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航运业不断入侵的情况下﹐到60年代中期﹐上海已出现机器修配工场。上海的发昌机器厂就是在1866年(同治五年)后雇佣工人﹑学徒﹐添置简单车床﹐从修配作坊逐步发展成为能自造小车床的一家商办企业。有人认为它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到
中日甲午战争前﹐在上海还有建昌铜铁机器厂等十余家工厂﹐都是设备简单﹐规模狭小﹐资本仅在五百元左右的商办企业。9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初﹐广州的机器修船工厂已能生产多种样式和大小不同的轮船。
在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中﹐机器缫丝业发展比较迅速。1873年﹐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
继昌隆缫丝厂﹐是机器缫丝业中商办企业的第一家。其后数年间﹐在广州﹑顺德﹑南海等地区﹐中小型机器缫丝厂增加到十余家﹐拥有缫车约二千四百余部。1881年(光绪七年)﹐上海地区公和永缫丝厂的设立﹐成为华东地区第一家华商经营的丝厂。此后﹐又陆续开设了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及源昌等数家。这些丝厂处在上海这一生丝出口中心﹐而且还有江浙地区作为可靠的原料基地﹐尽管由于外国在沪缫丝厂的压迫和竞争﹐民族资本缫丝业发展十分艰难﹐但从1896～1898三年中﹐全国仍新设机器缫丝厂二十九家﹐共有资本三百多万元。其中设立在沪﹑杭和苏州的八家丝厂﹐拥有资本二百七十万元﹐平均每家近三十四万元。它们有力量置备新型机器设备﹐提高生产水平﹐与外国在华丝厂相抗争。因此﹐甲午战争以后﹐江南缫丝业跻居全国缫丝业的中心。
在商办企业中﹐棉纺织业愈到后期愈显现出它的重要地位。
甲午战争之前﹐官督商办的
上海机器织布局握有清政府给予的专利特权﹐在棉纺织业中限制了同类企业的兴起。当时在上海的华新(1891)﹑裕源(1894)﹑裕晋(1895)和大纯(1895)四家﹐实际上是全由商人和退职官僚出资经营的半独立性的企业﹐不得不在名义上附属于机器织布局。甲午战争以后﹐棉纺织业中“专利特权”的限制被冲破﹐而棉纺织业的利润十分优厚﹐使民族棉纺织业得以发展。1896年以后的三年中﹐苏﹑沪﹑杭地区在原有各纺织厂外﹐新建的民族资本纺织厂有苏州的苏纶(1897)﹑上海的裕通(1898)﹑南通的大生(1899)等。进入20世纪﹐随着抵制外货运动的开展﹐出现了新的设厂高峰。从1905到1910年﹐六年中分布在苏﹑浙﹑豫和上海等地区的新建民族资本纺织厂又增加了八家。终清之世﹐民族棉纺织业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中最重要的经济部门。
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在食品工业和其它轻工业部门也都有所尝试。1878年在天津设立的贻来牟机器磨坊﹐是中国食品工业中最先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办企业。1904～1908年﹐北京﹑天津﹑汉口﹑江苏﹑吉林﹑上海等地﹐共开设二十一家新面粉厂。在火柴﹑造纸﹑玻璃等部门这时也都有私人资本进行试探性的创业活动。进入20世纪以后﹐卷烟业也有长足的发展。1905～1906年间兴建了十六家商办卷烟厂。其中居中国烟草工业重要地位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便是在1906年兴建的。水电﹑皂﹑烛及机器砖瓦业等﹐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民族资本经营的矿山主要是煤矿的开发。甲午战争以前﹐称为商办矿山的只有1879年开始经营的湖北荆门煤矿﹐但成效不显著﹐到1882年便以资本不继而停办。甲午战争以后﹐开设了二十五家商办煤矿。规模较大的有萍乡煤矿﹐它筹建于1897年﹐是由
官督商办企业改为商办企业的。此外还有在路矿斗争中收回自办的煤矿企业﹐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安徽铜官山矿区﹑四川江北厅矿区等。
民族资本的新式航运业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发展﹐其中经营成效显著的有1903年成立于南通的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1908年在沪甬之间通航的宁绍商轮公司﹐以及在南北洋线上行驶的政记公司(1905)﹑肇兴轮船公司(1910)等。而商办铁路的情况则反映在1903～1910年
收回路矿权运动中﹐在全国许多省份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分别招集到数量不等的股金﹐其中成绩较着的有浙江﹑川汉﹑粤汉各铁路公司。到1911年﹐总共修建了五百公里左右的商办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