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明（1895-1975），字子亮,河北献县人，1911年入北洋军左路备补军中当兵。1913年8月任排长,曾随部参加镇压白朗起义。1914年任第十六混成旅连长。1916-1930年间，追随冯玉祥参加直奉战争、北京政变、中原大战等。中原大战后所部为张学良改编,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1944年晋升上将军衔。日本投降后在河南许昌受降,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期间多次受到解放军打击，1949年10月败退金门，后去台湾。1975年4月28日于台北病逝。著有《刘汝明回忆录》《七七忆旧友》《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等。

刘汝明，字子亮。西北军将领，陆军上将。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献县抛庄的一个农民家里。十六岁那年，刘投身北洋军新成立的左路备补军，在冯玉祥管带(相当于营长)手下当了一名前哨兵，不久就当了仆长(相当于班长)。仆长有训练士兵之责，而他还是个新兵，只好晚上跟着长官学，白天再去教别人。一次，统领前来点验，当点到刘汝明时，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责问道：“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怎么能当仆长?”冯玉祥急忙解释说：“他念过书，认识字。”统领点点头就走开了。

当时，刘汝明所在左路备补军驻在北京北宛。训练一结束，他被派到外交部站岗。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扩编成两个警卫团，他被提升到冯玉祥任团长的警卫一团当排长，随部前往河南镇压反对袁世凯独裁的白朗起义军。翌年初，两个警卫团合编为第七师第十四旅，后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刘汝明又被冯玉祥提拔为连长，奉命跟随该旅驻防汉中和川北绵阳地区。一次，他带领连队把守几个山门，堵击土匪。可是，守了很久，不见土匪踪迹，只见到几个老百姓路过，经过认真检查，没有发现疑点。然而，这几个“老百姓”就是土匪头子，在其他关卡被冯玉祥抓住了。刘汝明为这件事，虽然没有受到冯的责备，但自己总觉得非常惭愧。

在1916年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中，刘汝明所在的第十六混成旅与蔡锷统领的护国军，在川南展开激战。一次，他的连队与护国军遭遇，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作战，却能沉着指挥，终于转危为安。随后，他在冯玉祥率领下，转向护国军，参加讨袁。不久，冯玉祥被北洋军阀免去旅长职务。冯玉祥的部属都舍不得冯离去，拉着冯的衣服不让上车。刘汝明平时寡言，这时却痛哭流涕，把冯身上穿的马褂拉了下来，撕成布条，分给送行的同事作为留念，使冯玉样十分感动。

次年6月，刘汝明参与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反对新任旅长拥护张勋复辟，他和孙良诚被推为代表，前往天津把冯玉祥请回来领导讨逆。7月11日，段祺瑞率兵进攻北京，刘汝明奉命指挥两个连沿铁路攻击前进，于12日进占永定门，攻入了北京，配合段部将张勋的三千辫子兵全部缴械。

11月，刘汝明随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南京浦口，升任旅部少校副官，兼管旅部刚组建的两个手枪队。1919年9月，他进入教导团学习战策，同时兼学日文，学成后任第三团第一营营长。这时，他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信，即直接去找冯玉祥请假，前往哈尔滨处理丧事，但没有获准，刘一气之下留下一封书信，不辞而别。冯见信后十分生气，派人将他追回，打了军棍，关进了禁闭室。事后，冯玉祥觉得刘是个有孝心的人，违犯军纪有情可谅，便与他一起进餐，宽慰了一番，并送给他五百块钱作为路费，前去安葬父亲。

1920年7月，第十六混成旅奉调西安。刘汝明带领一营新兵乘船到达汉口。当时，天气很热，船仓闷得象蒸笼一样，而冯玉祥怕士兵骚扰百姓，下令新兵不准上岸。他见新兵实在热得受不了，有的人中暑倒下，便叫大家轮流上岸透透气。冯训斥他治军不严。他申辩说：“旅长，你去看看，船上挤得受得了吗?”冯被顶撞更加生气，立即下令撤了他的职，直至信阳，才恢复了他的职务。陈诚曾评论他说：“刘素性宽柔，军中呼其为‘刘善人’。”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刘汝明所在的第十四团，奉命增援郑州。他率领一营向古城砦进攻，途中在一个小村庄构筑工事宿营。半夜，刘汝明突然发现奉军敢死队前来偷袭，立即鸣枪告警，组织部队打退了袭扰之敌。他从俘虏口中得知古城砦奉军防备不严，便率部奔袭古城砦，夺回了友军丢失的阵地，受到了上级的褒奖。

1923年，第十一师调往北京驻防，刘汝明升任团长。次年9月，他参与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建立国民军，被提升为警卫旅旅长。

