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宾根学派（Tvbingen school），是一个学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

自20世纪50年代中起，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和古典语文系的一批青年学者（Hans Joachim Krmer, Konrad Gaiser, Heinz Happ）开始提出一种新的诠释柏拉图哲学的范式，因为独树一帜，从者甚众，故成其为一个学派。Gaiser（1929—1988）不幸早逝之后，Thomas Alexander Szlezák接替了他的教席。

他们特别强调柏拉图本人对于“书写”和“口传”的区分，并依据亚里士多德以及古代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记载，重构柏拉图于学园内部口传的“未成文学说”（αγραψα δογματα，ungeschriebene Lehre）。

从内容实质来看，“未成文学说”——在不同的场合亦作“口传学说”（mündliche Lehre）或“内传学说”（esoterische Lehre）——是一种“本原学说”（Prinzipienlehre）。

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的要点大概是：1.有两个最高的本原—“一”和“大和小”或“不定的二”；2.整个存在是一个从“可感事物”经过“数学对象”、“理念”、“数”直到“本原”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存在都是“一”与“多”的混合，其层次的高低取决于统一性的高低；3.通过辩证法来把握“向着本原回归的道路和从本原出发的道路”；4.这种二元本原以及“一与多”的辩证法在所有实践领域中的应用。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学说超出了对话录所表达的思想的范围之外，因此其可靠性和学术价值引起了激烈争议。

图宾根学派从“历史的－批判的”原则出发，认为只有以这些学说为基础，并与柏拉图的对话录结合起来，才能在根本上充分、正确地理解柏拉图的哲学。

图宾根学派的主张并非横空出世。作为他们的前驱，19世纪的Ch. A. Brandis, F. A. Trendelenburg, K. F. Hermann和20世纪上半叶的Leon Robin, Julius Stenzel, Heinrich Gomperz, Paul Wilpert等学者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主张。

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在2014年出版了《柏拉图的本原学说》，主要从“图宾根学派”（Tübinger Schule）的基本立场（强调柏拉图的口传的未成文学说）和基本精神（强调柏拉图的成文著作亦即对话录和他的未成文学说的结合）出发，在兼顾柏拉图哲学的表达形式和实质内容的情况下，以柏拉图的“本原学说”（Prinzipienlehre）为线索，勾勒出柏拉图哲学的一幅相对完整的肖像。

自Krmer的开山之作（1959）问世至今，除了上举四位“图宾根人”之外，宣称自己属于图宾根学派或支持其基本立场的著名学者有Willy Theiler, Giovanni Reale, Karl Albert, Klaus Oehler, C. J. de Vogel, Enrico Berti, Werner Beierwaltes, Hellmut Flashar, Pierre Hadot, Jens Halfwassen, Michael Erler, Vittorio Hsle等。由于未成文学说在意大利（特别是Reale主导的米兰天主教大学）影响卓著，所以一度也有“图宾根－米兰学派”的说法。

另一方面，图宾根学派的反对者更是为数众多，其中不乏Hans-Georg Gadamer, Walter Brcker, Wolfgang Wieland, Karl-Heinz Volkmann-Schluck, Kurt von Fritz, P. H. Hager, Günter Patzig, Jürgen Mittelstraβ, M. Isnardi Parente, Ernst Heitsch, Luc Brisson, Andreas Graeser, Franz von Kutschera等著名学者。

还有一些学者，比如Rafael Ferber, Christina Schefer, Jürgen Villers等，号称“继承并发展”图宾根学派的主张，实则把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内容解释为“不能成文”甚至“不能言说”或“不可知”，同样走到了图宾根学派的对立面。

对于这场伟大的争论，Reale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把图宾根学派的主张界定为柏拉图诠释史上的第四个范式（此前三个范式分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亲炙弟子”、“新柏拉图主义”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的浪漫派诠释模式”）。①

范式转换过程中的这些重量级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涉及了文化史、解释学、语文学、文献学、哲学义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至今一直不断有新鲜力量加入进来。由于这些争论，图宾根学派的影响和重要性可以用Gadamer（1983）的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从此以来，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已经成为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显要问题和中心问题。”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上争论在欧陆各国学界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英美国家，虽然John N. Findlay从20年代起就注意到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但他的相关著作③ 直到1974年才正式出版，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他的学术旨趣也与图宾根学派相差甚远。Harold Cherniss和Gregory Vlastos曾经与Krmer有过短暂论战。总的说来，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比如K. M. Sayre）之外，当代整个英美学界对图宾根学派的主张（包括相关的反对意见）基本处于无知的状态。

