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堂记》是宋代文学家
黄庭坚创作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着重阐述了作者对
杜甫诗歌的认识，也是作者
诗歌创作的主张，即“无意于文”。文章虽是说理，反复论说中，有着很强烈的
感情，在申明杜诗之“意”的同时，申明其所以名为“大雅”的缘故。
丹棱杨素翁（1），英伟人（2）也。其在
州闾（3）乡党有侠气，不少（4）假借（5）人，然（6）以（7）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8）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于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9）向余请从亊焉。又欲作髙屋广楹庥（10）此石，因（11）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而告之曰：
由
杜子美来四百年，斯文委地（12），文章之士随世所能（13），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14）者，况家室之好耶！余尝（15）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16）汩没（17）世俗，初不暇给（18）。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19）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
国风》《
雅》《
颂》，深之以《
离骚》《
九歌》，安（20）能咀嚼其意味，闯然（21）而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22）矣；使后之登
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23）矣。
彼喜穿凿（24）者，弃其大旨（25），取其发兴（26），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27）皆有所托（28），如世间商度隐语（29）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丹棱杨素翁，是一位英俊奇伟的义士，（他做事很较真），在当地乡里之间很讲豪侠之气，对待别人的过失，他一点也不肯宽容，但只凭礼义却从不依仗财势（欺凌弱者）而享誉一方。听说我想把
杜甫在东西川和夔州写下的诗篇全部书写下来，刻成诗碑，存放在蜀中喜好诗文者家中，素翁便欣然向我请求承担此事。并打算修一高堂广厦来陈列这些诗碑，于是请我为之命名。
我替此屋取名叫“
大雅堂”，并对他说：“自杜甫以来四百年间，诗风颓丧，文人墨客受当世流俗影响，大都随波逐流，即使是杰出的才俊，其诗作也远未达到杜诗的境界，更不要说那些喜好诗文的一般士子了！我曾经想根据我对杜诗的领会，动笔写几句，但终因整天被俗亊羁绊，没有闲暇时间。（即便我如愿写了），但杜诗的精妙之处乃在
顺其自然，随心所欲，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如果不是广泛地涉猎《
诗经》，熟悉《
国风》《
雅》《
颂》，深刻领悟《
离骚》《
九歌》的人，怎么能咀嚼、理解杜诗的内涵和意味，从而顺利地进入到诗歌创作的正确门径呢？因此，如果青年学子自己去摸索，就会觉得很艰深，很吃力；假如进入
大雅堂的人，能够按照我这个观点去探寻它，就会亊半功倍，省力多了。
那些喜欢穿凿附会的人，抛弃了杜诗的主要精神，一味地在比兴和技巧上
夸夸其谈，认为杜诗中所涉及到的林泉人物、花鸟鱼虫，每一样都有所寄托，有所指代，就像当世很流行的猜诗谜的一样，（一一对号入座），那么，杜诗就毫无价值可言了。”
素翁可把这篇记一并刻在
大雅堂中。后生学子是不可小看的，怎么能料定后之登大雅堂者对这碑上的诗文没有
豁然贯通的人呢！
据史料记载，宋朝眉州丹棱人、被封为“朝散大夫”的
杨素，希望在北宋巴蜀诗坛重振杜甫宏远雅正的诗风，设想在比较闭塞的家乡建设一处标志性的文化建筑，提升当地的文化品位。
杨素的想法与
江西诗派领袖、被贬谪到黔州（今重庆彭水）的
黄庭坚不谋而合。杨素专程请
黄庭坚手书杜甫两川夔峡的诗作，由能工巧匠刻碑三百余方，并在丹棱城南三里高庙沟修建高屋，庇藏所刻诗石。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九日竣工，
黄庭坚为之题名“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以记其事。
这篇文章着重阐述了作者对
杜甫诗歌的认识，也是
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主张，即“无意于文”。“意”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是杜甫诗歌石刻之名为“大雅”的要旨。“无意于文”并非是说
杜甫诗中无“意”，相反，正是要强调杜甫诗中之“意”，而告诫学杜诗者要从“无意于文”而进入。也就是说，学杜诗，不在于文字，不在于声律，而在其内蕴情感，人格精神。学者若能感受，体会杜诗的
情感与精神，下笔自然有神。这就叫“无意而意已至”。
文章虽是说理，反复论说中，有着很强烈的
感情，在申明杜诗之“意”的同时申明其所以名为“大雅”的缘故。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宋代诗人、词人、书法家。字
鲁直，自号
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进士。
宋哲宗时曾任著作佐郎。其诗风格奇硬拗涩，开创
江西诗派，影响颇大。又能词。兼擅书法。有《山谷集》《
山谷琴趣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