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文字，从考古发掘看，尚未明确证实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资料。但种种迹象表明，夏朝的文字是存在的。国内学者马贺山认为夏朝传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这些文字主要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商代的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完备的文字，传统文字学所谓的“六书”在甲骨文中大多具备，是其文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决不会是从天而降的，在它之前应有其发生演变的过程。因此，在先商时代，文明程度高于商族的夏族统治者，也应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这才符合文字发生与演变的规律。

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已发现的一些陶器符号，具有明显的文字特征，有的还已被释读。而龙山时代从年代学上看正处在夏朝之前，那么与其紧密连接的夏朝亦应有其文字使用，且应比龙山时代的陶符文字更为发展和进步。其三，在夏代的考古材料中，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亦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这些情况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应当不是凿空之谈。

关于夏朝文字的记载呢，请看如下史书：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都提到了“仓颉造字”。尤其是汉代的纬书，也记载了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称：“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西汉《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许慎《说文解字·叙》也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在《春秋元命苞》一书中，记载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许慎《说文解字》：“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等等，许多史书上已作记载，汉民族的先人仓颉早在五千年前，不仅造字，还整理了文字，还推广了文字，流传至今的[仓颉书]，就是黄帝时代有文字的一个确证，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至于夏朝有文字，史书上同样有记载。《淮南子·氾论训》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这里的图法指的是图书，是法律文献，是约束天子的法典。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知：夏朝有史官，夏朝有书籍，夏朝有文字，这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尚书.多士]篇记载周公对商朝遗民说的一段话：'唯尔知，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从这里可知，殷先人的册、典是从夏朝那里继承并经过改造而后为商朝所用。[夏禹书]、[禹王碑]是夏朝文字，是夏篆。夏篆帖，正是夏朝的官方文字。

从文字整体来看，夏、商、周三代文字可大致分成为祖孙三代，属于同一个体系，一脉相承，同根同源，都来自于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来自同一个家族，属于近亲，是割不断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近亲。

为什么古代学者总是将夏、商、周三朝连在一起，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东西，那就是——相同的文字，相同的文化，相同的文明将它们紧紧的扭在了一起。

尽管相隔三百多年，夏朝的官方文字仍保留着比商朝的民间俗体字先进的一种优势，用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尽管是三百年前的京城女子，也要比三百年后的乡野丫头时尚得多。这正是为什么造成夏朝文字比商朝甲骨文进步的根本原因所在。

周朝的甲骨文是沿习和继承了商朝的甲骨文，并无多大发展。周人原是生活在岐水一代的姬姓氏族，农耕发达，与姒姓同根同源，人少无文字，夏时使用夏文字，商时使用甲骨文，周武王讨纣伐商时，是打着“奉帝命复有夏”的旗号，当把商纣赶走，建立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又恢复并且使用了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这就是周篆为什么与夏篆如此接近和相似的真正原因。

这些夏篆字体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规范，笔道圆润，讲究对称，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而相比较之甲骨文则显得很原始、很落后，异体字很多，这正是民间俗体字的重要特点。文字和人一样，不进则退。不常使用，或者很少使用，文字就会落伍，就会退化。尽管商朝有国六百余年，但在前三百多年里，商朝各王一直在东拼西杀，处于经常迁都的状态，商氏族人较少，无文字，又不重视文化，所以造成了整个夏朝文字的荒废。盘庚迁殷后，由于占卜的兴盛，这才让夏朝的民间俗体字派上了用场，将占卜过程及结果，用夏俗体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才有了甲骨文。

夏篆帖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夏朝的官方文字的本来面目，它不但不比商朝甲骨文原始，落后，还比商朝甲骨文进步，成熟，美观。

公元九百九十二年，翰林学士王着受宋太宗赵匡义之命编著刻印[淳化阁帖]十卷，其中在卷五内，有[仓颉书]二十八字，[夏禹书]十二字。另外在湖南衡山岣嵝峰有[岣嵝碑文]七十七字，总共一百一十七字。

其中[仓颉书]，历史上曾有记载，南宋郑樵[通志。金石略]说；[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士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后李斯识其八，叔孙通识其十三，孔子至齐尝访焉’。至于衡山[岣嵝碑文]，最早见诸三国魏人张揖选编的[广博]一书。内有‘岣嵝峰上有岣嵝碑’之句。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文中，也记载了‘禹碑皆蝌蚪字’的内容。举例如下：

化己，庇，乃尼山艾友所。草米并刈，乞少子左互。学耒，弢雨水，儿纠叔兵朱。

[苍颉书]释义:

身体变化，需要庇护。于是尼山是养老送终的好地方。[老有所养]

杂草庄稼一并割下，求少子帮助。[壮有所用]

学使农具，取水灌地。小儿缠着叔叔玩弄兵器上的红飘带。[幼有所长]

[苍颉书]的内容，与‘[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大禹以前的社会情况吻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为大同’。这就是从孔子到孙中山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所追求和响往的大同世界的理论，原来出自于上古时代的[仓颉书]。

出鸟，聂子坐引参，

屯矢尚干巳。

[夏禹书]释义:

进入鸟地，夏禹跪下并引导众人参拜[列祖列宗]。

储存弓箭是为了崇尚捍卫疆土和祭祀活动。

[夏禹书]记述了夏代就已经将对外战争和祭祀祖先神灵列为帝王最重要的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明确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实际上，在夏朝已经是这样了。由此可见[夏禹书]的内容是研究夏代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承帝冢然，翼辅雝卫。灾降矢发， 沮洹往行。三河飞涌。北过冀而奠，似若忘鸟。宿岳麓庭，昶溢酉祈，水庐弗长，往求永定。华岳泰衡。崇楚事裒，劳余神禋，鬯曼吉徙。南渎衍昌。衣则食备，万邦皆宁，疆无漾漭。

[岣嵝碑]释义:

受帝命冢宰答应，辅助舜帝治理灉水卫水。水灾降临，誓师出发。在沮水恒水之间奔忙。三河洪水泛滥，北过冀州而祭奠祖先神灵，姒忙于浚水忘记故乡鸟地。治水在外常宿高山庭院，用酒祭祀天地，祈望河水畅通不在外溢，水到房前不要再涨了，希望洪水平定。从华山到恒山再到泰山衡山，非常推崇有才智的人疏导河流，从此洪灾减少。平时治水之余以烟祭祀神灵，用芬芳的美酒以享神，神灵昭示；迁徙大吉。南方的沟渠已经顺畅，草木兴盛，丰衣足食，万邦安宁，从边疆到中原，再不见洪水泛滥。

[岣嵝碑]记录了大禹受命于舜帝，从冀州出发奔波四方，随山刊木，导水入河，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治平了洪水。[岣嵝碑]的内容与[禹贡]的文章一致。与[史记]中的[夏本纪]篇中关于大禹治水的历史内容十分吻合。另外，与保利集团收藏的青铜器[遂公盨]上的大禹治水的詺文，很接近，但从字体上看，[岣嵝碑]的詺文要古老许多。辨认难度大。明朝文学家杨慎在释读[岣嵝碑]碑文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其中有的字释的不准，有的字释错笔者作了一些纠正，不妥之处，还望读者和专家学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