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结束后，各路国民党军阀因为军队编制问题引发的争执，演化成蒋、桂、冯、阎四派。

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打下北京、天津后，蒋介石就以祭告孙中山先生为名，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集团军总司令到北京，举行灵前会议，就军队编遣问题交换意见。

与会的各路首领在原则上赞成编遣，但在实施上各有打算。冯玉祥反对取消集团军总司令和总指挥衔；白崇禧要求自率桂军10万，到新疆巩固边防。

因此，北京裁兵会议以及1929年1月召开的南京编遣会议，不仅没有结果，反而演化成蒋、桂、冯、阎四派的激烈斗争。

当时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拥兵20万，分驻陕甘豫鲁各省。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占有山西、河北两省。而以广西军人为核心的桂系势力最大：其中，李济深任总参谋长和第八路总指挥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坐镇两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统辖两湖；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统率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驻屯河北唐山、山海关一带。此一形势，显示出桂系从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迄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俯瞰着蒋介石统治的华东地区。蒋对此如坐针毡，必欲去之而后快。

1928年冬，南京、上海一带谣言纷兴，有的说桂系部队将沿江东下，威胁宁沪；有的说蒋的中央军将挥戈西指，直捣武汉。

李宗仁为消弭谣言，于1929年初从武汉去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并于1月5日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期缓和日趋紧张的蒋、桂矛盾。1月25日，南京编遣会议草草闭幕。阎锡山以回山西太原过春节为名，匆匆离开南京。冯玉祥见大势不妙，也于2月5日突然不告而行，回河南辉县百泉村休养。冯一离京，蒋即私下向李宗仁征询意见，要同李合力对冯。李以为内战一开，将引起连锁反应，认为不可。殊不知，蒋介石早已悄悄地对桂系下手了。

当时，李宗仁在武汉的基本部队包括：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胡、陶都是湖北人。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故任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陶钧为人骄横，首先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不甘后人，也一手攫取榷运局。

开始胡、陶对第七军还按月补助军费，后来则只是口头答应，实际上不给。由于老欠军饷，在桂系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第七军师长李明瑞、李朝芳、尹承纲曾向夏威诉苦，要求夏向胡、陶算帐，夏漠然置之。

1928年冬，夏威解除李明瑞师李毅、钟毅两团长的职务。李毅到南京向何应钦反映桂军不满情绪。而蒋介石也早已通过郑介民及其他人士，获知桂、鄂两军不和，曾派高参周伯甘赴汉口密晤李明瑞，进行策反活动。周是云南人，与李明瑞是韶关滇军讲武堂的同学，私交甚好。周告知李明瑞，蒋桂交锋，势所难免，望能阵前倒戈，叛桂拥蒋。李明瑞以兹事体大，不能单独决定，要同他表哥俞作柏商量，才能答复。

俞作柏是广西北流人，保定军校毕业。在桂系将领中，他思想比较进步。北伐时，他身兼第七军第一旅旅长、南宁军校校长、广西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难以兼顾，因此，他把第一旅旅长职务交其表弟李明瑞担任。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桂系头目都站在蒋介石方面，唯俞作柏力持异议，从而辞去各项职务，隐居在香港。周伯甘向蒋介石汇报认为，此事非俞作柏出头不可，遂由杨永泰通过梁五凤，与俞作柏取得联系。

1928年12月间，张任民受黄绍竑之托，从香港乘轮赴沪转往汉口。上船后，发现俞作柏同轮北上，但避不见面。张到汉口后，对李宗仁说，俞作柏必将有所活动，但李不以为意。俞到南京见蒋，得到一笔巨款，就去汉口见李明瑞。通过李明瑞居中拉拢，俞作柏在汉口李荐廷家里同杨腾辉、梁重熙、庞汉祯等七军军官秘密会晤，相约采取共同行动反胡、陶。

蒋介石见俞作柏在武汉策反成功，便有意激成事变。

1929年2月中旬，驻长沙的第十九师师长何键到汉口秘密报告说，蒋介石由陆路经江西运送武器补充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所部第十八师，积极备战。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都不在武汉，凡事由胡宗铎、陶钧、夏威作主。他们年轻气盛，对此不细加审度，也没有估计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下的圈套。胡宗铎主张先发制人，四集团军总部民政处长潘宜之更从旁附和。这样，2月20日，他们竟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下令免去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以何键继任，同时派叶琪、夏威两部由鄂入湘，解决鲁涤平部。鲁涤平仓皇率部退入江西。

这事是胡、陶背着李宗仁干的。到21日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尧告诉李宗仁时，李这时才知道事态严重了，连忙化装逃出南京，前往上海。

蒋看到武汉政治分会的行动，完全符合他的所料，因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曾有过 “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内人员”的决议。而武汉正好违反了此决议。此时兴兵讨桂，便名正言顺了。但是蒋对搞垮桂系，早有整套计划，此刻还没有部署完成，不想过早地暴露。因此，就指使吴稚晖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来调停“鲁案”，表面上似乎是对桂系宽大，实际上是借此掩盖正在进行的阴谋诡计。

“鲁案”既起，坐镇两广的李济深便电责胡、陶，并建议李宗仁自请处分。李济深本来打算到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到上海时，鲁案已经发生，遂迁到法租界“融园”同李宗仁住在一起，会商善后办法。此时，蔡元培、吴稚晖已到上海拜访他们。蔡问李宗仁对“鲁案”有何意见。李说自己应引咎自劾，以明责任。蔡谓这样便有回旋余地，吴稚晖则提出邀李济深一同去南京调停。李宗仁对李济深此时去南京是否合适，表示怀疑。但吴稚晖拍着胸脯说：“任潮先生的安全问题，我敢以人格担保。”这样，李济深遂随蔡、吴到南京去了。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蔡、李的报告，作出决议说，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一案，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对李宗仁不处分，对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予以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事情至此，“鲁案”似已完全解决，然而实际并不如此，闹剧还在继续演出。

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力量分散。因此，蒋介石瓦解桂系的计划是，粤、汉、津三路同时进兵，使桂军首尾不能相顾。

到了1929年3月20日，蒋介石接到报告，确知俞作柏在武汉、唐生智在天津策反工作非常顺利，李济深进入南京已受到秘密监视。蒋以为解决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就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对付桂系的意见。蒋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这表明，蒋完全推翻了3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要对桂系用兵了。次日，蒋即将对李济深的暗中监视改为公开拘禁，送去汤山温泉 “休息”。3月26日，蒋下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27日，蒋介石发表“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文告。

李宗仁在上海得知李济深被囚，估计战祸无法避免，遂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大力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回广西。28日，张定璠为此被蒋撤职。当李济深被囚消息传出后，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师长徐景唐等深表愤懑，致电质问蒋为何囚李。可是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济棠、陈铭枢早已与蒋介石妥协。所以两陈就在3月30日发出通电表表示不支持桂系，这样桂系便孤立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部署军队，进攻湖北。蒋电令在江西各部编成第一路军，西攻武长路，截断武汉退路；中央军第一、二两军为第二路军，沿长江西上攻武汉；以冯玉祥的主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当晚蒋介石也从南京乘“楚有”舰到江西九江，亲自指挥。由于李明瑞临阵倒戈，使得桂军很快就败退到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从上海、天津分别逃回广西，住在容县黄绍竑家中，原不打算有更大的行动。但到4月底，蒋介石却通电要将李宗仁、白崇禧缉拿到南京，听候查办。在蒋的重压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决定奋起抵抗。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反蒋。 蒋桂大战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