1925年10月，冯玉祥遭到了直奉联军讨伐，被迫下野，赴苏考察。国民军也退出北京城，由张之江、鹿钟麟指挥。次年3月，国民军以两个警卫旅为基础成立第十师，刘汝明升任师长，率三个旅一万五千余人，驻守南口，与直奉联军战斗了三个多月。

开始，对要不要固守南口，在全师旅长中发生了一场争执。多数人主张退守地势险要的八达岭和居庸关。刘汝明不同意这种主张，采纳了第三十旅旅长王书箴坚守南口的意见。他认为八达岭虽然险峻，但隘口多，不便守；南口虽无险可守，却是通往各隘口的咽喉要地，守住了南口就等于守住了各隘口。同时，南口又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地，把师的主力置于南口，对北京可形成攻击态势，直奉军便不敢放胆向察哈尔进攻。经过反复勘察，他命令部队在关公岭南口车站、凤凰墩南端三个高地构筑集团工事，在前沿形成环形步兵火力控制线，指挥官兵依托阵地，一次又一次地抗击直奉联军的进攻。

5月28日，吴佩孚亲任前线总司令，与奉军总指挥张学良，率领直奉联军二十万人向南口发起攻击。激战终日，毫无进展。当晚，奉军田维勤部三个旅向国民军投诚，吴佩孚主力被迫退至昌平整顿。

6月8日，刘汝明召集旅长和参谋长开会。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听取部下的汇报。这时，直奉联军向南口实施炮击。忽然，一发炮弹刚好落在他的椅子上，幸好是一发哑弹，没有爆炸。在座的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而他却镇定自若，毫不慌张。紧接着，直奉联军在飞机和数百门火炮掩护下，以铁甲车打头阵，再次向南口发起攻击，刘汝明沉着指挥部队顽强抗击，又击退了联军的进攻。

6月下旬，国民军总指挥张之江派人到南口慰问第十师全体将士。刘汝明请代表转告张说：“若敌人仅从正面进攻，第十师足以抗击；所虑者乃敌人从南口两翼向北进击。”张之江、鹿钟麟得知后，立即派出一个手枪团进驻居庸关，以佟麟阁指挥的第十一师进驻延庆、得胜口，令陈希圣指挥的第三师驻守康庄以西长城各隘口，以掩护第十师的翼侧安全。不出所料，两个师刚到达指定位置，直奉联军就兵分三路夹击南口。张宗昌率领直系军向南口正面进攻，张学良率奉军攻击得胜口，吴佩孚率直系精兵攻取康庄。因国民军有所准备，再次予敌重创。

7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电告刘汝明，广东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要坚守南口，以牵制吴佩孚的主力部队，配合革命军北伐。这时，吴佩孚和张作霖也达成了“军事合作到底，政治问题以后再谈”的协议。8月9日，直系军再次向南口进攻。张宗昌先用排炮轰击国民军阵地，继之以装甲车、步兵连续冲击。刘汝明部三个旅的阵地同时告急，不得不将直属分队派遣各旅，又亲自带着手枪队到前沿督战。战斗持续了四天，国民军关公岭阵地终被敌突破，情况十分危急，恰好冯治安率部来援，才又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这时，刘汝明师经过多次激战，伤亡很大，官兵已不足六千人，于8月15日，奉命撤至绥远。后来，冯玉祥在评论南口防御战时说：“刘汝明果敢坚毅，为一杰出将才。”

刘汝明率师撤往绥远途中，韩复榘劝他去投阎锡山。他说，我虽然打了败战，但不能变节，这是军人的品格。当即拒绝了韩的劝告。到了包头，石友三又劝他说：“从包头退到宁夏，一千多里，全是沙漠；没有水喝，是死路一条。”他见话不投机，只好分道扬镳。

1926年9月，刘汝明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冯玉祥举行的五原誓师。所属第十师又增编了一个独立旅，即日率部援陕，策应北伐战争。

其时，西北军的杨虎城部在西安城已被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了八个多月。刘汝明奉冯玉祥之命，带领部队火速前往解围。抵达西安时，正遇敌军攻城。他当即按照解围总指挥孙良诚的指示，指挥一个旅向敌侧后的大、小雁塔迂回，一个旅向东十里铺敌军司令部进攻，以两个旅直逼西安城下，协同友军打垮了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战后，他获得奖状一张，上写着：“挺身挡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危”。

次年1月，刘汝明升任国民革命联军第二军军长，辖第八、第十师。5月，冯玉祥率西北军主力东出潼关进行北伐。他留守陕西，与土籍军阀作战。在围攻同州时，刘汝明担任围攻军副总司令，因敌工事坚固，攻了一个月未克，受到了“革职留用”、“戴罪立功”的处分。后来，他苦思良策，采用坑道爆破的方法，终于攻下了该城，全歼了守敌。

