博采众长，自出胸臆，不拘一门，形成了汉宋兼采的特点。他以宋学明心见性、砥砺气节为根底，以汉学实事求是、缜密考证为入手功夫。两相结合，使他既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又有扎实的学术根基。（出自《略论姚文栋边防思想及实践》论文）

眼观欧亚识时势，

心系维新显智能。

举目熟悉印缅景，

低头掌握日俄情。

昨驰台北佐唐首，

今赴基隆抗日军。

参与戊戌变法事，

为求华夏速繁荣。

这首诗，是姚文栋所作，高度概括其一生：出使日欧，认识世界；翻译书籍，研究日俄；热心洋务，参与变法；勘界滇缅，忧心边疆；赴台抗日，维护主权。而他这一生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使大清国迅速摆脱积贫积弱、受人欺辱的局面，以求中华民族繁荣复兴。（出自《嘉定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