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浙江省长，中将军衔，追赠陆军上将。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浙江警察督练公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1915年冬，护国军兴，夏超联络浙江反袁势力，策划驱逐拥袁的浙江将军朱瑞等人。1916年攻占将军署，浙江独立，署理钱塘道尹。不久任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192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浙江省长。1926年，在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策动下发动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民政长，不久所部被孙传芳击溃，夏超兵败被杀。

夏超的父亲夏贡九为秀才，以教馆为业。夏超幼年极聪颖，从父习经史，过目辄能成诵，长应童子试不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三十一年（1905年）冬毕业后留校任学生队队长。三十二年（1906年），革命党人秋瑾来杭州发动浙江的新军运动，夏超受秋瑾的影响，加入光复会，后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同盟会浙江支部会长。同年夏，与同盟会骨干赵一平一起，密谋联络绍兴府竺绍康，金华府张恭，处州府吕东升、周华昌等革命党负责人,调集各地革命党人七百余人，以投考为名赴省城，策应秋瑾组织武装起义。但因清军戒备森严，起义未成。随后，浙江巡抚张曾敭委浙军第二标统带（团长）蒋尊簋在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择地开办浙江弁目学堂，夏超被聘任教官。后随蒋尊簋选调到广西，任广西督练所科长。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后，夏超返浙，任都督汤寿潜幕僚（顾问）。次年（1912年），汤寿潜赴南京任交通总长，浙江各府推荐蒋尊簋继任都督，夏超升任都督府副官长，兼长陆军小学。8月，袁世凯派朱瑞接任浙江都督，调任夏超为省警察督练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杭州警察局改为省会警察厅后，任厅长。不久又兼任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管辖全省各县警察所及重要乡镇警察分所。此时，夏超为扩张自己的势力，重情感，录用同乡人过多，如水上警察厅厅长叶焕华，警备统领章燮、章培，警练所所长夏尔屿（次崖）都身居要职，王伯平、伍精材、林映清，出身北京高等警校，分别委为杭州警察所警务科长、卫生科长，宁波警察所所长。全省七十六个县的警察所长，青田人占到三十二人。故有“浙江警官，青田人占十之七”之传言。同时，夏超还建立了城防保安处。经夏超苦心经营，属下已拥有二万之众，掌握浙江军警实力，权倾一时。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恢复帝制，夏超倾向护国，主张反袁。1915年冬，与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歧一起，联络驻省城浙军十二旅旅长童保喧、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台州镇守使张载阳等密谋浙江独立。但遭到追随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反对。朱瑞阴谋策划捕杀夏超一干人。夏超先发制人，在民国五年（1916）4月11日晚发动政变，围攻督军署，朱瑞仓皇逃走，夏超接任钱塘道尹职。屈映光假作独立，暗中附袁，夏超与周凤岐一道联络军政界，强逼屈于5月5日辞职，另推吕公望任都督，后兼任省长。吕为浙江历次事变，都由夏超主谋，因此罢免其省会警察厅长之职，引起下属不满，夏超则鼓动亲信组织警界反对，将来接替的付其永殴打重伤，驱逐出杭，并于12月联合周凤歧、宁波镇守使顾乃斌第二旅旅长李炜章等驱走吕公望。北洋军阀看到夏超的势力，不得不让他继任省警察厅厅长，还升任第五军司令部副官长。

1924年9月，直皖两系爆发了齐（江苏督军齐燮元）卢（浙江都督卢永祥）之战，直系闽督孙传芳出兵援助齐燮元，自闽北袭击浙江衢州，卢永祥不敌，以“浙江还诸浙人”为辞，仓促退沪。浙江省长张载阳亦宣布卸职离杭赴沪，临行时将省长印信交夏超保管。夏超当夜召集会议，进行人事调动，宣布代行省长职务。

夏超代行省务，并非正式任命，于是他积极活动，以“卢去张随，省事无人负责”等语电吴佩孚。9月22日，夏超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浙江省省长。不久任闽浙巡阅使兼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之职的孙传芳到达杭州，夏超百般奉迎，取得了孙传芳的欢心，稳住省长宝座。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9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亲临九江督战，并调第二师卢香亭部和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援赣”。其时，广东国民政府派马叙伦、许宝驹到浙江与夏超联系，促其宣布独立。10月初，夏超派人备银三万元，赴九江犒赠孙传芳部，以取信于孙，孙以特制景德镇磁器回赠。10月15日，夏超在杭州召集部属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即日宣布浙江自立，翌日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省民政长职。同时，夏超将卢香亭留在杭垣的卫队宪兵三百余人缴械遣散。孙传芳在前方闻悉大为恼怒，于18日委第八师师长兼南京卫戍司令孟昭月主持浙事，任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出兵浙江。夏超急命保安第二总队队长章燮率部开赴嘉兴前线布防，并拆毁沪杭线莘庄至新桥间的铁路，后又增派第三、第一总队迎敌，并亲临嘉兴督战。但是，所部兵无斗志，大炮失灵，只抵挡了两个半天，就被宋梅村部击溃。21日夏超在指挥战斗中咯血晕倒，经人抢救逃回杭州。

夏超逃回杭州后交出省长印信，请张载阳暂时维持地方秩序，自己准备去富阳、桐庐一带搜集残部，以谋东山再起。这时宋梅村部已进入杭州，并出任浙江总司令之职，悬赏五万元缉拿夏超。22日清晨，夏超偕亲信数人，由杭州江干雇舟而上，午后天气转劣，大风骤至，船无法上行，被迫折回江干，被宋军逮捕。孙传芳电令宋梅村立即将夏超首级送九江，宋派人将44岁的夏超击毙，割下首级，专送九江，经孙传芳验明无误后，抛入江中。

夏超死后第二年，南京国民政府曾颁发褒恤令，依上将阵亡例抚恤。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恤令，追赠夏超为陆军上将，抚恤嘉奖，一次发给特恤金八千元，年抚恤金五千元。1927年春，在追悼吊唁夏超仪式上，参议员许行彬送挽联曰：“二十年谋生聚教训，惜无范蠡文种；一世养鸡鸣狗盗，谁为聂政荆轲”。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27日，《东南日报》刊登刘尚均《夏超反正之经过》一文，对夏超一生的军政生涯，作如下评述：

国军之砥定东南，固由于统帅调度有方，将士舍生忘死；然故十八军军长、夏超（定候）之举义杭垣，响应革命军，实为北伐战役之成败关键。今陈英士（其美）将军铜像，及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屹立湖缤，任人凭吊，独定侯则没无闻，此不能不令人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感。夏之为人，是非自有公论。然彼时以浙江省长之尊，独能卑屣利禄，拒绝北逆，而不惜以生命为革命军助，其决心服膺革命之意，殊属难能可贵，夏超反正之役，为浙江军人易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之先驱，动摇孙（传芳）军全盘军事计划，使革命军得以转败为胜而底定东南。杭沪一带之党人，得夏超资助，使国民党主义渐入民间，其功固不能以其败死而一笔抹煞也。

夏超旧居位于青田县万阜乡新庄村，坐北朝南，建于民国十三（1924），为四合院式二层木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