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富尔（1908年8月18日-1988年3月30日），法国政治家，戴高乐派，曾于1952和1955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还曾三度访华。尤其是1963年第二次访华的时候，作为总统特使和中国达成建交协议。晚年是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国际作家协会主席。

法国律师、政治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出名的戴高乐派，曾于1952年1～2月和1955年2月～1956年1月两度出任法国政府总理。

生于法国埃罗省贝齐艾尔市，军医之子，曾在巴黎东方语学校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巴黎操律师业，后加入激进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巴黎，参加抵抗运动，加入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尔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1943-1944），1946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47-1970和1980-1988年任莱斯内港市市长。1970-1977年任蓬塔利埃市市长。1949-1950年任财政国务秘书。

1952年任总理六周，1955年又任总理一年，并在此前后陆续担任预算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第四共和国垮台后，他先受排斥，1962年起在国外从事几项重要任务，1966年任农业部长，1968年5-6月发生学生骚乱后，他出任教育部长，在一年内改革了入学制度，1969年夏尔·戴高乐辞职，富尔随之下台，他的改革没有被乔治·让·蓬皮杜总统批准。1972年，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中对“终身教育”加以确定，提出未来社会是“学习化社会”。1972-1973年任国务部长，1973年成为国民议会议长，任职到1978年，期间于1976年当选国际人权议会主席，1978年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79-1981年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他写过各种政治和社会著作，主要有《法国的石油政策》、《龟与蛇（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回忆录等。还以埃德加·桑代为笔名出版侦探小说。1986年当选国际作家协会联盟主席。1957、1963和1979年三度访华，尤其是1962年第二次访华，受戴高乐总统委托，与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商谈中法建交问题，翌年中法正式建交。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初。这是我受中国政府邀请进行的一次私人旅行。我应该属于最早，甚至也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由于当时法国还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还没有护照）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府官员。

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进行了六周左右。在此期间，我参观了许多地区，也会见了一些政治人士。我和我的妻子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而我与周恩来总理则多次进行会谈，有时还有一些其他政府官员在场。

回国后，富尔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我提出承认中国对法国是有益的。因为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事实上，我在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解决。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北京设立法国新闻处，同时北京也在法国设立了新闻处，以保证两国之间至少有关系往来。另一方面，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台湾问题。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困难之一，我的建议是在北京重新设立使馆（这样中国也会在巴黎重新开放中国使馆），但在台湾保留领事馆，以保证不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我把这本书寄给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亲笔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他一贯亲笔回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在信中最后以他当时惯有的低沉语调说，这一切还未能实现，因为目前法国还没有一个政府。

很可能是因为这次通信的缘故，再加上他一直记得我这本书，戴高乐将军上台之后，（没有立即开始，我想是在1960年）有一天他要我来见他，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此之前我已多次与他见面，但是讨论的是别的事）。在这次谈话中，他问我是否建议他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举动。我对他说，尽管我在书中已表示赞成，但是我并不建议他现在就开始进行有关承认中国的任何程序，因为目前形势还不利。我尤其担心阿尔及利亚问题有可能造成的困难。如果法国向中国派驻大使，他在当地有可能受到一些人的无理对待，并可能有一天会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碰面…

1963年8月，戴高乐将军就越南问题采取的立场让我感到吃惊。部长会议结束之后，他突然做出了一个极重大的宣布，让大家警惕由于东南亚形势的恶化有可能造成的危险。这再一次表明了戴高乐将军的真知灼见和高瞻远瞩。因为他讲这番话时是在1963年8月，而就在10月份，越南发生了西贡政变，吴庭艳被暗杀。而戴高乐将军在1963年8月就开始关注亚洲问题，很清楚地看到亚洲局势的恶化所造成的危险。与此同时，他突然叫我来对我说： “前一段时间，我曾就中国的问题征求过您的意见，您当时说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您是不是还这么认为？”我回答说：“既然您现在和我谈起，说明您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您现在已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就是说您不必担心假设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会带来什么尴尬。其次，中国人由于与苏联发生摩擦现在正处境艰难。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出独立自主的信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会太明显。”我还记得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这次谈话中，我对将军说：“我们不能无视（scotomiser）这个有六亿人口的民族。”他说：“scotomiser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不认识？”“scotomiser这个词来自scotome（盲点），表示视觉障碍。”“对，您要去中国！”

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对将军说，也许是一种神秘的巧合，我曾派人向中国政府透露说我希望重返北京。他们刚刚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前往中国，前往中国和苏联，以研究中苏冲突问题的根源。将军当时对我说：“对，您要去中国。但是要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他不建议我同时访问中国和苏联。

于是，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根据计划，我首先要去柬埔寨拜访戴高乐将军非常欣赏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时也为制造一种烟雾弹，以掩盖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同样，回程时，我将在印度逗留，以会见曾经对我发出邀请的尼赫鲁总统。

戴高乐将军还交给我一封信，在信中委托我以他的名义与中国政府见面。这一做法可谓非常巧妙。由于不能直接给他还不了解也不承认的中国政府写信，他直接写信给我以表示对我的正式授权。

