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会盟又称七溪会盟、多伦诺尔会盟、康熙会盟是康熙为加强北方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清初喀尔喀蒙古各部纷争，牵扯到俄国干涉和噶尔丹插手，事情相当复杂。喀尔喀内部纷争，不能诉诸武力，只能协商调解。于是，康熙帝要亲自调解其内部的矛盾与纷争，亲临塞外，主持会盟。于康熙三十年（1691）在多伦诺尔（多伦）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的会盟。

明末清初，在戈壁大漠的南面、北面和西面，蒙古主要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内蒙古），又称察哈尔蒙古；漠北蒙古（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

漠南蒙古（内蒙古）问题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康熙帝亲政后，面临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西蒙古）的问题。

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三大部：车臣汗部（东部）、土谢图汗部（中部）、札萨克图汗部（西部）。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们早在皇太极时期，已经进“九白之贡”，表示臣服。在康熙朝出现漠北蒙古（外蒙古）的问题要从一桩血案说起。

两部血仇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祖先本是兄弟，彼此相邻友善，后来却发生两部大汗的血案。

事情是这样的：康熙元年（1662年），札萨克图汗旺舒克因私怨被部属所杀，发生内乱。许多部民，为避战祸，逃到土谢图汗部。事后，康熙帝命旺舒克之弟成衮承袭其兄为札萨克图汗。后札萨克图汗要求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归还其收留的本部逃亡部民，土谢图汗拖延不办。札萨克图汗多次上疏康熙帝，要求土谢图汗归还部民。康熙帝进行调解，并指出：“生事互杀，交相战争，兵戎一起，姑不论人民困苦，即两汗岂能并存？”（《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土谢图汗仍然迟迟不还。

统一台湾后的翌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派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官员，到喀尔喀蒙古共同调解两部的纷争。康熙帝强调：“恐两部不和，必致有攻战之患。”所以，要尽释旧怨，言归于好。于是，札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悬挂佛像，共同盟誓：“自今以往，当永远和协。”

但是，由于噶尔丹插手，利用两部不和，拉拢札萨克图汗，企图达到吞并土谢图汗部的目的。札萨克图汗背盟，与噶尔丹会兵。土谢图汗以此为由，准备用计杀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土谢图汗派人诱骗札萨克图汗沙喇及其台吉等，到固尔班黑尔格，加以杀害。又杀死噶尔丹之弟多尔齐扎卜。噶尔丹之弟被杀，事情就闹大了。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领三万劲旅东进，突袭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不敌，部众或遭俘杀、或逃散，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之弟）的居帐也遭洗劫。土谢图汗率部败退，溃卒部民，弥漫山谷，昼夜不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随部东溃。清朝赴尼布楚谈判代表团翻译张诚在日记中写道：“ 喀尔喀鞑靼人携带家眷和牲畜逃难。”这时，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商量是投奔俄国，还是投奔清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说，清朝皇帝遵奉喇嘛教，又同喀尔喀友善，投清朝！土谢图汗向清廷告急求援，康熙帝闻讯震怒，于是遣使责问噶尔丹。噶尔丹礼遇清使，但将战争责任全推到土谢图汗身上，调停没有结果。于是，土谢图汗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等，奔向内蒙古，到了长城边外。噶尔丹也借口追赶土谢图汗而到达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的乌兰布通。

噶尔丹这次发动东侵喀尔喀的战争，是同俄罗斯勾结，受到沙俄暗中驱使的，以此干扰中俄尼布楚谈判，直接影响边界画定。清廷原本要与俄国在外蒙古地方，谈判雅克萨战后签约问题；但因此次战争而使得道路受阻，无法谈判，以致改在尼布楚会商，让清廷改变态度，损失不少领土。所以，调解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是康熙帝的一项紧迫课题。

康熙帝是一位善于把握时机、善于运用策略、讲求实效的君主。他抓住取得乌兰布通胜利、击退噶尔丹内犯之后的有利时机，利用喀尔喀蒙古内部的纷争，采取会盟的高招，来解决喀尔喀蒙古的难题。

先是派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达谕旨：土谢图汗对杀死札萨克图汗写出认罪书，承认“扰害生灵，实臣等之罪”。将其认罪书发给与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札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布等的谅解与各部首领的宽容。

在御营外搭起黄色御帐篷。御帐篷南向两侧，设紫红色长帐篷，这是为参加会盟的大臣、蒙古王公而设的。正对御座有一帐篷，帐内桌上摆满了金银器、酒杯等用具。在皇帝御帐两侧的长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其中有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四头大象，装饰华丽，象征祥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四人坐在第一排，其他官员按序列座。喀尔喀总计近千人，八旗禁军佩带武器肃立。清晨，康熙帝着朝服在御营升座，鼓乐齐鸣，喀尔喀王公贵族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进行三项议程：

第一，赦免。康熙帝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将册文和汗印授予土谢图汗。

第二，承袭。封被土谢图汗杀害的札萨克图汗亲弟策妄扎布承袭其兄为札萨克图汗。

第三，编旗。康熙帝应允喀尔喀贵族请求，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分喀尔喀为三十四旗，下设参领、佐领，从行政建制上与内蒙古各旗划一。

