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是由阎连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于2011年12月首次出版。

《四书》的时代背景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地点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劳改农场。在这里劳改的“罪人”，原本都是学术文化界的“精英”。小说中罪人改造的地方，叫“育新区”，具体在小说中出现的，则是育新区的第九十九区。《四书》在内容上由作者虚构的四部著作摘抄而成，四部著作因内容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文体：《天的孩子》采取的是圣经体，《故道》以独白体展开，《罪人录》使用的是政治报告体，而《新西绪弗神话》则是神话叙事体。

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是按他们之前的工作获得称呼：作家、学者、音乐、宗教和实验等。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云集于黄河南岸育新区，接受劳动改造和灵魂育新，重新锻造精神和肉体。而管理这些“罪人”的是“天的孩子”。上帝被赋予绝对的创世权力，小孩同样被赋予了绝对权力管理育新区，训诫、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孩子开始的立戒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主宰地位，并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阎连科到了50岁之后，完全没有了约束，只存在有没有能力去写的问题。当他忽然意识到，选择那些不允许写的东西，要放弃一切可能，包括出版的可能性。所以当他写《四书》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完全为自己写作的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最重要的是是否有能力去写。

阎连科宣称做一次“写作的叛徒”，“不为出版而胡写”，他最终完成了长篇小说《四书》。这本书遭到了国内十余家出版社的拒绝，最后只印制几百本“亲友赠阅版”。

宗教

宗教原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信奉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然而在改造生活中，却彻彻底底地沉沦为了一个奴隶式的人物。为了多得一些小红花，他用圣母的画像与孩子做交换；为了得到孩子的奖励，他在寒冬里徒手掏粪；为了度过饥荒，他把圣母像放在地上踩，用脚尖拧碎圣母的眼，只为换来一把黄豌豆。尽管如此，宗教还是没能逃脱悲剧的宿命，在一个寒冬的夜晚，活活被冻死在了床上。基督徒为了活命，抛弃了自己的信仰，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音乐

音乐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音乐家，一个智慧与美丽并存的女人。她与学者私会，犯下育新区的大忌，通奸败露后，音乐抛弃了之前所有的骄傲和自尊，利用自己美好的身体作为取悦权贵的资本，在育新区活下去。大饥荒里，当其他人饿得路都走不稳时，只有音乐的脸是红润的，当其他人饿得已经几个月没有心思刷牙洗脸时，只有音乐的秀发是梳理整齐的，身上还能飘出雪花膏味。可是最后，音乐依然没能逃脱悲剧宿命的安排，最后屈辱在男人的身下，活活被一口黄豆噎死。

作家

作家内心始终都燃烧着一股反叛的火焰，他甘当孩子监视育新罪人的耳目，记录育新区罪人的一言一行，在为上边写《罪人录》，换取信任和好处的同时，也为自己凭着良心写的小说《故道》积累素材。作家始终想要逃离育新区，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血肉去孕育比小腿还粗的麦秆、比玉米粒还大的穗，只为能光明正大地离开育新区。可当作家用自己的血肉灌溉的麦穗真的长到了符合标准的时候，却被人偷走了，他用鲜血铸就的自由梦就这样破灭。

学者

学者对虚幻的奖励不屑一顾，在所有人都被红花奖励制度冲昏头脑、不择手段地积攒红花之时，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仿佛是看透了这个世道的圣者。不为权力、名誉、奖励、自由所困，只想用一颗宁静的心灵去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不让它在人性堕落的过程中陨落消失。当看到九十九区所有的读书人，也包括自己，通过用红沙麻袋滥竽充数、冒充粮食、虚报亩产来获得上面的表彰时，学者打了自己一耳光，骂道“这也叫读书人！”在那混乱的世道中，只有保持清醒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悔恨和懊恼。

