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以高祖禁网深刻”，命苏威、牛弘修订《大业律》，翌年完成，颁行于天下。

隋炀帝制定的《大业律》特将户婚篇分为户、婚二篇，将二者并重，新增了户口管理和婚配秩序的规定，否则没有必要将二者单独成篇。

基于大运河修建而带来的经贸增长和人口增殖的现实，之前的篇目在《大业律》中一分为二的还有：厩库篇分为仓库、厩牧二篇。盗贼篇分为盗、贼二篇。仓库代表的是江南农耕文明，而厩牧代表的是关陇游牧文明。将仓库置于厩牧之前越发彰显杨广的江南本位。而盗贼分置，表明随着经济流通，贸易往来的加速，杀人越货的事件也随之增多，需要分立篇章。

此外，还增加关市、请求、告劾三篇。主要是为防范边境贸易中违禁品交易而设。

增加以上三篇，一是顺应“汉魏之旧”的基本国策；二是因为区域贸易增加，经济规模增大需要重新重视关市的规范所致；三是因贸易发展而带来的贪腐现象更值得重视，请求（赇）和告劾也有单独成篇的必要。将卫禁、职制、斗讼篇改名为卫宫、违制、斗。

《开皇律》以12篇著称于世，是为6的倍数，因袭的是6篇体制。以《法经》为参照，制定12篇《开皇律》，与杨坚的关中本位政策是相符的。虽然《大业律》18篇也可以被认为是6篇体制的倍数，但如果从杨氏父子二人不同的执政方略上来考虑的话，就不会如此认为了。

总之，杨氏父子基于不同的国家战略，对“汉魏之旧”的理解和贯彻完全不同。重视江南地位的杨广以汉室9篇体例为基准删改《大业律》，重视关中本位的杨坚则以法经6篇体例制定《开皇律》。杨坚的重北和杨广的重南，分别代表了隋唐制度北朝主流论和南朝化的两种趋势， 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多元化的制度成就。

隋朝先后有三次修律。第一次修律完成于开皇元年（581年）十月。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这次修律规定了笞、杖、徒、流、死新五刑；继承并修改了十恶之条、八议之科、赎及官当之法；删除了枭、轘及鞭等酷刑，缩短了流役、徒刑的时间等，以适应新形势之需。

隋朝第二次修律完成于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有感于法律过于繁多严厉，命苏威、牛弘等修律，废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只留下法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次修律的成果就是《开皇律》。

隋朝的史料称这次修律使得“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隋炀帝继位后，认为隋文帝开皇年间所修的《开皇律》“禁网深刻”，又命令修律，于大业二年（606年）十月，由牛弘等修律，史称《大业律》，这是隋朝的第三次修律。《大业律》改《开皇律》12篇的体例为18篇的结构，内容也更倾向于宽刑。

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以高祖禁网深刻”，命苏威、牛弘修订《大业律》，翌年完成，颁行天下。

与《开皇律》相比，《大业律》体例由12篇增至18篇，仍500条。

将《开皇律》原《户婚》析为《户律》和《婚律》，《既库》析为《仓库律》和《既牧律》，《盗贼》析为《贼律》和《盗律》，又增《请求》《告劾》和《关市》。

《大业律》删除“十恶”条目。为标榜宽政，该律着重减轻犯罪的处刑：“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

《大业律》被认为是隋炀帝“矫情饰行，以钓虚名”的产物，即所谓“欲袭制礼作乐之名，本无补弊救偏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