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省兴国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史理学创始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其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中国史学、目录学界，以忠诚正直，学有创见而享誉。著《目录学》等书16部。抗日战争期间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组织师生战地服务团，亲赴前线，1942年在新干县与日寇搏斗中英勇牺牲。

1925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拜梁启超为导师，以“章实斋之史学”为题进行研究。1928年6月，经由导师梁启超、陈寅恪、李济、吴宓等人考察成绩，认为及格，授予毕业证书。（按规定，学生在国学研究院时限为一年，成绩优良者可申请留校继续研究。在国学院短暂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时间最长者为三年，共有三人，姚名达就是其中之一）1929年3月，姚名达南下上海，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1934-1937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法教授，从1926年至1937年已成书出版的著作有十六种，为我国史学和现代目录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在江西创办，校长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研究教授。1942年6月，日军侵扰浙江金华、江西上饶一带。为了鼓励士气，动员民众，姚名达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并被选为团长，率全团3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在新喻、峡山、新干等县组织了青年战地服务团。

1942年，浙赣战事发生，姚名达奋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编印了《战争服务特刊》，发表发刊词和《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并率全团开赴抗日前线。1942年7月7日，姚名达率领了十几名团员，准备从石口渡过赣江。到石口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这时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姚名达大声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军打斗起来。他从日军手中夺到了枪，正准备上楼占据有利地势，一个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中枪倒地，另一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爱国教授姚名达就这样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终年37岁。

胡先骕在纪念姚名达殉国一周年时，曾高度赞扬他“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2002年3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为姚名达殉国六十周年题辞“抗战捐躯教师第一人”。

姚名达祖父姚德源，是一位以种菜撑船为业的劳动人民。姚名达父亲姚芳权，字舜生，通经史，工诗文，学问渊博，是光绪年间兴国县学庠生。家中只有几亩薄田，但有几百部经、史、子、集等古籍。姚名达出生于这样一个穷苦读书人的家庭，成长于一所具有美好读书环境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他自幼思想缜密，见解卓越，治学勤奋，尤好研究史学和目录学，所贡献于史学和目录学者亦至巨大。

姚名达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拜梁启超先生为导师，恳求他指导自己进行研究，并表示自己亦愿尽力于学。梁启超见他年龄最小，又能笃志力学，十分喜爱。因问他意趣如何？名达说：“愿下最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非待是书籍成以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梁启超闻言，认为其志可嘉，遂乐为指导。

梁启超当时所讲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姚名达与同学周传儒等人根据梁的演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姚名达由于导师梁启超循循善诱，治史意志益坚，乐而忘身。按照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规定，一年应予毕业，授予证书。但他不忍离开导师梁启超，更不愿抛弃自己的专题研究工作，遂留院从事研究工作三年，作《章实斋史学》专题的研究。

1928年6月14日，姚名达肄业清华国学研究院已三年期满，经由导师梁启超、陈寅恪、李济诸人审查成绩，认为及格，授予毕业证书。

姚名达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不久即南下，应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聘请，担任编辑和特约撰述。同时从事访书、编书、教书等工作，对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概括起来说，约有三方面：

（一）中国史学史；

（二）中国目录学；

（三）中国史学理论。其史学思想是精湛的，著作是宏富的。

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

1923年6月在省立赣县中学毕业后，勉从父命学医，但内心多不愿，而实喜好研究文学。后听从友人劝告，乃毅然弃医，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攻读，直至毕业。

1925年7月与王力等38人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拜梁启超为导师。

1934-1937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法教授。

从1926年至1937年已成书出版的著作有十六种，为我国史学和现代目录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8年6月，经由导师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人考察成绩，认为及格，授予毕业证书。

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创办，校长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研究教授。

1942年6月，日军侵扰浙江金华、江西上饶一带。为了鼓励士气，动员民众，姚名达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并被选为团长，率全团3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在新喻、峡山、新干等县组织了青年战地服务团。

1942年，浙赣战事发生，姚名达奋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战地服务团”，编印了《战争服务特刊》，发表发刊词和《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并率全团开赴抗日前线。

1942年7月7日，姚名达率领了十几名团员，准备从石口渡过赣江。到石口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这时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姚名达大声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军打斗起来。他从日军手中夺到了枪，正准备上楼占据有利地势，一个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中枪倒地，另一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爱国教授姚名达就这样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终年37岁。他成为为抗日捐躯教授第一人。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

姚名达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现为江西师范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全面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撰写了中国史学家系列年谱丛书，开创了史理学新学科，成就颇著。

姚名达对于史学史的探讨，始于章学诚，并以此为中心，延伸到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而且写出了其社会交往并反映出时代特点。连续两次撰写的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尤其是《中国目录学史》一书，资料详备，源流清晰，使目录学成为一把做学问的钥匙。凡此诸作，均体现出鲜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后人珍视。

