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清（1838年1月22日-1904年7月13日），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号介孚，又号梅仙，浙江会稽（今绍兴）城区东昌坊口人。鲁迅祖父。

周福清自幼勤奋好学，当时三台门均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亦有参差，原意是便利各塾就学子弟可相互听讲，以宏造就。周福清得以趁机进修，数年之中，收获最大，因此亦被周氏族人誉为“收晒凉” （即乘便得利之意）。

他热衷于走科举取仕的“正路”。起初，周福清的仕途还算坦荡，系“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 （第86名）、 “辛未科进士” （会试中式第199名贡士，殿试入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虽有地位，但是朝廷文官，没有什么权势和油水。等到翰林院散馆考试，方可放官，周福清考了二等第三十五名，能奉旨以知县用，分发四川，选得荣昌县，他最终以亲老告近为由，获准改选江西金溪县知县，于1874年正月赴任。

在任金溪县知县期间，周福清“既不贪赃，尤不枉法。处理民刑案件务求真情实事，从不颟顸草率。抑且案无留牍，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任当事人长期拖累。对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他也许不懂得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不会奉承拍马，不会趋炎附势，不会诌媚权贵，终于得罪了上司，由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奏朝廷，革了他的七品芝麻官职，改选教职。周福清力图东山再起，卖掉田地，于1879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委署侍读，截取同知，历充方略馆誊录官、校对官，会典馆校对官、协修官”等职，直至1893年初丁忧回绍兴。

1881年周福清欣悉鲁迅出生时，适值有一张姓官员见访，遂为鲁迅取小名阿张，又定本名樟寿，字豫山。周福清自己是翰林出身，也极想把两个儿子（周伯宜、周伯升）和鲁迅等辈培养成翰林，在台门口悬挂“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以遂他的非非之愿。豫山，与“雨伞”互为谐音，小鲁迅也不喜欢。于是，周福清改字豫才，也就是“豫章之材”，他殷切希望鲁迅长人，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周福清有与一般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教育方法，主张子孙辈启蒙先读“鉴略”，以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还让鲁迅看《西游记》《水浒传》之类的古典小说。1889年秋，他以《诗韵释音》两部寄回绍兴，并在写给周伯宜的信中指示：“可分与张、魁两孙逐字认解，审音考义”。1893年秋，周福清因贿赂浙江乡试主考官的事败露，被捕下狱，处“斩监候”，囚系杭州花牌楼。

科场案发后，上上下下打点，特别是快要秋审的时候，鲁迅家都要卖掉一些祖遗的田地，当掉金银首饰，以营救周福清的生命，致使鲁迅家庭坠入困顿，也因此使鲁迅有了出自肺腑之言：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901年2月，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混乱岁月，外逃的囚犯在事定后能前去投案，悉于免罪的例，也奏准释放周福清。4月9日，周家雇船至西兴接他回家。也许是饱受“牢狱之灾”的缘故，周福清的脾气更差，上自昏太后（慈禧）、呆皇帝（光绪帝），下至本家子侄，他无不痛骂，连帮了他大忙的老同年薛允升也被骂为糊涂人，常常发无名火，闹得全家鸡犬不宁。1904年7月13日他死的时候，场面也是冷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