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役是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参战双方分别是中央红军和川军，战役结果为中央红军因情报失误而错估了川军的兵力并最终战败。

1935年1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召开的遵义会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于是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别以湘鄂、川陕敌军各一部对付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临危受命的毛泽东急欲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他力主放弃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2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2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1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3军团3个师，占领土城东北5公里的607.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红5军团2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

28日凌晨，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红3、5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分两路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实为6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但从来都不墨守成规的他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急令红1军团红2师火速返回增援，以求变被动为主动。在增援部队尚未赶到的两三个小时内，敌军的反攻更加凶猛，阵地一度被攻破。敌人抢占部分山头后，步步进逼，甚至打到了位于大埂上东南方向一个叫“漏风垭”的地方，而那正是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无险可守，战局于我十分不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临危受命的干部团猛打猛冲，打得敌人失了神，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打得好，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红2师返回后，中革军委认真分析了形势，重新调整了进攻部署，决定再次向青杠坡敌军发起总攻。战事危急，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统一指挥，指战员备受鼓舞，士气大增。下午2点，总攻开始，一场殊死搏斗在青杠坡山梁及两翼峡谷展开。红2师担任正面作战，主攻青杠坡山腰川军指挥所永安寺。川军凭借有利地形，布置了3层防卫火力，红军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红2师从两翼发起猛烈攻击，正面佯作后退之势，诱敌转向两侧防卫。红2师5团突击队一跃而起，直扑永安寺，经一场白刃战，终于将永安寺占领。此时，大量占据着临时工事的敌军依然负隅顽抗，且敌后援部队独立第3旅迅速增援上来，教导师第2旅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迂回堵截，赤水的第5师2个旅及第1师第3旅第7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其余增援部队还源源而至。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正汇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1月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生前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毛泽东关于土城战役的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毛泽东的这段总结中，还清楚地看到：土城战役补充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军事理论，为后来三次渡过赤水打胜仗作了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有关中央红军前途和命运的一次大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认识是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元江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发表文章就批评土城战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犯下的一个重大军事指挥错误。元江认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元江的观点由于发表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后来许多学者均沿袭他的论点，几乎成为定论。

元江观点之错误，就在于它被这场战役中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战役开展前期极为艰苦，红军伤亡较大等表面现象所蒙住，而对于中央红军开展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当时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敌我态势以及当时中央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等认识不深。

毛泽东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这是因为当时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进入土城地区后，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至土城东南五公里处的青杠坡一带，对红军五军团后卫咬住不放。而土城至赤水县城之间是一条狭窄的河峪地带，不便于大部队的作战和转移，这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完全是死路一条。因此当中央红军由习水县城(东皇)下行到土城一带河峪地区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走入了石达开灭亡的老路(当年石达开曾由这条路北出)是消灭中央红军的最好时机，把在这一带围堵和消灭红军提到“事关党国命运所系”的战略高度。川军统帅刘湘也要求所部哪怕全军覆没也要全力阻击和围歼中央红军。于是刘湘命令川军南岸“剿总”潘文华命令郭勋祺和廖泽等四个旅昼夜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将中央红军退路堵住；在北面，潘文华命令达凤岗和章安平两个旅昼夜兼程抢占赤水县城（今赤水市），堵住中央红军北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通道，军情和地理条件上，中央红军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土城处于这条狭峪的南端，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地势较为开阔，如同一条口袋的袋口部分，中央红军如果不在土城与尾追的川军决战，将其击溃，而是按照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丢下土城北进，就进入了口袋之中，中央红军就将在撤退和生还的重大战略选择上失去主动权，中央红军就有被分化瓦解进而被消灭在赤水河狭峪的危险。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军事要塞进行战略布局的天才军事指挥员，他在长征途中始终不停地在马背上研读清代顾祖禹的著名军事地理专著《读史方舆纪要》，该书对土城地区在古今军事地理上的重要作用有精辟论述，说：“扼永宁(今土城儒维堡子头，元代和明初时为永宁宣抚司住地)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因此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毛泽东已觉察到土城对于红军生存的重要性，他根据当时的敌我状况，北出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第一方案已不能实现，于是决定控制住土城这一军事战略要地，趁土城以西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时，实施第二套方案，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滇东北地区，以便在战略转移上赢得主动权。为了给中央红军从土城西渡赤水赢得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在土城召开会议，决定趁尾追川军跟得最近、人员最多、且立足未稳之际与之决战，力争消灭或击溃它，以打破蒋介石扼杀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狭峪的图谋。这是中央红军在非常时期进行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核心所在。如果土城战役战场失利，中央红军就必须放弃土城和西渡赤水而沿河东岸北撤，这是一条蒋介石最乐意看到的危险之路；如果土城战役战场获胜，中央红军就有打破敌人企图，实现战略转移的机遇和时间。由此可见，对于红军来说，土城战役必须打，而且必须打赢。要打赢就必须同川军决战。土城战役的结果证明，尽管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和激烈，红军伤亡较大，但最终以红军在战场上的全线胜利赢得了整个战略上的胜利。