中国学界对于图宾根学派的确切介绍从几年前才真正开始。先刚于2004年和2007年在《哲学门》上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④ 进入2009年之后，Szlezák的代表作之一《读柏拉图》的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程炜为此书撰写的长篇附录值得参考和注意；同年，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出版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一书（华夏出版社），其中间接地提到了图宾根学派的一些重要观点。

围绕“图宾根－柏拉图”的若干重要争论

一、文化史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近代发展起来的传媒文化特别是书写文化（把著作看作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载体）是否也适用于古人？口传文化在人类文明中有些什么样的表现，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

本来，考虑到古代的神话、史诗、民间诗歌的流传状况，以及孔子、佛陀、苏格拉底、耶稣等人类文明导师有意识地“述而不作”的现象，尤其考虑到柏拉图在《斐德罗》（274 ff.）和《第七封信》（341 ff.）中对于书写－口传的严肃区分和不同评价，那么重视柏拉图的口传或内传学说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柏拉图的亲炙弟子（Aristoteles, Speusippos, Xenokrates, Theophrast）及其学派传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在这里，图宾根学派推崇的“内传学说”　（esoterische Lehre）经常被其反对者扣上“秘传学说”（Geheimlehre）的帽子，为此Gaiser和Szlezák在很多场合都作出澄清，指出柏拉图的“内传”既不同于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守秘”，也不同于当代列奥·斯特劳斯学派所说的“隐微”，而是一些仅仅在较小的圈子里口头讲解的，以存在的最高本原及结构为对象的学说。⑤

近代以来对于内传学说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神学家施莱尔马赫（1768—1834）在翻译柏拉图全集时所确立的柏拉图诠释范式。施莱尔马赫在为翻译撰写的导言中塑造了柏拉图的“书写艺术家”形象，并把“对话录”标榜为最适合表达哲思的书写艺术。他承认柏拉图推崇口传并批判书写，但却认为柏拉图通过对话录的形式成功克服了书写的缺陷，达到了对于口传的完美模仿和替代。所谓“内传”和“外学”的区分不再是根本性的，而是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状态：当他拘泥于字面意思和结论，就处于“外学”，而当他领悟到柏拉图教导的“在内心里产生出理念认识”，也就达到了“内传”。因此，柏拉图的全部学说都包含在他的对话录里，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抱怨和梦想柏拉图智慧的另外一些失去的宝藏”。⑥

施莱尔马赫的问题主要在于无视其他古代作者对柏拉图的记述，无视书写文化在古代和近代的差别，夸大对话录这种书写形式的独特意义和作用，进而夸大柏拉图对话录的“艺术”色彩和“戏剧”因素等等。他的当代追随者（比如Gadamer和W. Wieland）继承了这样的策略，宣称柏拉图的书写批判只针对其他人的著作而不针对柏拉图自己的作品，或者只是针对“论文”等形式而不是针对“对话录”等等。这些论证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捍卫柏拉图的对话录的绝对地位。对此Krmer尤其是Szlezák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施莱尔马赫的范式是完全非历史的，它一方面曲解、弱化了柏拉图的书写批判，另一方面神化了“对话录”这种在当时普遍流行而非专属柏拉图的写作形式；至于施莱尔马赫对于古代其他记述者的漠视，更是违背了历史的－批判的科学精神。

图宾根学派遇到的另一个责难是，如果柏拉图认为书写如此不堪，为什么又写下了这么多伟大的著作？以Gaiser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柏拉图撰写对话录主要是出于与其他学派进行宣传竞争的需要，类似当时流行的“劝导书”（Protreptik）；同时，柏拉图也可以在对话录中记载下来一些重要的思想，把它们当作通往学园内部口传的铺垫。对话录与内传学说的区分是层次和阶段的区分，二者并不排斥，而是相互补充。⑦

二、语文学和文献学的问题

主要争议在于：亚里士多德等人记载的柏拉图口传的“未成文学说”是否可靠？这些记载应该如何解读，其参考价值几何？

有关争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达到了顶峰。就具体文献的辑轶、训诂等问题而言，实际上Krmer, Gaiser, Szlezák, Reale等无一不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们在与反对者的拉锯战般的论争中表明，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存在是一个铁的事实。这个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定论的成果。