通过这次交换意见，我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希望尽可能地找到一个重建双边关系的彻底的解决办法。同我在这段时间和他进行的其它交谈一样，他表现的态度不十分正式。但这次在场的还有其他部长和几位合作者，由此我得出结论，认为在这件事中还有应该保留的秘密的一面。顺便说一句，当时，法国外交部的各个部门都坚信，由于台湾等问题的存在，与中国建交必将出现非常棘手的局面。事实上，我认为从我们决定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的开始，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尽管会有一定的困难。当然，对此我已经作出考虑。

一到中国我就意识到和传统的接待相比，这次又上了一个台阶，因为我们直接受到了广州市市长的接待，而不是按照惯例由副市长接待。另外，在欢迎词中，这位市长提到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 关系。而 政治 一次在当时还是全新的概念。随后，应一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邀请，我来到了北京。这可谓是中国政府找到的一种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保持联系的权宜之计。这一协会的宗旨是与我们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属于 异端分子 的人打交道。我在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让他看了戴高乐将军给我的信。他问我是否能够保留这封信以便进行研究，我就把信交给了他。当天晚上，我应协会的邀请参加晚宴。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长陈毅也专程从省里赶来参加这次晚宴。

我按照原定计划在中国停留了两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愿意停留更长的时间。我认为无论是否成功，过长时间的逗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两周除了进行政治对话之外，我还在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参观。我感觉到中国政府非常高兴我给他们留出三天的时间来考虑和讨论我向他们做出的提议。而且，我在参观期间由一位外交部官员陪同。他不断地向我就各种问题提问，并且每天晚上向北京汇报。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也就是说实际工作的天数一共有六到七天。每次与中方的会议都持续数小时。他们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表达观点时总是喜欢从最基本的事情说起，讲许多笼统的话题。我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样方法。他们说三刻钟，我就说四十五分钟。我们大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等等。在此期间，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材料用于研究我们具体能做的事情。当然，我拒绝深入讨论有关台湾的问题。我采取了以下原则：法国不能对台湾问题做出承诺，但是会运用国际法解决问题。我借此机会向中方表明，国际法不允许承认在同一个地点出现两个拥有主权的政府。因此，如果法国承认中国，并不需要同台湾断绝关系，因为法国只是在从前设立使馆的地方重新开放使馆。而且，法国在台湾只设有临时代办。我认为法国一旦承认了北京政府，台湾必然会同法国断交。最后，我们就一项非常奇怪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如果台湾与法国断交的话，法国承诺与台湾断交…。我相信我可以做出这个承诺，同时不会造成不良后果。

1963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坐定，机要秘书就送来我国驻瑞士使馆发来的急电。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我国驻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他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我不禁脱口而出：“富尔送上门来了！”

原来，前不久，外交部正好向中央建议，拟邀请个别有影响的法国政界人士访华，以推动中法关系正常化，富尔当属首选。

当时，我是中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当即草拟复电，同意富尔10月下旬访华，复电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国驻瑞士使馆再次来电称，富尔动身来华前，专程去伯尔尼，向我国驻瑞士大使说明：前不久，他见了戴高乐将军，“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

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开中法关系向中方进行某种试探，还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一时尚难判定。

1963年10月21日，我奉命到深圳罗湖，迎接法国前总理富尔夫妇。富尔在香港对记者说，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但我们一见面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他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我国领导人。

这封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于是，我们当即决定按高规格方案接待。

1963年10月22日，富尔夫妇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的外交头衔，却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戴高乐要富尔特别设法弄清两点：为了实现中法关系正常化，中方对将来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立场；中方对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提出什么条件。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富尔先后在北京、上海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我作为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有幸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实质性谈判的进程并不顺利。头四次会谈，没有谈拢，因为双方对如何处理法国同台湾的关系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富尔一再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提任何先决条件。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主动同台湾断交。周总理严正指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谈判陷入僵局。

最后两轮会谈在上海举行。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利于打破美国和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封锁、包围，也有利于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而且对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中方拟定了“直接建交”新方案。

新方案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和“驱蒋”的具体方式采取了变通处理的方针：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小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先期去上海。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毅面商后，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办。”

我随同富尔去上海，一路上富尔情绪低落，平时谈笑风生的他变得寡言少语。抵上海不多时，我被周总理召到他办公之处。总理口授了三点默契的内容，由我笔录，随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

看完译文，富尔愁容顿消，认为这个方案合情合理，可以接受。周总理和富尔着重就三点默契的措辞反复推敲、斟酌，最后达成一致。主要内容是：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法台断交后，法国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11月2日，毛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国民党驻巴黎“大使馆”赖着不走。法台关系的走向颇为引人注目。1月30日，毛主席在接见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代表团时，向法方发出明确的信息：法台关系不解决，“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当时中法的首要任务是“驱蒋”斗争。法方要求中国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挤走台湾的“外交代表”。于是，先遣人员定在大年初二（2月14日）离京赴法。

2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尽管美国要蒋介石不主动同法国断交，但是，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于同一天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并撤销其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机构”。法国也宣布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它为实施中法建交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5月27日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程宣告圆满完成。

法国是世界上唯一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断交的国家，这种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