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的男权制/父权制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它质疑了“生理性别是自然的”观点，指出生理性别是一种阶级的区分，揭示了其作为社会性的概念被“自然化”的过程,提出了“社会性别先于生理性别”等激进主张。

“女性为何会成为“第二性”？她们在社会上处于从属性地位的物质性根源何在？”这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苦苦探寻了几十年的问题。她们深信，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解放的知识，是可以用来解释现实、促进变革的最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社会生产”被看作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此，要探寻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无疑也要到女性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当中去寻找，这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但是，“什么是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哪一个领域或者哪一个层次对女性地位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她们所使用的“社会生产”或“生产”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关注重点的转移也在发生着改变。最初，“生产”一词主要用来指涉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例如，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用来分析女性地位的四个社会结构之首一一生产，即特指物质生产活动。而且，由于时代背景所限，其实她指的主要是体力劳动；加拿大的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法国的克里效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通过家务劳动来透视女性与“生产”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主要是家庭领域中的“物质生产”。到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人类的自身生产成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关注的新热点。例如：加拿大的佩吉·莫顿（Pe-ggy Morton）、意大利的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Costa）以及关国的莉丝·沃格尔（LiseV-ogel）。20世纪80、90年代，由于西方学界整体的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女性受压迫在精神领域的根源。如英国的米切莉·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唐娜·兰德里（Donna Landry）、杰拉尔德·麦克林（Ger-ald MacLean）和美国的罗丝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等研究的“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化的生产”、“文学的生产”、“话语的生产”等。

实际上，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而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而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因此，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主要以“两种生产理论”为依据，在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领域寻找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性根源。

早在1966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驱朱丽叶·米切尔在英国出版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这部西方女性运动的经典之作。在书中米切尔指出女性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作出的不可磨火的贡献：在原始社会、在古代，在东方、中世纪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实际完成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可观的，比人们估计的要多得多。而且，女性劳动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米切尔并不认为女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最终决定了女性的劣势地位，而是认为女性在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个结构中所扮演的多个角色一同决定了女性的地位。其中，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方而的经济因素主要在生产结构中起作用；而来自男权制意识形态方而的因素则主要在以家庭为背景的生育、性生活和儿童社会化等结构中起作用。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家务劳动争论”。家务劳动创造什么？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人类活动？以本斯顿为首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女性的家务劳动，她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第二性”的“物质性”根源就在无酬的家务劳动中。

1969年，本斯顿在加拿大发表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务劳动构成了数量巨大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而这些使用价值被她们的家庭消费掉了。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这种劳动“不能赚钱”，所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无价值的”，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作”。对家务劳动的这种分配、女性这个群体与生产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正是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做着这种无价值的事情的女人几乎无法期望像那些为赚钱而工作的男人一样受到重视”。本斯顿认为，正是女性对家务劳动所负有的责任，构成了她们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当这样的工作变成公共劳动的一部分时，歧视妇女的物质基础才会消失。

1970年，德尔菲在法国出版了题为《主要的敌人：女性压迫的唯物主义分析》的小册子，进一步讨论了家务劳动的性质。她认为，本斯顿的观点虽然认定了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但是她仍然承认女性对商品生产没有结构性责任，女性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且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这种观点中仍然包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残余。德尔菲用大量法国农场的数据证明，由女性提供的家庭消费品、家庭服务与其他由家庭生产并自己消费的产品一样都是“生产性”的，都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关键是不但女性提供的家庭消费品和服务没有报酬，就连女性在家庭内进行的商品生产也没有报酬，这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每个领域中都是事实。

德尔菲认为，不是女性家务劳动的性质解释她们的生产关系，而是她们的生产关系解释她们的劳动为什么被排斥在价值领域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工业生产方式，大部分商品是由这种生产方式生产的；另外一种是家庭生产方式，家庭服务、儿童培育和一些特定的物品由家庭生产方式来生产。第一种生产方式引起资本主义剥削，第二种生产方式引起家庭剥削。在婚姻框架内供给无酬的劳动，形成了一种奴隶关系，这就是女性所介入的生产关系的独特之处。家庭是女性受剥削的场所，家庭生产方式是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当女性介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时，她们又承受了第二种剥削。而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所受的剥削又因她们在家庭中所承受的剥削而加剧，因此，女性在工人阶级内部形成一个超级受剥削的阶级。女性要获得解放，须从总体上摧毁男权制。令人惋惜的是，德尔菲的分析本来己经很接近揭露出事实的真相，但因其试图在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来自激进女性主义的“男权制”概念基础上把所有妇女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意图，使手段与目的未能统一起来。

本斯顿和德尔菲虽然都强调妇女通过家务劳动在人类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贡献，但她们所使用的“家务劳动”概念是不相同的。本斯顿的“家务劳动”指的是缝补浆洗、儿童培育、炊事等“狭义”的家务劳动；而德尔菲的“家务劳动”范围则要广泛得多，除了这种“狭义”的家务劳动之外，还包括在家中进行的商品生产、直接用于自身消费的产品的生产等项目。这种区别主要来自于本斯顿作为北美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身份和作为德尔菲研究对象的法国农场妇女生存境况的不同。

