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城通志》（越南语：Gia Định Thành Thông Chí），又称为《嘉定通志》（越南语： Gia Định Thông Chí ），古代越南南方的地方志，采用汉语文言文，由阮朝官员兼学者郑怀德（越南语：Trịnh Hoài Đức）于1820年编成，内容是嘉定城及越南南部一带（嘉定城、藩安镇、边和镇、定祥镇、永清镇及河仙镇）的历史沿革、建置、疆域、物产、商业、交通、水利、城镇等情况，以及提到了当地华侨的事迹，是研究阮朝初年历史及越南南部华侨史的重要史料。

《嘉定城通志》的作者郑怀德，曾于嘉隆十五年（1816年）至明命元年（1820年）期间，在嘉定担任官职。至于该书的编撰，是为了向应阮朝政府“诏求故典”而进行的。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三庚辰明命元年（1820年）五月条里所述，越南经历了黎阮之际的大动乱后，政府的文书资料多已丧失，所以朝廷“特准中外臣庶，凡有家藏编录记先朝故典，不拘详略，以原本进纳或送官抄录，各有奖赏。由是中外（指阮朝中央政府及越南地方）各以编录来献。尚书郑怀德献《嘉定通志》三卷及《明渤遗渔文书草》。”按照这条史料，郑怀德是在1820年写成此书并向阮朝朝廷进呈的。

学者戴可来认为郑怀德并非在明命元年（1820年）“诏求故典”时，才匆匆撰书的，而是“在1820年上进之前已经成书。根据文中有嘉隆十八年（1819）之记事，可以推定其草成于此时。”因此，在1820年进呈的《嘉定城通志》，已是一早编成的定稿。

本书的名称虽冠以“嘉定城”，但郤包括当时的另外五个镇，即藩安镇（现今属于胡志明市、西宁省、同奈省、前江省、隆安省等地）、边和镇、定祥镇、永清镇（现今属于后江省、安江省、槟椥省等地）及河仙镇。理由是嘉隆七年（1808年）时，阮朝以嘉定城统摄该五镇，这个设置一直到明命十三年（1832年）才罢除。因此，《嘉定城通志》并非载及嘉定一城，而是把嘉定城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述及其属下的五个镇，亦即整个越南南方。

《嘉定城通志》原书共三卷，分别是：第一卷《星野志》（内容是传统中国占星术的分野概念及气候）、《山川志》、《风俗志》；第二卷《疆域志》；第三卷《物产志》、《城池志》。不过后来郤出现了五卷或六卷本，这是由于后人根据原书各志的长短，重加编排，内容则没有明显的增补修改的迹象。

·明清之际华人投奔越南的情况：17世纪正值是中国明清政权易手，所以大批汉人移居外地，当中一部份来到越南南方，《嘉定城通志》亦有所提及，如《疆域志》记载1679年，明朝广东省镇守龙门水陆等处地方总兵官杨彦迪、副将黄进等，带领士卒及家眷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南投越南阮主所辖的思容、岘港等地，原因是“不肯臣事大清，南来投诚，愿为臣仆。”另外又记载广东雷州人鄚玖因“明亡，不服大清初政，留发南投于高蛮国南荣府”，并成为了日后河仙的实际统治者。这些记载，反映了17世纪中国人因逃避满清而掀起移民潮，大批华侨去国南下的情景。

·华侨聚居点出现的情况：大批中国人的南移越南或到这里经商，形成了一些华侨聚居点，这在《嘉定城通志》里亦有所介绍，如边和镇便在华侨领袖陈上川的策划下“招致唐商，营建铺街。瓦屋粉墙，岑楼层观，炫江耀目，联络五里。”又例如《风俗志》里记载藩安镇的“文物、服舍、器用多与中国同”，描写了华侨在越南南部的聚居情况及其所带来的文化、风俗上的影响。

据学者戴可来所说，《嘉定城通志》详细记载了嘉定城、藩安镇、边和镇、定祥镇、永清镇及河仙镇的建置沿革、疆城变迁、山川河流、城池贸易、风俗物产和华侨事迹等方面的情况，成为17世纪至19世纪初有关南圻史实的最完备撰述，是后人研究这个时期该地区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及华侨问题的最重要史料。

除了学术上的价值外，该书还有实际用途。在明命朝以后，凡赴南圻任要职的越南官员，都要先在莅任前先读此书，因而成为治理越南南方的重要参考书。此外，阮朝官修的《大南实录》、《大南一统志》等文献，都以此书为重要根据。甚至到法国人在1862年占领南圻的嘉定城、边和镇及定祥镇后，这部书仍被十分重视，并被介绍到法国去。

《嘉定城通志》面世后，到1863年，法国人鄂伯黎（G·Aubaret）译成法文，带到巴黎出版，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在中国大陆，郑州的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将《嘉定城通志》、《岭南摭怪》及《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三种越南史料组成一部，由学者戴可来、杨保筠校注，编成左起横排的简体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