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镐（1910—1949），湖北罗田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军衔。1943年，受军统局长戴笠派遣，潜伏南京，活跃于汪伪政府上层军界中，专门负责情报联络工作。1946年，周镐被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徐楚光策反，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经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批准周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1948年淮海战役时，周镐奉命策反国民革命军刘汝明部起义，不幸被刘汝明、孙良诚出卖而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牺牲。（概述图来自《从军统少将到中共特别党员—追忆我的父亲周镐》）

周镐，又名治平，字继文，化名道隆，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罗田，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

1928年，周镐怀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愿望，考入了桂系第四集团军第十八、十九路军创办的随营军官学校（后改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习。该校被蒋介石把持后，加强了对学员的蒋化教育和控制，学习内容贯穿着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周镐对此十分不满，在一次政治测验中流露出反蒋情绪。校方发现后，以“思想不纯”为借口予以除名。离校后，周镐经同乡介绍，加入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后，第十九路军被撤销，1934年，周镐亦取道上海回乡。途中，由于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到江汉关下船时，被汉口宪兵拘捕，被迫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武汉站站员。

1942年，正当抗日战争处在紧张阶段，蒋介石却消极抗战，加剧反共。与此同时，汪伪政权也通过各种渠道，加紧与蒋介石勾结。重庆方面由军统局负责与南京大汉奸周佛海联络。于是，周镐受军统局委派，携带电台到南京与周佛海接头，职务被晋升为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

1943年，周镐又被汪伪政权委任为少将科长、苏北绥靖公署孙良诚总参议、无锡行政专员等职。周镐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周旋于汪伪高层人土之间，不久与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伪军将领建立了关系。就在这一年，周镐意外地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凭老乡加同学的关系，两人频频往来，相见恨晚。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1日，周镐在南京通过地下电台得到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和重庆方面的指令，便开始秘密筹划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8月14日，周镐被委任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8月16日，南京指挥部成立。当天，周镐以迅雷不以掩耳之势，接管了日伪重要机关，处置汪伪汉奸，引起南京日伪军、政界的恐慌，国民党其他派系和日伪汉奸也趁机反扑，重庆政府开始怀疑周镐有通共嫌疑，被戴笠扣押在上海监狱八个月之久，直到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周镐才得以出狱。

就在周镐对国民党和军统产生动摇之际，1946年，周镐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第三工委主任徐楚光劝说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谭震林、邓子恢亲自签署了周镐任中共京（南京）、沪、徐、杭特派员的命令书，华中分局正式批准周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负责南京、上海、徐州、安庆等地伪军的策反工作，同时搜集敌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作战意图等方面的情报。为了掩护工作，周镐主动向保密局（即军统改称）申请，在上海静安寺组建佛教训练团。经毛人凤同意，保密局任命周镐为少将直属组长。周镐利用这一身份，经常穿梭于京沪之间，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

1947年底至1948年4月间，由于叛徒出卖，徐楚光等同志不幸被捕。叛徒还供出了周镐与徐楚光的关系，周镐即被保密局以“通共”嫌疑，两次遭速捕。由于徐楚光等在狱中宁死不屈，加上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致敌人找不到周镐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任何证据，周镐才得以脱险。徐楚光被捕后，原第三工委的工作由郭润身负责，周镐很快与郭接上了关系，继续进行对敌策反工作。但是，保密局已对周镐的行动加强了注意，采取了严密监视措施，不遗余力地派出30多名特务跟踪周镐。党组织为安全起见，遂安排周镐回苏北解放区待命。

在解放区的日子里，周镐开始学习马列主义，阅读革命书籍和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新华社撰写了《蒋政权的黑幕》、《蒋帮拾零》、《蒋介石的特务组织》等大量揭露和鞭挞国民党的文章。

1948年底，周镐奉命策反孙良诚、刘汝明起义，孙部假意投诚后，将周镐出卖，被毛人凤劫持到保密局，关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看守所。1949年1月，周镐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1日，周镐在南京通过地下电台得到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和重庆方面的指令，便开始秘密筹划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

8月14日，周镐被委任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8月16日，南京指挥部成立。当天，周镐以迅雷不以掩耳之势，接管了日伪的报社、电台、财政部等重要机关，封存了银行、仓库，控制了宪兵队。至晚，又通宵不眠地在指挥部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电台讲话稿、指挥部第一号布告以及审查第二天的报纸清样。