9月，蒋、冯联军与直鲁联军展开大战，刘汝明带领第二军出陕增援。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进至河南兰封，受到直鲁联军的反击，战况十分紧急。刘汝明部奉冯之命，向敌侧后迂回，一举将敌击溃，扭转了危局。随后，他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与蒋介石的北伐军会师。1928年，第二军改编为第二十九师，刘汝明任师长。11月，又改任第三十六师师长，不久调往南京任职。翌年春，随冯玉祥离开南京，回到第二集团军，任总部特务师师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汝明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领三个军，镇守陕西。8月，冯玉祥在陇海线的进攻受挫，他受命率第五路军出陕，准备投入主战场作战。当时，刘汝明部实际上只有第十军的几千人。他认为陕甘空虚，万一有失，西北军就失去后方基地；数千人投入主战场亦起不了什么作用，故力主不出陕。无奈冯执意不允，只好率部进入豫西，结果在鲁山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9月20日，蒋介石派飞机投下劝降书。与刘汝明很熟悉的老将刘经扶亦派人送信，劝他暂且投蒋，并保证让他继续任总指挥。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刘汝明。他说：我投军十八年，冯先生一手将自己从一个小卒提拔成总指挥，恩重如山。背冯投蒋，不仁不义。决心要把部队带出去。战至10月，在战争失利的形势下，冯玉祥的部下纷纷投蒋，刘汝明部下也有人劝他趁势投蒋。他却坚定不移地说；“别人投不投，我们不要管，只要你我不投就行了。”继续带着部队向北突围。在他极度困难的时候，邵力子亦来信劝降，他仍表示：“宁作断头将军，不作投降将军。”北渡黄河后，他得知冯玉祥已通电下野，方投靠阎锡山，后被蒋介石通过张学良收编。

1933年春，刘汝明任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师长，驻防河北省遵化县罗文峪地区。这年3月上旬，日本侵略军由东北，经热河向长城以内扩张。16日，日军两个联队在伪军配合下，企图一举攻占罗文峪。刘汝明下令全师严阵以待，以一个团的兵力抢占了峪北黄岸口，击退了敌人。第二天，敌在炮兵、航空兵支援下，又发起进攻。他采取防守反击相结合的战术，与敌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并击毙敌少佐指挥官一名。到了第三天，战斗更为激烈，部队伤亡越来越大，刘汝明亲率手枪队上前线督战。士兵们见师长上阵，士气高昂，再一次重创进攻之敌，俘获了一名大佐军官。是夜，他令旅长李金田率一个团迂回到日军侧后进行袭击，自己率主力从正面出击，日军不支，被迫撤出了罗文峪。当时的报界评论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胜利，是长城抗战的唯一胜利。，“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精良武器都掩盖了”。

罗文峪战斗后，暂二师改编为第一四三师撤至涿鹿、下花园地区驻防。次年7月，刘汝明调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1934年12月20日，刘汝明和第二十九军的其他将领一道，由宋哲元领衔，致电向蒋介石请缨，表示说：“哲元等分属军人，仅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誓以公理胜强权，奋斗到底。”

1936年，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卢沟桥事变”后，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他为保存实力，积极贯彻蒋介石以谈判扭转时局的方针，这年8月24日，日军向张家口大举进攻，他不以主力抵抗，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残部撤到石家庄。当时，毛泽东曾致电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报道了国民党军队丢失张家口的经过，刘汝明对此大为恼火，耿耿于怀。9月，第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他任该集团军第六十八军军长。12月，调到菏泽驻防，隶属于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在徐州会战中，他率部在萧县、蒙城地区布防，抗击由蚌埠北进之敌，曾击毙了日军一个旅团长。5月中旬，萧县失守，徐州被围，刘汝明部撤到了皖西、鄂东地区。

1939年四月，日军集中了二百余门重炮，一百余辆战车，十余万人马向桐柏、大洪山区进攻。刘汝明指挥第六十八军坚守随县、枣阳，抗击了敌军二十多次进攻，最后阵地丢失，转至应山继续防御。5月，他升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八军军长。

10月27日，日军向应山进攻。他令第一四三师以一部坚守城垣，另一部向敌实施反击，激战两昼夜，该师只有七百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全部战死。国民党政府军令部于10月30日致电刘汝明：。……对应山守城部队光荣殉难，殊为悼惜。希将殉难官兵详细俱报，以奖恤。”

1940年，第六十八军转至确山地区，对信阳日军作战。这时，该部兵员、武器损失较大，又得不到补充。刘汝明即以第一四三师留确山，将主力转至泌阳整训。他专门训练了一些袭击分队，采取袭击、伏击等手段消灭日军零星人员。有时也组织一些大的袭扰，歼敌数量少则几人，多则数百。

