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龙鼎，商代末期青铜圆鼎，国家一级文物，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辉县地处中原，曾经是古代殷商时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过大量的商周时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一个名叫“山中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国专门从事文物贩卖活动，子龙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会社倒卖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2004年6月，日本大阪举办了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国的珍贵文物，当中就有子龙鼎。中国青铜器专家马承源、陈佩芬先后赶到日本，查看子龙鼎。

2005年底，子龙鼎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辗转到达香港。

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的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并征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所有专业委员意见。专家们一致认定，子龙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子龙鼎进入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项目运作征集回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方唇、宽沿、立耳，垂腹圜底，下置三足，已接近蹄足，鼎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

该鼎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象征着商代王室贵族鼎礼制度的森严。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瑰宝，它与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辉，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鼎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一言九鼎”、“三足鼎立”、“问鼎中原”，从这些包含“鼎”字的成语中，可以看出鼎是国家权力、地位的象征。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

拥有这样一件巨大的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在礼制森严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内部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

2006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子龙鼎摆放在展览大厅入口处的展台上。这是子龙鼎与中国观众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2021年9月，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通过形制学角度分析，子龙鼎的年代应该在商晚期偏晚，近于商末。

而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陈佩芬则著文指出，子龙鼎是西周早期杰作。“武王克商后，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时间内铸造的青铜器，还会保留原来的模式。”对此，王冠英指出，其实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同点，既有继承性，也有一定的差异。子龙鼎应该划归商末帝乙、帝辛（纣）或周初武王、成王时期。

当然，在王冠英看来，这种差异也有过渡性。“商末的年代划分是学者比较认可的。其实即使说铸造于西周初年，子龙鼎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圆鼎。”王冠英表示，子龙鼎是已发现的商末周初最大的圆形青铜鼎。确定了年代，它与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时代最大的方鼎）的“一方一圆”才真正能够对应起来。

《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发表了李学勤、陈佩芬、朱凤瀚、郝本性、吴镇烽、高至喜、王冠英等专家的一组文章，对该鼎时代及其铭文内容进行了研究，摘引如下：

2013年8月，商子龙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