17日，南京市民手里出现了两张面目一新的报纸《建国日报》和《复兴日报》，套红标题均为“胜利专号”，两报分别报道了军委会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及周镐在南京电台讲话的消息，还刊登了指挥部第一号布告。同时，周镐下令这一天全城戒严，责令伪军警宪到指挥部报到听命，然后开始在城内搜捕汉奸。先后逮捕了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鲍文沛、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等罪大恶极的汉奸。伪陆军部长肖叔萱因拒捕被毙，伪考试院院长陈群畏罪自杀。这些正义之举，南京市民莫不为之拍手称快，然而却引起南京日伪军、政界的恐慌，因为周镐的行动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其他派系和日伪汉奸也趁机反扑。一时间，威胁恐吓的信件纷纷飞到周镐的家中。周镐对这些卑鄙手段不屑一顾，继续进行他的接管工作。

正当周镐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时，重庆方面不断收到周镐“通共”、“贪污”等内容的报告，继而怀疑周镐与中共有联系，认为他“不听重庆指挥”、“有损于军统抗日政府形象”，于是鼓动日伪军来压制周镐。17日下午，驻南京的日伪军包围了周镐所在的指挥部，冈村宁次亲自出马，假意请周镐到日军司令部谈判受降事宜，等周镐进入日军司令部后，立即遭到软禁。就这样，周镐组织成立的“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只行使了两天的权力，就被迫瓦解。随后，日军将周镐转交军统，被戴笠扣押在上海监狱八个月之久，直到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周镐才得以出狱。但此时的周镐已今非昔比，早被军统晾在了一边。

1948年底，我人民解放军以徐州为中心，发起了准海战役。周镐从新华社的广播中，不断收听到我军前线的胜利捷报，心情格外激动。眼看推翻蒋家王朝指日可待，他不愿袖手旁观，要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于是，他亲自致函中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要求再人敌营，敦促孙良诚部起义。陈丕显接信后，当即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指示。

周镐肩负着党交给的重任，于9月下旬动身，10月6日抵达宿县。随即，周镐将写好的致孙良诚书，派人送往孙的司令部所在地一睢宁。信中敦促孙认清形势，早日起义。然而就在这时，蒋介石为了拉拢孙良诚这支杂牌军来弥补前线兵力的损失，以保存嫡系的实力，竟将孙良诚部扩充为第107军，并擢升孙良诚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第107军军长，所属军官晋升一级。孙良诚不仅没有识破蒋介石阴谋，反而感恩戴德起来，因此，他把周镐的信搁置一边，矢口不谈起义之事。对于孙良诚的执迷不误，周镐十分气愤，他在日记中斥责道：“殊不知加官进爵，即送进坟墓之时。”

为了争取我军主动，减少战斗伤亡，上级指示：“对孙良诚部的起义，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要作十分的努力。于是，陈丕显于11月8日、11日两次电示周镐，不要放弃争取孙部起义的任何机会，最低限度也得让孙部保持中立。周镐接电后，火速率人向睢宁进发，到达睢宁时，孙良诚已率部向徐州方向奔逃，其中有一个师已被我军包围在双沟。在硝烟滚滚中，周镐冒死赶到第107军军部，当面向孙良诚晓以利害，指明出路。与此同时，我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第107军副军长兼第260师师长王清翰，里应外合，配合周镐行动，率先软禁了军部和第260师团以上军官。孙良诚见大势已去，才亲笔签署了所属各部就地下放武器的命令。就这样，我军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迫使孙部5800余人放下了武器。我军共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子弹30万发、六○炮27门、山炮40门、炮弹800发、汽车23辆、骡马80多匹以及大批电讯器材。孙部的投诚，不仅为我军争取了战略主动权，减少了伤亡，同时也动摇了整个准海战场国民党的军心。党的历史不会埋没周镐在这次策反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孙部投诚后，周镐再次奉命对驻蚌埠的刘汝明兵团进行策反。11月26日，周镐让孙良诚、王清翰各写一封信，派人送往刘部，等待对方反映。不料，孙良诚这个表面投诚，心怀鬼胎的两面派，竟趁机委托亲信副官尹燕俊到刘部向刘汝明求情，说：“劝刘起义是假，求救脱身才是真。”由于周镐与孙良诚有着多年的交往，轻信了孙的“诚意”，以至收到刘汝明的诈降信后，仍对刘汝明部起义充满信心。1949年1月4日，尹燕俊带来刘部特务团团长、刘汝明之子刘铁军，专程“接应”我方人员到蚌埠洽谈起义事宜。周镐不知是计，遂于翌日携孙良诚、王清翰等一行13人抵达刘铁军的团部。敌先设法将孙良诚调开，然后命早已埋伏好的特务一拥而上，将周镐一行全部捆绑起来，随即押送国防部二厅。押送途中，周镐一行又被毛人凤劫持到保密局，关押在南京宁海路19号看守所。

周镐在狱中受尽酷刑，但他始终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机密。毛人凤恼羞成怒，急将周镐一案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气得目瞪口呆，下令“立即处决”。1949年春，周镐被敌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妻李华初，二人育有三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