在“未成文学说”的基本文献方面，Gaiser于1963年辑录的《柏拉图学说记述》（Testimonia Platonica）收集了近80条重要的间接原始文献（目前Krmer, Halfwassen和Karl Bormann正在进行该书的扩充和注释工作），这些文献通过Krmer, M. -D. Richard和M. Isnardi Parente的后续工作得到了改善和补充。Gaiser并且于1970年在图宾根大学建立了柏拉图档案馆（目前的主持者为K. -H. Stanzel），该档案馆编辑的九卷本《柏拉图文献补遗汇评》（Supplementum Platonicum）正在进行中，其中Gaiser编辑并注释的第一卷《斐罗德姆的学园》（Philodems Academia, Stuttgart, 1987）已出版。这套丛书出齐之后，将与Heinrich Drrie和Matthias Baltes编辑的七卷本《古代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us in der Antike, Stuttgart, 1987 ff.）一起成为研究古代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的文献汇编。

三、哲学义理问题

在今天，图宾根学派的反对者大多数已经软化自己的立场，承认未成文学说的存在，但他们仍然否认这些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像W. Wieland所说的那样：“关于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争论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学说的内容，更不在于这些学说的存在与否；争论的关键在于这些学说的哲学意义。”⑧ 在围绕图宾根学派的各种激烈论战中，无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场。相关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

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确立的浪漫派诠释模式把“philosophia”定性为“对于智慧的追求”，进而阐发为“智慧的缺失”，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自认的“无知”，认为哲学只能无限地追求、趋近、但永远达不到智慧（sophia, episteme）、真理、绝对者等等。他们宣称这是哲学的宿命，且柏拉图对此欣然接受，他的哲学就是为了展示这么一个永不停止的“上路”和“在路上”的探索过程；柏拉图的哲学不是一个体系，而且他根本就不想要有一个体系，柏拉图的哲学没有提供终极答案，而且他根本不想提供终极答案，而是有意地追求“未完成”、“片段”、“悬疑”等等。这种浪漫派哲学思想的影响实在巨大，在此只需点出Karl Jaspers, Gadamer, Volkmann-Schluck, W. Wieland等名字就足够了，他们不但把这样的“哲学”观念强加给柏拉图，而且应用在整个哲学史上面。相应地，他们拒绝柏拉图的哲学中有什么绝对的、根本的、系统的、可以通过理性和反思来把握的东西。

反之，图宾根学派（Krmer, Albert）通过大量的词源考据指出，古希腊人的“philos+对象”的用法从未把爱的活动与爱的对象割裂开来，而是强调与对象的亲密和熟悉关系，因此他们把“philosophia”界定为“智慧的朋友”，与智慧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东西。柏拉图的口头教导和对话录中的许多地方都表明，他认为哲学必须而且能够认识到真理、理念、乃至最高的本原，而且他的辩证法为这条认识道路制定了严格的阶段和秩序。柏拉图对于基本真理的认识贯穿于他的所有其他认识中，他虽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式的“体系”，但他的哲学确实构成了一个坚实的、全面的、理性的系统。对于柏拉图另一方面对“哲学”与“智慧”的区分，图宾根学派认为这只是意味着哲学（哲学家）不能绝对地停留于智慧，而是必须在智慧与无知之间不断地来回往复，并以这种方式将所有存在贯穿起来。哲学活动类似一种螺旋式上升，这同样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浪漫派的线性式“无限趋近”秉承的是康德－费希特－席勒的“想象无限”观念，即所谓的“恶的无限”（黑格尔语），而图宾根学派的圆圈式“无限循环”则是继承谢林－黑格尔的“思辨无限”观念。且不说这两种思维方式的高低之分，但后者显然更符合历史事实（包括对于柏拉图而言）。