孩子

孩子他无名无姓，不知从何而来，仅仅知道他是一个孩子，拥有着九十九区的最高统治权。孩子善良聪明，甚至还有一点点天真。在与罪人们出现冲突时，他总是拿自己的性命以死相逼，孩子视死如归是发自内心的，他不怕死，只要能死得光荣，死得值得，所以孩子是善良的。孩子开创的小红花制度显示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也让整个九十九区走上了自我管理的轨道，人性中的攀比、嫉妒、潜能都被最大化地激发，当然也包括人的恶魔性。另外，天真是孩童的本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孩子也不例外，在其他区对亩产数字大放卫星之时，孩子睁着大眼睛问人家真的可以种出那么多吗？在九十八区为了激发大家炼钢的决心，在舞台上枪毙一个逃跑的教授时，孩子还天真地想“演得真好哦，枪毙人，就和真的一样”。

最后，当孩子带着学者给的血麦穗和书稿终于到了北京时，作为救赎者的身份才凸显出来。他把从北京带回来的铁五角星通行证和口粮分发给饱受饥荒煎熬的罪人们，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出路，而孩子则把自己钉死在了布满红花的十字架上，安详温暖地死去，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荒诞时代进行祭奠与救赎。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北京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可这趟圆梦之旅，却让孩子选择走上视死如归的道路，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诺言，让别人自由地走，而自己死去。

《四书》中育新区以“育新”之名，摧毁着人的道德观念，迫使人突破道德底线。当大饥饿来临时，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品性便无可挽救地变质。人身上那份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形成的，要变质，却又快得很。饿上三天、五天，这种品性便可能变为自己的反面。人本来是禽兽之一种。在漫长的过程中，人类身上一点一滴地产生了“人性”。人猿揖别后，人与禽兽之间，便有了一条万里鸿沟。这万里鸿沟一经产生便不会消失，只不过其显示的意义会发生巨变。人们习惯于认为人性——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是会消失的。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人性一经产生、形成，便永不会消失。在常态中，人性意味着“文明”，意味着区别于禽兽的理性、智慧，意味着禽兽所没有的道德禁忌、礼义廉耻。而在非常态中，人性便可能变质。但这种变质，不是变化为“兽性”。当人性变质时，人不是堕落到禽兽的水平，而是一定沉沦到禽兽之下。当人猿揖别后，人要么居于禽兽之上，要么沦于禽兽之下，而决不可能回复为禽兽。离开了禽兽世界的人，永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界。所以，变质了的人性，不是兽性，只能称之为“魔性”。当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发生变异、走向反面时，人就成了魔鬼。阎连科的《四书》，展示了在惨烈的大饥饿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品性如何变异为魔性，人怎样变成了魔鬼。

但《四书》的主旨却又并非在揭示“人性恶”。《四书》毫不含糊地表现了人身上的魔性，但作者更感兴趣的，却似乎是人身上的“神性”。《四书》尽情地写了在特定情境中人所表现出的恶，却又让读者看到这恶中显示着善。年轻美丽的钢琴家，为了得到半个馒头、一把黄豆，不惜向那么肮脏丑陋的男人出卖肉体。然而，她付出了全部的尊严得到可怜的一点食物，却又并不肯全部塞进自己的辘辘饥肠中，总要偷偷塞一部分给学者——自己的情人。“饥饿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这是艾青《乞丐》一诗中的句子。饥饿确实是可怕的。它使一个年轻美丽的钢琴家似乎彻底丧失了羞耻感。然而，饥饿的力量却又并非对任何人都是无限的。它能摧毁许多被称为“文明”的东西，但它却无法摧毁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它能改变许多被称为人性的东西，但它却不能令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变质。当女钢琴家木然地向那个肮脏丑陋的男人出卖肉体时，她仿佛从人变成了魔。然而，当读者明白她这样做的目的中也包含着为情人挣一点救命食物时，她的形象又顿时圣洁起来，放射出神性的光辉。

人性变异为魔性，魔性中又有着神性，这种现象在作家这个人物身上也同样发生了。作家负有暗中监视其他罪人并向孩子汇报的使命。学者与音乐的私情就是他揭发的，这使二人遭受残酷的凌辱、迫害。然而，在作家的内心深处，又始终有着负罪感，又有着对自身罪孽的忏悔和对赎罪的渴望。当其他罪人对他施以惩罚时，他没有怨恨，只有心灵的畅快。最后，他竟然烹煮自己的肉，骗饿得要死的学者吃下，并以自己的肉祭奠死去的音乐。作家内心深处的善，还表现在《故道》的写作。当他在写着告密的《罪人录》时，还同时写着记录育新区真相的《故道》，这也是作家的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