第四，赐宴。康熙帝主持约200桌的盛大宴会，亲手把酒递给哲布尊丹巴，然后是三位喀尔喀亲王，再次给二十位主要台吉。他们都跪着接酒，一手持杯，同时叩首，以示对他们特殊恩宠的感激。在宴会过程中，有各种杂技、木偶演出助兴。喀尔喀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庄严隆重、声势浩大、气氛热烈、情感融洽的场面与表演，既非常高兴，又十分惊异。他们也拜觞起舞，欢欣雀跃，以致很多人都忘记了吃酒席。

会盟典仪至此结束。

第一，赏赐。对哲布尊丹巴、三部汗各赏银千两，蟒缎、彩缎各15匹。他们匍匐于“圣主深仁”的“洪恩”之下而感激莫名，山呼万岁。

第二，赐宴。康熙帝再次召见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策妄扎布、车臣汗等共35人赐宴。康熙帝用蒙古语与他们边吃边谈，气氛亲切，情感融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奏曰：“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

第三，封号。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在爵位上完成了“皆执臣礼”的等级序列，实行清朝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

康熙帝身着戎装，头戴镶有貂皮的头盔，佩带胯刀和弓箭，骑马绕场一周，回来下马，亲自弯射，十矢九中。众蒙古王公贵族观射后，震惊地感叹称：“神武也！”随后阅兵。受检阅的部队，按八旗序列，有骑兵、步兵、炮兵等，据随行的耶稣会士张诚统计，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两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然后登上一座小山包。在这里安设御帐，四周侍卫林立。康熙帝命喀尔喀王公来到帐前站列于右，八旗大臣、都统站列于左，演习随即开始。响亮的号角吹响后，先是步兵列队前进，角鸣声停，行进也停，如此反复，三进三停。突然号角声大作，所有骑兵，大呼前进，万马奔腾，声动山谷。随之，汉军火器营，枪炮齐射，声震大地。演习部队奔驰到康熙帝所在地的附近，戛然而止，整好队形。演习完毕，喀尔喀王公对于强大军容、庄严军威、严肃军纪、新式军械，感到惊异。炮兵又进行了出色的打靶表演。土谢图汗等悚惧失态，几乎躲避。多伦诺尔草原上空前的大阅，喀尔喀人为之震惊，为之慑服。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为什么寺名“汇宗”呢？他解释说“有如江河之归于大海”之意，就是江河入海、万川归一的意思。后来乾隆帝诠释说：“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康熙帝还巡视了喀尔喀营地，对穷困者赏以银币，对喀尔喀贵族赏给大批牛羊。汇宗寺成为居住在内蒙喀尔喀人朝拜的宗教中心。

康熙帝再一次单独会见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并赏赐御用帐幕和金盘、瓷碗等物。喀尔喀王公贵族列队跪送皇帝车驾回京。

会盟所在地十三里滩草原，东西长十公里左右，南北宽6公里左右，地势平坦，是一片辽阔的草滩，多京公路横贯东西，交通十分便利。会盟时以康熙帝的行宫大帐为中心，按众星捧月，众人朝崇的格局在方圆五十里内支设帐篷，屯兵列营。外蒙古三部王公贵族列右队，内蒙古各旗王公列左队，依次谒见康熙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进行正式会盟。会盟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据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统计，有9 000～10 000名骑兵，1 200名步兵，400～500名炮兵，70门炮的八旗精锐参加了阅兵和演习。号角齐鸣，枪炮齐发，铁骑隆隆，声震四野，大展了清军神威。八旗官兵依次列阵受阅，康熙帝乘马亲射十矢九中，喀尔喀各部无不诚服 ，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荡涤，昔日雄伟壮观的会盟场面早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亘古不变的草原和发生的往事。

清王朝为巩固北部边疆的安全，选择地理位置适中的多伦诺尔，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召集进入漠南的喀尔喀三部首领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以及内蒙古各部四十八旗王公贵族在距多伦城25公里的十三里滩草原举行会盟。康熙帝宴赏蒙古各部，化解旧怨，尽释前嫌，使之“永无离散之苦，争斗之害”。同时对内蒙古各旗，尤其是锡林郭勒盟沿边旗，在平叛噶尔丹战争中的功绩予以奖励。共商北部边疆事宜，并按内蒙古设盟旗的办法，对喀尔喀各部编设了盟旗札萨克，确立了对外蒙古的统治和管辖。从此，外蒙古正式列入了清政府的版图。史称“七溪会盟”、“多伦诺尔会盟”、或“康熙会盟”。

1691年康熙皇帝与喀尔喀蒙古（外蒙古）首领们于多伦诺尔（今内蒙古）会盟，标志着外蒙古纳入了清帝国的版图，从而彻底解决了两千多年来蒙古高原对中原威胁。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居首）、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

在多伦会盟过程中，康熙帝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通过请罪、众议、赦免、赐宴、封赏、大阅、建寺、编旗等形式，平息喀尔喀两部的积怨与纷争；推行清朝的编旗、封爵和法律制度，稳定喀尔喀蒙古社会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之“感怀帝德，咸倾心臣服，愿列藩属”。这是康熙帝为国家统一大业建立的又一大历史功绩。

康熙皇帝拥有宏大的战略眼光，运用智慧灵活、恩威并施的政治手腕将外蒙古纳入中国版图，随后他将亲率大军横绝大漠，一举击溃准噶尔，收复外蒙古，从此彻底解决了困绕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北方游猎边患。长城只是消极防御的治标之策，再坚固也抵挡不了铁骑的南下，而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反对修建长城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