2.柏拉图哲学的实质是“理念学说”还是“本原学说”。

众所周知，以往的研究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学说视为其哲学的根本和成败关键，认为理念是柏拉图哲学中的最高存在。相应地，当他们看到理念在《巴门尼德斯》里面遭到“毁灭性”批评，在其他后期对话录里面又少有露面，往往就乱了阵脚，走上“柏拉图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或“不断探索”等浪漫派的套路。但图宾根学派从未成文学说出发，指出理念在柏拉图的哲学里从来都不是最高存在，在它的上面还有“数”，以及“一”。⑨ 原因在于，如果说理念代表着统一性原则，那么理念本身的杂多性已经表明它们不可能是最高本原，所谓“善的理念”或“理念的理念”严格说来也不再是理念（而是“一”）。正如Reale一再强调指出的，《斐多》和后期对话录中已经清楚表明理念之间也有高低之分，柏拉图的讨论重点转到了“高层次理念”或“种”，而他对于“种”之上的更高本原（“数”和“一”）的解说则保留给了学园内部的口传。

图宾根学派不但将理念学说奠基在本原学说的基础上，而且特别强调柏拉图的哲学有两个本原：如果说存在的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一”，那么最下层就是“大和小”或“不定的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988a=TP 22A）把这归结为本质因和质料因。柏拉图显然认为单凭一个绝对的“一”不能说明多样性的起源，因此设定一个绝对的“他者”，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但又可以承受任何规定的东西。就此而言，柏拉图的哲学是二元本原学说，任何存在都是“混合”，都带有二元性，辩证法的“归同法”和“划分法”就是这样来整合及剖析整个存在的，这也就是向着本原回归（参看“线喻”）和从本原出发的道路（从“一”和“二”推演出“数”，再推演出“理念”，再推演出“点、线、面、体”，再推演出万事万物）。柏拉图的哲学既是一种纯正的本原学说，也是一个辩证法的体系。

不仅如此，在实践哲学方面，图宾根学派也表明，所有的德行（Arete）都表现为统一、尺度和秩序，而这些又取决于“一”对于“不定的二”的规定。善意味着合适的规定或“持中”，而恶则意味着没有确切的规定，过度或者不及。

图宾根学派的批评者认为这样重构起来的柏拉图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的”、“独断的”、“封闭的”、“整体主义的”、“新柏拉图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图宾根学派则指出，即使这些头衔都成立，历史上的柏拉图哲学确实就是这个样子。更重要的问题是，上述头衔难道真的意味着一种贬义的东西？必须指出的是，那些主张未成文学说“无意义”或“低价值”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浪漫派、存在主义、实证主义或后现代出身，他们对于“形而上学”、“体系”、“德行”等概念的理解与评价完全不同于坚持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图宾根学派。从哲学实质上看，图宾根学派与其反对者之间的论争反映了德国唯心主义（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德国浪漫派（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诺瓦利斯）两种基本哲学立场之间的斗争。

3.“图宾根－柏拉图”的哲学史意义。

图宾根学派将未成文学说与对话录结合起来阐发的柏拉图哲学除了本身的意义之外，在哲学史方面至少给我们带来如下一些重要的认识：

A.柏拉图的本原学说表明他从来没有偏离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传统，特别是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形式（本质）－质料”二元本原学说的传统。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归结到底仍然也是同样的“二因说”，柏拉图在整个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承前启后的地位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认识。

B.在实践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中道”思想是柏拉图基于“一”和“不定的二”的“混合”、“尺度”、“秩序”等思想的延续。

C.新柏拉图主义（尤其是柏罗丁）的哲学（“太一”、存在的等级和秩序、物质学说、向上和向下的道路等）不但不是对于柏拉图的歪曲，而是恰好真正继承了柏拉图的“内学”。在图宾根学派引发的大量论争中，“新柏拉图主义”是仅次于“柏拉图”的第二激烈战场，同样在这个过程中，浪漫派模式对于新柏拉图主义的贬斥和轻视也逐渐得到修正。

D.更好地梳理古代和近代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比如爱留根纳、库萨的尼古拉、雅各布·波墨、布鲁诺等带有浓厚的柏拉图本原学说色彩的哲学。

E.“图宾根－柏拉图”视野下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的关键词是“辩证法”和“本原学说”。康德在近代重新确立辩证法为兼有“向一上升”和“无穷分异”两个方向的、理性必然具有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费希特则强调了本原的根本重要性。黑格尔的辩证法、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后期谢林的二元本原学说以及他区分的“否定哲学－肯定哲学”等等，都呈现出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的重要影响。考虑到德国浪漫派－德国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本身的分歧以及它们在柏拉图诠释中造成的支配性对立，这个领域尤其大有可供挖掘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