由此可见，评价土城战役的得失和战略意义，不能仅从表面现象的红军伤亡多少而论，应从战略高度看它能否达到将其击溃，使其再不敢咬住红军不放，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预期目的。如果预期目的达到了，就应当肯定其战略构思上的成功。再者，土城一战，川军伤亡亦大。川军郭勋祺部因土城一战失利，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这是战役结果和客观事实。如果只谈红军伤亡而不谈川军伤亡，甚至对川军被击溃全线后撤和受挫的锐气等都不去研究和了解，就片面地对土城战役下定论，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元江把川军向其主子报功的所谓“土城大捷”当做史实来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土城战役的战场和战略主动权始终控制在红军手中，战役开展是红军首先向川军发起进攻，最后将其击溃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红军完全有能力继续猛追将其全部消灭，但鉴于整个战略考虑，不能因小失大，于是毛泽东决定红军不要恋战，应抓住川军溃撤之机迅速从土城西渡赤水，打破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赤水河峪的图谋。元江对土城战役的战况并不了解，误信郭勋祺隐瞒失败，虚报战况的所谓“土城大捷”，说中央红军是因在土城打了败仗才被迫仓忙西渡赤水，完全违背了他在文章中坚持的“真实性是历史的灵魂”这一客观规律。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决定实施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土城战役使红军打出了威名。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因在土城战役中受到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只是远远地摆摆阵势而不敢与红军交恶，这就为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穿插于川滇黔三省之间而不受来自于北面的压力和干挠。

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对红军这么重大，为什么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未被毛泽东等红军主要领导所认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军情紧急，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其间主要是休整部队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加上当时还没有二、三、四次渡过赤水，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意义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仅从“敌情没有摸准”和“轻敌”两个方面造成红军伤亡较大，认为土城战役是场失利之战。后来的研究者就抓住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这段话否认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胜利。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经过他在四渡赤水的数年后(延安时期)再来总结土城战役的那段精辟论述进行比较，证明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聂荣臻生前曾说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役。这一仗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没有土城这一仗的战场和战略上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因此说四渡赤水的顺利和成功，首先是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的胜利和成功。

最后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提出研究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它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其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升华。由于土城战役的战略目的和决战性质决定了该战役的艰苦激烈，加上当时军情紧急，使毛泽东在这次战役中悟出了自湘江战役以来随红军而行的笨重物资给红军机动作战造成许多拖累，已经危及到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和安全，于是毛泽东果敢决定战役结束后丢掉一切笨重物资，为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区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作好准备。所以毛泽东后来对他的这次军事理论升华总结说：“土城这一仗后，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城战役和之后的四渡赤水其实是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翻版，就是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争取主动。在江西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时，红军在高兴圩战斗也和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打成阵地战，伤亡不小，但红军把十九路军打残后，迅速秘密机动，千里奔袭福建，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所以土城战役转化为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重拾运动战的经验。从局部看，高兴圩战斗和土城战斗对红军来说都是不利的，伤亡过大而没有歼灭敌人，但从战役全局看，却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节点。

土城战役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升华还在于避实就虚的作战原则进一步加强。作战时尽量选择弱势敌军进行交战，不到万不得已，不与强敌硬拼，以保持红军的主要战斗力。当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的遵义大捷中，多数红军高层指挥员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决意要与占据黔西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强敌硬拼，毛泽东力陈其弊，最后说服大家，免除了一次不必要的战斗和伤亡。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其战略意义极其深远，对于它的重大意义，虽是毛泽东和聂荣臻两位红军高级指挥员早已总结出来，但在史学界和军史理论界长期被忽略，这无疑是件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