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龙，湘乡市仁厚乡桃丰村人，1901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1927年宁汉分裂时任唐生智部宪兵营长。后在戴笠的划动下，投入南京政府。1937年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国军从上海撤退后，他潜伏在法租界，因领导刺唐（唐绍仪）活动，轰动一时。1940年春任国民党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尔后改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中美情报合作所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1948年任交警总局局长。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淮海作战失利后，周将交警总局的家属和物资撤往衡阳，并把一部分兵力集中浙赣线，以便随时开入湖南。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49年2月，周伟龙在上海被捕，旋被解往台湾。1950年以“图谋不轨，叛党投敌”的罪名被枪杀于台湾新竹。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独立营排长、连长、营长。中央宪兵第一团第一营上校营长，汉口市第八警察分局局长，武汉禁烟督察处密查组长，复兴社特务处书记，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复兴社“忠义救国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汉口站长，汉口特区区长，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军统局本部秘书室主任秘书，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第三战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1945年2月授陆军少将。

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监察官，国防部军法执行部第一分部主任。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2月被毛人凤以通共嫌疑及违抗军令罪名逮捕，后押往台北，1950年6月被枪杀。

20年代初，周伟龙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深得谢国光的青睐，1925年被保送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任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当时戴笠奉蒋介石命令到汉口策反唐生智部队，被武汉宪兵部队逮捕，戴笠以黄埔同学求见周伟龙，策动其将自己释放。周伟龙不但释放了戴笠，并弃官随戴笠前往南京投靠蒋介石。由此，周伟龙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军统为蒋介石从事特务活动的“十人团”成员之一，也奠定了日后周伟龙在军统中的地位。

30年代初，周伟龙任汉口警察署长，与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过从甚密。西安事变后，他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派遣，在南京负责看管张学良。1937年，调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在戴笠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任职。上海沦陷后，潜伏法租界，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1938年9月曾派人假上门销售古玩为名，将日本侵略军拉拢的重点对象唐绍仪刺杀于上海租界寓所。1939年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书记长。1940年戴笠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江西上饶组织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指挥三个纵队担任苏皖交界一带防务，实际是与新四军在苏南搞磨擦，多次被新四军击败。同年11月，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密商后不久，即发生皖南事变。1942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兼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负责向英国提供日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1943年以后，在南岳、上饶、建瓯和漳州等地与美国人合办中美合作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骨干。不久，到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

周伟龙早年在他老家照壁腾龙图案上曾撰写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云。”由此可见他极为自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伟龙在南京组织了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被选为南京的湖南同乡会理事长。1948年，他又为程潜竞选副总统卖力。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据守东北的交警第二总局所辖交警总队全军覆没，在南京的交警第一总局所辖的交警总队也损失惨重。1948年3月起，蒋介石起用周伟龙担任交通警察第一总局局长，管辖除东三省以外的全国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方面的交警事务，实质是国防部设在交通方面的特务机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反共战争，担任南北铁路干线的护路任务。此外，他还兼任交警苏州员警训练班主任，培训中下级特工干部。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担任陇海、津浦铁路护路的交警总队，在徐州“剿总”统一部署下，被调离铁路，摆在首当其冲的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当战事转移到津浦路徐州、蚌埠一带时，周伟龙为了保存力量，请命国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亲自兼任护路司令，以掌握对交警部队的直接指挥权，避免部队投入野战。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撤销，周伟龙率人马撤回南京。

国民党在各战场的失败，以及国民经济的近于崩溃，各地学潮的起伏及人心思变，促使周伟龙考虑何去何从。他的公馆中每天有客人来访，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的弟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李俊龙更是常客，有时两人长谈到深夜。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自南京返回长沙后，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积极准备起义。

1948年9月，周伟龙派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系；停办交警总队的反动刊物《警钟》，并以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进步姿态的《前进》月刊。与此同时，周伟龙又邀请湘籍陆大同学、进步人士黄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要他负责与程潜、唐生智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11月中旬，交警总局家属及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把原计划迁往福州的上海交警第三仓库、上海修械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迁运衡阳。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周伟龙派亲信任第四处出纳接管黄金108条，共67.8斤。

1949年元月，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担任警卫任务，周伟龙调去的却是从徐、蚌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同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伟龙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京沪一带待命。周伟龙不愿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护路司令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的极大猜忌。

1949年元月下旬，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京告急，交警总局留京人员全部迁往苏州。2月2日至3日，周伟龙在住所召集邓季之、李雪华、王力忠、喻勋衡、温应冰等主要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七、八两个总队自上饶出发赴衡阳。2月4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准备2月8日乘飞机去衡阳，但就在2月6日晚被保密局逮捕。据新任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审查。1950年周伟龙被枪杀于台湾新竹。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上，委员程星龄、唐生明、黄克虎联名提案请中央统战部按照政策把周伟龙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1986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指出：“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智相机行事的进步表现”，应作起义投诚人员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