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奎，俗姓廖，字恒白，号梦观，泉州人，是元末闽南著名爱国忧民的诗僧。他生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卒年不详。大奎生于元末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空前严酷、阶级斗争和民族关键极其激烈的时代，他的诗文有同情人民苦难生活，歌颂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确是研究元末泉州和闽南社会情况的珍贵史料。

大奎自幼资性聪慧，初习儒学，博极群书，擅长诗文。大奎长大时，笃信佛教的父亲廖休庵居士对他说：“为父学佛不果，今以儿许佛，望儿勿违吾志！”大奎遵从父教，到泉州开元寺当和尚，拜高僧广漩为师。共三历寺职，而至分座秉拂。

大奎“学博识端”，由儒入释，故能贯儒释而一之。他曾说：“不读东鲁书，不知西来意。”泉州开元寺古称紫云寺，大奎曾在寺西筑有梦观堂，故名其所著开元寺高僧传曰《紫云开士传》，所著诗集曰《梦观集》。《梦观集》共五卷，为浙江鲍士恭家所珍藏，今泉州文管会有藏本。

大奎诗似东晋诗人陶渊明，文似唐代古文家柳宗元。昔人评其诗“简严高古，无山林枯槁气”、“气骨磊落，无元代纤秾之习，亦无宋末江湖蔬笋之气”。时人三山（今福州）吴鉴称大奎为“圆机之士”，序其诗曰：“华实相副，词达而意到，不雕镂而丽，屏耕锄而秀”。大奎虽然为僧，但关心国家人民。他有很多政治时事诗，大都写于泉州阿拉伯伊斯兰上层分子发动的“亦思巴奚兵乱”（1357-1366年）之前，深刻地反映了元末泉州的政治经济情况。

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年），泉州水、旱、风、震、疫诸灾纷至沓来，人民无以为生。如至正十三、四年（1353、1354年），泉山大旱灾大饥疫，“种不入土”，“五谷歉收”，“饿殍载道”，“死者相枕藉”。

慈善人士赵深道会合僧众，造船通过城壕与八卦沟，进城拉运死者到郊外埋葬，“日不下数次”。人民乃“相卒就食永春”，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

大奎的诗，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天旱稻枯，粮贵民饥的严重灾情：“春秧黄槁百泉枯，龙骨声中泣老夫。”（《苦旱》），“菜色万人同”，“民间楮已空”（《南国》）。任是谷价飞腾，“斗米而今已十千”（《哀殍》）。可是以蒙古人、色目人为首的统治者，仍然不顾人民死活，还拼命乘机哄抬粮价，催税逼债，“长官秋至索王租” （《苦旱》）。更悲惨的是因之导致“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竟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吾郡》）诗僧大声疾呼“肉食”之辈，“急为饥民散腐红！”（《吾郡》）然而，这美好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在蒙古贵族统治的八十九年间，汉族和各族人民备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反抗斗争始终不息，元末更为剧烈，至正十一年（1351年）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在这前后，泉州农民起义也彼伏此起，连绵不断。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安溪湖头张治囝起义，至正三年（1343年）泉州刘应总起义，十四年（1354年）安溪李大定、南安吕光甫起义，都围攻泉州府城，严重威胁元朝在闽南的统治。

大奎虽然未能摆脱统治阶级的偏见，称起义军为“盗”、“贼”，却能正确分析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天灾人祸，“民已竭膏脂”，饥民竟投义军，是义军能为之“疗饥”，因而“干戈正此时”（《次韵詹生因所见有感》）。

为了阻止农民军的进攻，元朝统治者驱使人民修筑泉州府城。偰玉立当泉州“达鲁花赤”（元代路州地方官名）时，正值兵乱，便开拓南罗城，以就翼城，周围三十里，又疏浚城濠。大奎的《筑城曲》写道：“吏胥督役星火催”，“城下人语哭连声”。诗人以南宋末蒲寿庚关闭泉州城不纳宋帝赵昺为例，说明“为国不在城有无”，要在“收取人心养民力”。

元朝统治者无力对付农民起义军，便强抓和尚当僧兵，强迫他们违背教义，参与屠杀义军，这也是“泉南佛国”的一大奇闻。大奎的《僧兵叹》和《僧兵守城行》写道：“殴僧若殴羊，持兵衣短裌。”“朝朝上城候点兵，群操长竿立枪槊。”“那知今日堕卒伍，使守使攻受官约。”他呼吁统治者，既有官兵，何必驱僧为兵？“愿放诸僧卧云壑！”

在战乱频繁，灾难连绵的岁月里，诗僧渴望人民能过上太平安宁的日子，“秫田酿酒终朝醉”，“能寻乐土更无愁”（《送钱介夫如临漳别墅》）。这种美好愿望，当时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当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大奎五十八岁，看到“亦思巴奚兵乱”平定，人民稍得安宁之时，他便欣喜地写诗道：“将谓一向皆左秹，岂朝今日见主师？”（《清源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