阎连科的《四书》，在语言上有着独特的追求。《四书》中的句子极短，句号极多，甚至把句号用得违背文法规范，这是《四书》基本的叙述方式。阎连科在《四书》这一部分，刻意追求一种生涩、凌杂、峭拔的美学效果。用“粗重”来形容落日的质感，用“一杆一杆、林挤林密”描述落日的光线，都堪称新鲜。《四书》的部分，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反复。同样几句话，同样一种意思，往往用短促的语言，反复说，反复表达。短句给人以简洁、急促的感觉，而反复则给人罗嗦、冗杂的感觉。这两种矛盾的感觉同时产生，便使叙述别有意味，或者说，便使叙述有了怪味。《四书》在叙述上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频繁使用三字句和单音词。句子常常短到只有三个字，有时候，竟把一个完整的单句硬从前面三个字处断开，像是在说快板书。至于一字一词的单音词，又往往是名词或形容词的动词化。三字句的频频出现，使叙述给人以参差感。单音词的经常出现，也产生同样的效果。超短句、三字句、单音词，都是为了让读者产生参差、生涩、凌杂、峭拔和急促的感觉。而之所以要追求这样一种美学效果，显然与孩子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有关。某种意义上，孩子才是《四书》的主人公，才是阎连科最倾注心血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阎连科的哲学思考，或者说，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主要通过这个人物表现的。

《四书》的开头简洁的语言和安详的叙述舒缓地铺垫开，具有浓烈的《圣经》风格，甚至其中一些句子直接引自《圣经·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作者不仅直接引用“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些原封不动的词句，还自造了“黄昏”的创造，模仿三字对仗的描述：“鸡登架，羊归圈，牛卸了犁耙”，乡土生活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而这又是在《圣经》原文基础上的本土化创造了。此外，在语句连接上，《四书》的开篇也表现出鲜明的《圣经》色彩。语句之间由于不受连接词的束缚，显得十分疏离，也像秋日田野一样“旷得很”。短句相间和排比对仗的手法使文段体现出古朴的民歌效果。“开天辟地”、“事就这样成了”、“地托着脚”，这些简单的复沓，如古时村夫的重章叠唱，毫无阻碍地响彻同样空旷单调的土野。不论中国古代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还是上帝造物的圣经故事，一切都紧紧依附于永恒的“大地”。小说的场景也从“脚”开始，由旷野的幕布渐次生成开来。孩子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这样的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小说开头却运用《圣经》中上帝造物的典故，使之变得如此自然，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起点。零因果作为一种假设，也可以说是隐喻之中的因果。它特意避开了常识的轨道，充满了独自运行的信心。这种信心则来自其蕴含的巨大可解读空间，与足以与之相持衡的对现实精细、真实的刻画。这些刻画在小说的文体和内容上足见功底。

2014年，阎连科凭借捷克语版的《四书》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四书》里，作家又一次进入历史的回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迫害中知识分子的灵魂拷问到迫害者的良心谴责和赎罪，创造出一个《哈扎尔辞典》式的极为复杂的交叉文本。我们即使不讨论小说所贡献的内涵丰富的历史内容，仅仅从当代长篇小说的形式文本来看，阎连科的创新意义也是首屈一指。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这是带有神性的笔触，可是却是人间的另一种写真，作者不断挣脱旧的语言习惯给自己带来的压迫。他在反抗旧的叙事时空的时候，也在抵抗业已形成的语言逻辑。比如大量运用短句，限制修辞的滥用。比如以简练的半截话留有空白，不让纸面堆满闲语。他使用的词语是血色与灰暗相间的。痛感的词汇与辽远的神秘感并驾齐驱，并且融进圣经体的语词，叙述口吻在天宇与地狱里回旋，思想的时空辽阔而耀眼。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阎连科有他更宏伟的理想，这就是向当代史实录的极限挑战。正如曹禺《雷雨》的兴趣不在写周家和鲁家的血缘冲突，不在男女之欢，不在视觉和对白的激烈对接，《四书》也不在对荒诞和喜剧性的兴趣，而在它背后的那个大东西，这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大惋惜和大悲悯。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

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