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池，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流传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曾巩饮慕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州学教授（官名）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写下了这篇著名散文《墨池记》。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

当王羲之决心不再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花吗！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这篇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小及大，小中见大，用小题目做大文章。题目是为墨池作记，据说这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涤笔砚之池，但实际上，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还有浙江会稽等多处。从曾巩此文“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的语气来看，他对临川墨池是否确为王羲之的真迹，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因此，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也就是说，并非“天成”，而是后天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本文的第一层意思。这层意思紧紧扣住“墨池”题意，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文章的主旨并不就此完结。作者由此进一步引申、推论：(一)学习书法是如此，“欲深造道德者”也是如此。从学习书法推及道德修养，强调都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二)从“人之有一能”尚且为后人追思不已，推及“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将永远影响后世。也从书法推及风节品德，从具体的书法家推及更广泛的仁人志士，这是从他们对后人的影响来立论的。这两点推论都极为自然，并非外加，表现了曾巩思路的开阔，识见的高超。如果是低手写作这类碑板文字，往往就事论事，粘着题义，不知生发、开掘的。这是本文的第二层意思。沈德潜评本文说：“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题中”“题外”，即分别指上述两层意思。

更有说者，“题外”实在还在“题中”。这两层意思不仅由小及大，从前者推出后者，顺理成章；而且，从讲书法到讲道德，从讲怀念书法家到追慕先德，都还是跟题意相扣的。为什么能这样说呢?因为墨池旧址“今为州学舍”；本文之作，又是作者应“教授王君盛”的请求；王的目的又是“勉其学者”。所以，重点是一个“勉”字。于是，从学习书法到道德风节，自然是勉励生员们的应有内容。如果死扣“墨池”，拘于一般题义，只讲书法，倒反死于题下，甚至远离作记本意了。所以，这第二层意思，就一般作法来说，是“题外”；就本文来说，实在还在“题中”。

这篇短文的另一特点是多用设问句和感叹句。全文可分十四句，其中设问句五句：“岂信然邪?”“而又尝自休于此邪?”“况欲深造道德者邪?”“而因以及乎其迹邪?”“以勉其学者邪?”“也”字句两句：“荀伯子《临川记》云也”，“非天成也”。最后又以一个感叹句作结：“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这些句式的大量运用，使这篇说理短文平添了一唱三叹的情韵。特别是五个设问句，兼收停顿、舒展之功，避免一泻无余之弊，低徊吟诵，玩索不尽。前人以“欧曾”并称，在这点上，曾巩是颇得欧阳修“六一风神”之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