《中国目录学史》书是作者的代表作，写于1935-1936年。1936年初版，1957年重印时，附有王重民作的后记，对原书进行订正，并对若干问题作了补充与说明。作者认为，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因此，该书不以时代为序，而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等篇，“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详尽阐述了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并概括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图书分类编目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目录学发生的变化。全书贯穿着作者的目录学观点，即认为目录学是“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专门学术。他在结论篇中指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特点是重分类而轻编目,强调撰写解题而忽视编制索引。他主张统一分类,编制主题目录，使寻书之法易学易做，目录学成为人人共知的常识。该书史料丰富，有独到见解，是一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目录学》(1934)，分原理、历史、方法3编共20章，内容比较系统全面；

《中国目录学史》(1936)，为其代表作，全书分叙论、溯源、分类、休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编，详细论述自古至抗战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也介绍了西方图书馆编目理论与方法输入中国后的成就(1957年重印时，附王重民后记)；

《中国目录学年表》(1940)，该书上起秦代，下迄民国，考订排比目录学史事，以补《中国目录学史》按专题分写之不足。

《刘宗周年谱》

《程伊川年谱》

《邵念鲁年谱》

《朱筠年谱》

近代学术史上的姚名达

姚名达对于史学史的探讨，始于章学诚，并以此为中心，延伸到其师朱筠，以及邵念鲁、刘宗周、程颐等浙东史学诸著名学者的探讨，撰著了多部年谱，不仅揭示出谱主思想的精华，而且写出了其社会交往并反映出时代特点。连续两次撰写的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尤其是《中国目录学史》一书，资料详备，源流清晰，使目录学成为一把做学问的钥匙。凡此诸作，均体现出鲜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后人珍视。 1946年，历经劫难的清华大学重返北平，校长梅贻琦在主持学校的重建工作时，特别回顾褒扬了抗战期间牺牲的清华校友姚名达等人，誉其“皆足名垂清华史，实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洁琼亲笔题词，称赞姚名达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回眸这位走向抗日战场的教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姚名达的自我选择，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精神的传承，更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姚名达是一位现代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也是一位忠贞爱国的文化战士，又是一位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烈士！

胡先骕在纪念姚名达殉国一周年时，曾高度赞扬他“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江西”。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姚名达教授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明书。

1990年，江西师范大学庆祝中正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的时候，在校园内将湖畔一亭加以改建，命名为“显微亭”，就是为了纪念姚名达教授。姚名达后来弃姓易名为“显微”，这亭的命名，正是来自他后来所用之名

创办女子书店

20世纪30年代初，承“五四”运动后兴起不久的“妇女解放”、“妇女运动”势头，上海出现了“女子书店”这样一家独树一帜的书店，并发行《女子月刊》，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已于1931年停刊，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热心支持妇女运动的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就是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人。

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要从事的妇女工作，并不只是开办女子书店、编辑《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为妇女服务的计划。除了书店和月刊之外，还有女子图书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要同时兴办，并已分头进行，拟好缘起、章程等，并开展工作。

他们发宏愿要为妇女做种种工作，最初萌芽于1929年。当时姚名达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感到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没有为她们所需要的专用图书馆，提供她们需要的知识，因而立志研究妇女史，要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一所女子图书馆。为此，他不断积累有关妇女的史料，购置了几千册的妇女图书，并进行《妇女中国史》的写作。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在炸毁商务印书馆的同时，也炸毁了姚名达夫妇的家。为女子图书馆和《妇女中国史》积累的图书、史料以及写就的部分书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个地摧垮了他为妇女拟做工作的计划。经此重创之余，他心忧的不是家业毁失，而是如何帮助妇女解放的事业，从而产生了要办《女子月刊》，推动妇女觉醒的念头。他把这计划与各地友人函商，虽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议，办刊物先要有书店为发行依托才好，于是又有先办女子书店的决定。所以，办书店的动机源于办月刊，而办月刊之动机则又源于启发妇女民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

女子书店是靠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掏出他们的稿费和积蓄启动的，所以经济力量很薄弱。但他们有许多朋友支持，甘愿放弃稿酬供给他们书稿。就这样，从最初租用圆明园的一个写字间筹办到1932年“九·一八”这天，迁移至霞飞路铭德里8号成立。一年多后，迁霞飞路523号，再后又迁至萨坡赛路219号。

《女子月刊》一度被当局查扣，遭受意外打击，后来出书就寥寥无几，出现困局。这时姚名达在店务、刊务方面担负了更多的事务，并将批发部委任新中国书局代办，但黄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子书店成立3周年刚过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达突遭如此巨大打击，一时无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则启事中所说“心绪不宁”，将《女子月刊》委请封禾子（即凤子）主编，对《女子文库》和女子书店业务，自然也就疏于料理。《女子文库》一时陷于停顿，而女子书店也就似乎渐趋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