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由人民群众参加的推翻第三次桂太郎内阁的政变。亦称“第一次护宪运动”。此次运动表明政党与藩阀合作的1900年体制的崩溃。政党政治已经成熟到可以打破藩阀控制的地步。

大正政变始于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瓦解（1912年12月），中经继之而成的第三次桂内阁和以打倒第三次桂内阁为目的的宪政拥护运动（第一次），而终于第一次山本内阁的成立（1913年2月），历时两月余，内阁三度更迭。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执政期，正值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开始之际。当时，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西园寺政府所采取的不干涉态度，引起了支持清王朝、反对国民革命的山县有朋一派势力的不满。同时，该届政府排除藩阀官僚干涉，整顿行政与财政，以及克制帝国主义性质的外交政策等举措，也加深了与藩阀官僚的对立。明治天皇的去世，更使官僚集团焦虑不安，于是两者的对立之战，终由所谓增师问题而一举爆发。

所谓增师问题，系指陆军鉴于1910年日韩合并后防卫范围扩大，中国的辛亥革命引起形势变化，以及俄国军事运输能力增强等情况，把从前曾被否决的增设两个师团的议案再次提交内阁审议。但西园寺内阁在1912年11月30日的会议上否决了这一议案。翌日，陆相上原勇作向天皇提出辞呈，奏文说陆军不能容忍拖延增师案。日本史上的所谓“大正政变”便由此拉开了序幕。陆军此次滥用帷幄上奏时权弹劾内阁，并在山县有朋控制下拒绝推荐后任陆相，导致了西园寺内阁的垮台（大正元年〈1912年〉12月）。从日俄战争到大正初年，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之间交互执掌政权的所谓“桂园时代”，亦就此出现破绽，政局围绕着后继首相问题而陷入一片混乱。

继西园寺内阁之后，桂太郎第三次出任首相。桂太郎在大正天皇继位之时已入宫担任内大臣兼侍从长，仅仅4个月就弃去内大臣之职，再度出任首相。他上台伊始，即借用天皇诏敕的力量，克制“海军罢工”，要求海军大臣斋藤实留任，其后又几次奏请大正天皇下诏敕压抑民论。他的这种乱发诏敕的非立宪行为导致了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发生。

护宪运动的口号是“打倒阀族”，“拥护宪政”，意在推翻藩阀元老政治，实行政党内阁制。政友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这场政党与藩阀的斗争，逐渐扩大到以知识分子、学生为首的大规模全国性民众运动。《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等率先仗义执言，支持运动。作为实业家俱乐部的交询社也开始拥护宪政运动，并于12月19日（1912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拥护宪政大会，提出“坚决排斥妥协，根绝阀族，以期拥护宪政”的主张。面对声势渐大的护宪派势力，桂太郎亲自出马组织新党，自任党首，企图渡过议会危机。尤为甚者，在1912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30届议会上，他曾三度下令休会，同时还以天皇的名义，向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下达“匡救时届”的敕令。桂太郎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政友会等在野党，1913年，拥护宪政的尾崎行雄等在议会提出弹劾内阁案，痛斥桂太郎内阁“把天皇当做挡箭牌，把诏书当做炮弹，攻击政敌“。民众也因其打乱宫中府中之别，背离立宪政治之常道而愤怒。护宪运动日趋炽烈，民众包围国会后，政府出动二千余名警察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社会骚动向东京、广岛、大阪、神户、兵库等地蔓延。这时，桂太郎想以蛮横手段解散议会。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劝告说：“倘解散国会，则必发生内乱”。桂太郎见大势已去，只好被迫辞职（1913年2月）。第三次桂内阁上台仅两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其后由萨派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和政友会提携收拾了残局。

以上就是所谓“大正政变”的概况。它是明治初年以来的藩阀政府与政党，超然内阁主义与政党内阁主义对立的顶点；也是作为两大势力代表的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及其后继者的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对立的顶点。

纵观近代日本政党政治史，不难看出，政友会的成立和大正政变是两大转折点。政友会的成立，标志着“1900年体制”的形成，是藩阀官僚与政党从斗争到妥协，到有条件地合作的体制；而大正政变，则标志着政党力量日渐壮大，经验日渐丰富，政治性格亦日趋成熟，并开始从与藩阀政府的提携状态中脱却出来，走上了确立自己指导地位的政途，而终于赢得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

大正政变以后的政党政治，同以往的政党政治有所不同。首先，“桂园时代”两大势力代表的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私下授受政权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大正政变之后，历届首相的上台，都改由元老推荐，经元老会议审议，再上奏天皇批准。而且历届内阁也都改变了超然主义立场，积极寻求与政党的合作，甚至以政党的“提携”为上台的条件。这无疑加快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

其次，在桂园时代，政府完全以政友会为与党，政友会以外的政党势力无缘介入政权；大正政变后，宪政会崛起，开始与政友会相对抗，双方轮流作为政府的与党登台。自此，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已初见端倪，1924年至1932年，政党内阁时代的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即以此为预演，标志着政党势力已步入成熟期。

再次，元老自大正政变后完全退居幕后，再未上台组阁。而新一代藩阀官僚逐渐抛弃明治初年以来“官尊民卑”的心理，尤其是经过第一次护宪运动的教训，他们认识到了与政党合作的重要性，而不再固守前期藩阀官僚的超然主义立场，这对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也是一重要的有利因素。

总之，大正政变绝非仅仅是一次政局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它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终于因此而摆脱了伊藤博文设计的轨道（即官民同调的1900年体制），得以在政治抗争中展露头角，并最后执掌了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