1941年3月，刘汝明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他数次向蒋介石报称有新四军士兵“混入”其部进行统战活动。据此，国民党军委会曾指示各战区：“根据六十八军刘汝明军长报告，今后要严防(共党)混入我军工作，并秘密查捕之。”刘汝明追随蒋介石后，坚持反共、防共、限共政策。他提出所谓“两面作战”方针，要求部队既对日寇作战，又要对共产党作战。

1943年3月，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次年8月，参加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学习，晋升为陆军上将。学习期未满，蒋介石即召见了他，令其提前返回部队，掌握战况。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在许昌接受了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团独立旅团原田少将的投降。

1946年初，第二集团军改编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任绥靖区司令，辖整编第五十五师和第六十八师，共六个旅六万余人，以及伪军改编的暂编河南保安第四纵队。守备陇海铁路汴徐段，监视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以保障郑州绥靖公署主力对中原解放军的围攻作战。

这年8月，在陇海路战役中，刘汝明部受到晋冀鲁豫解放军的重创，被歼一万六干余人，汴徐段铁路沿线的五座县城和十二个车站得到解放，10月下旬，他奉命从菏泽方向配合国民党军主力第五军、整十一师等部队进攻巨野、郓城，令其整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和两个团、一个炮兵营进占鄄城，企图阻止解放军向黄河以北转移，结果在鄄城南全部被解放军歼灭。次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巨金鱼战役，包围了金乡。其弟刘汝珍率部前去解围，途中被歼四个团。在解放战争第一年，刘汝明部先后被歼十余个团，一个整旅。

3月，蒋介石为了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布置了一条黄河防线。刘汝明的两个师负责守备东阿至开封地段沿河阵地。6月30日，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从张秋镇至临濮集三百华里的正面，一举突破了刘汝明部队的防线。他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急令部队分别撤到郓城、菏泽两城固守待援。7月10日，郓城被攻破，退入该城的整第五十五师师部及第二十九旅、第七十四旅全部被歼，仅师长曹福林只身逃回。10月，华东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军豫皖苏，刘汝明部又被歼一个团。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实行战略收缩，第四绥靖区部队奉命由陇海路撤至蚌埠，改编为第八兵团。在淮海战役中，刘汝明奉命与李延年兵团北上救援，以解被分别困在碾庄和双堆集的黄伯韬、黄维兵团之围，重新打通津浦线。受命后，他行动迟缓，畏缩不前，当受到解放军的阻击时，便立刻掉头逃跑，一下子退到淮河以南，尽管有蒋介石的严令和“剿总”司令刘峙亲自督阵，也全然不顾。每当部队被歼，他便拉夫补充或要求蒋介石保留其番号，让其重建，以便保存实力。蒋介石察觉刘汝明在打“滑头仗”，遂命李以匡中将作为国防部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督阵。刘汝明读信后说：“我当尽人力，以听天命。”但一到打仗，仍然我行我素。李延年评论说：“刘汝明保存实力，不听调动。而九十六军又不听刘的指挥，大敌当前，胜不相庆，败不相救，焉有不败之理。”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汝明的转化工作，争取他起义。然而，他全然不顾民众利益，坚持追随蒋介石。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李德全曾在电台上直呼其名，要他站在人民一边，他不予理睬。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西北军将领孙良诚去做他的工作，他不但不听老朋友的忠告，反而出卖了孙良诚，致使孙被捕，陪同去的两位解放军干部遭到了杀害。渡江战役前后，刘汝明的部下劝他和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联系，以为退身之地。他却说：“国民党打共产党不行，打我们还是有余的。”拒绝了部下的忠告。

1949年初，刘汝明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指挥第五十五军、第六十八军和第九十六军，担任铜陵至九江地段的江防任务。他常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江北，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4月21日，解放军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刘汝明不待上级命令，当即将自己的部队赶快南撤。这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再次争取他起义，仍然执迷不悟。当其部撤至浙赣线时，第九十六军和第六十八军大部被解放军歼灭，第八十一师投诚，他仅率残部拼命南逃。途中，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主任朱绍良电令刘汝明残部停止南撤，在闽北阻击解放军，他根本不予理睬。朱无奈，派人送去五千块银元犒劳刘部，并令其率部到福州加强防御。但他收下银元又立即南逃，直至龙岩、漳州地区，朱绍良只拦住了第九十六军。

到了漳州后，刘汝明两次飞赴台湾，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被任命为闽粤边区“剿共”总司令，第九十六军残部重新归他指挥。蒋介石也亲自到厦门视察第五十五军的防御阵地，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训话，请师长以上军官吃饭。饭后，蒋介石又单独召见了刘汝明，要他协助汤恩伯守好漳州、厦门。

这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漳州、厦门。刘汝明的兵团部及其所属部队全部被歼灭。他和弟弟刘汝珍带领少数人员去了台湾。不久，离开了军界，过着寓公生活。他七十岁的那年，在台湾出版了《刘汝明回忆录》，记述了自己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活。1975年1月，因病在台湾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