与这种在人类物质生产领域寻找女性受压迫根源的努力不同，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根源主要存在于人类自身生产领域中。加拿大佩吉·莫顿（Peggy Morton）的《妇女的工作从没有完成》比本斯顿的文章晚一年，它将家庭看作是一个进行工人阶级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产的单位，家庭的作用是“维持现有的劳动大军，并提供下一代工人，使他们拥有必要的技术和价值观，成为有生产力的劳动人口”。莫顿特别指出，女性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大军，是经济的中心而非边缘，因为她们的存在使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国有部门的运转成为可能。

1972年，意大利的科斯塔与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合著的《妇女与社区的颠覆》在意大利和美国同时发表。她们认为，家务劳动仅仅是在表而上看来似乎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实际上，它不仅为家庭直接消费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生产非常重要的商品一一劳动力。家庭就好像社会工厂，在其中进行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活动，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另外的、隐藏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妇女的家务劳动为其他一切形式的劳动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由妇女进行的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它不但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还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向作为丈夫的工人阶级男性成员支付工资来占有这种剩余价值，“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对主妇的奴役保证了对她丈夫的奴役”。因此，她们提出了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认为应当由政府代表雇主而不是由个人以丈夫、父亲或男朋友的身份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因为资本最终是靠剥削妇女来赢利的。

既然妇女对人类的“两种生产”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又不受重视，那么是谁把女性派往这样的角色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精神领域的女性受压迫问题。

1980年巴雷特在《今日妇女所受的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女性压迫的意识形态问题。巴雷特指出，一方而应该承认性别分工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的事实，确认女性受压迫现象是前资本主义特定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产物;另一方而，也应该看到对妇女的压迫满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需求。为此，她援引了大量当时最新的数据，深入分析了性别意识形态与性实践、文化生产、教育体制、家庭制度等方而的关系，揭示了在这些制度和实践中压迫妇女的性别意识形态得以生产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唐娜·兰德里和杰拉尔德·麦克林合著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一书，进一步探讨了应该如何对待那些使广大女性扮演“妇女”角色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一方而她们提出应该看到文化领域女性压迫的客观性，强调语言、文化产品的生产本身就是物质性的、生产性的活动，另一方而倡导“要批判性的研究或阅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人工产品，包括文学和艺术的文本、档案文件和理论作品，我们把这些看作是潜在的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对深刻真理的不断重复进行政治论争的场所。她们认为，阅读社会和文化实践中涉及的文学问题对于女性主义政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复杂的文本的阅读。但关于阅读的方法，她们则特别推崇“解构式阅读”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用处。

美国的亨尼西于1993年出版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话语的政治学》，该书探讨了由于后现代主义对“妇女”概念的解构，使广大女性在注意到了彼此的差异却丧失了团结起来的基础的条件下，如何使女性重建主体性、重获话语权的问题。亨尼西认为，应当把建构意义的实践作为意识形态来理解，因为这些活动是争夺资源和权力的斗一争的结果，并通过文化的话语及其允许的阅读模式发挥作用。阅读是理解文本的意识形态实践，一个必不可少的通过处理人的生存现实的、话语的物质性来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女性的主体性在话语中的生产密切相关。关于“社会”的理解，亨尼西赞同历史唯物主义，但关于语言、主体性与物质生活的其他方而之间的关系需要“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她将福柯、克里斯蒂娃、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中关于主体性在话语中生产方式的分析、女性主义立场论对社会地位和认知方式之间关系的物质力量的肯定、身份政治中“不认同”的身份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的理解等理论进行“接合”（artjculation），“生产”出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新主体即“新妇女”。“新妇女”与女性主义原来的主体“（旧）妇女”不同，它是在多元差异中的主体，是各种立场纠结在一起的主体，是能够进行系统分析的主体，因而也是能够让各种反资本主义、反父权制的政治话语结盟的主体……说到底，这正是后现代语境中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所需要的主体！

总之，当巴雷特、兰德里、麦克林和亨尼西等后期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探讨“精神”领域中的女性压迫问题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己经变得若隐若现，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她们仿佛认为，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在减弱，需要与某种时髦的理论进行“接合”才能有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权力关系有相关的论述，虽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他们的论述还停留在纲领性、原则性研究的层而上，但这并不能妨碍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在精神生产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的历史时刻，看到这些纲领性和原则性的论述对于解释女性压迫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

例如，“精神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指的是科学、艺术等意识的高级形式的生产，就可以用来进行这方而的分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精神生产者创造、生产出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精神生产与社会意识有密切联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都是精神生产的产物；它与社会存在也有密切联系，社会意识诸高级形式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通过“生产”实现的。

总而言之，女性成为“第二性”的秘密是什么？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就是要寻找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性根源，而这个根源要到女性与生产的关系当中去找，这是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在生产关系当中找到了女性的位置，才能确定她们的身份，而她们只有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女性主义才能为其制定正确的政治斗争策略。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或者说她们在女性与生产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关乎她们在理论上的成败得失，因此，女性与生产的关系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当然，她们的理论究竞在多大程度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一方而取决于个人的理论修养和兴趣，另一方而受到西方社会和学术界政治氛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