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隐（1867～1922），原名金培，字石泉、石潜，号潜泉，又号遯盫，今作遁盫。斋称纂籀簃、松竹堂。浙江绍兴人。近代篆刻家、文化企业家。“天下第一名社”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吴隐工书、画，善刻印、篆、隶骎骎入古，山水秀润有新意，尤以精制印泥著名。更创制仿宋聚珍排印书籍。光绪三十年（1904）与丁仁、王福庵、厉良玉、叶为铭等创设“西泠印社”于西湖孤山，而自设分社于上海。尝集古今名人楹帖缩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又集所藏印为遯盦集古印存。又有遯盦印话、铁书、古陶存、泉存、砖存、编遯盦金石丛书。卒年五十六。次子珑，字振平，能继父业。

据家谱记载，吴隐为山阴州山吴氏17世孙。在众多吴氏后人中，吴隐家族当属州山的名门世家。《明史》中有传的万历时兵部尚书、蓟辽总督吴兑和崇祯时提督东司房、掌锦衣卫的吴孟明，都是他的直系先祖。科举时代，吴隐的祖上享有“祖孙父子进士”的美誉，其六世祖、八世祖、十一世祖都是进士，九世祖、十世祖也是武举人出身。虽然有此家族背景，但到吴隐时，已与科举无缘，成为普通百姓。

因为家庭困难，十多岁时，吴隐就不得不到杭州一家碑版铺学习碑刻，并逐渐成为一名浙派篆刻的刻碑名手。根据资料分析，在公元1903年前，吴隐以刻碑为主业，晚年（51岁）时，还刻了《葛府君家传碑》，因此碑刻职业终吴隐一生。

吴隐的碑刻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00年刻竣的《古今楹联汇刻》。该汇刻是将明清名贤296人的楹联367副，用照相技术缩小再刻于石，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这些碑刻每块碑长76厘米，宽32厘米，厚6厘米，正反面都有对联，现存于杭州碑林。关于汇刻的缘由，吴隐在《古今楹联汇刻》的跋文中说：余“性喜篆刻，初握管时，即摸壁上联字以为玩弄，虽父师禁之不改。既长，与海内士夫游，扩览名人手迹益多。爰多方借取，用泰西摄影法缩刻于石。积年既久，得三百余联，分为十二卷，复倩同志各书小传于右，俾观者有考证焉。今一并刻竣，为记其缘起如此。”

《古今楹联汇刻》于1900年就镌刻完成，为扩大影响，吴隐还遍邀当时书画及社会名流题签或写小传。先后题签的有汪鸣銮、杨文莹、蔡玉瀛、邵锡元、王同、盛庆藩、笪罣、陈豪、费念慈、厉良玉、严信厚、蒲华、金鉴。写小传的有吴榖祥、金尔珍、朱景彝、王锡荣、胡钁、王同烈、陆恢、潘振镛、王章彤、叶铭、严义彬、朱赮、真周、叶翰仙，还有翁同龢、陶浚宣、吴昌硕署首，俞樾、杨守敬、陶浚宣、严信厚题跋。一时俊贤，俱入汇刻。1906年一经正式出版，就风行于世，大获成功。

至今，西泠印社内还保留有他的两件碑刻作品，均在仰贤亭内。一件为嵌于正面壁间的丁敬像，《西泠印社志稿》载“为吴石潜篆刻”。另一件为置于亭内石圆桌上的铭文，系吴隐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的作品。

浙江省内各地也还留有不少吴隐的碑刻，如1887年与叶铭合刻的《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1889年与叶铭合刻的《龙游知县高英实政记》、1892年刻的《陈紫渔资政公南山诗碑》。2010年金华出土的《创建长山书院碑记》，就是吴隐24岁时的作品，该碑刻于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碑文由当时的金华知府陈文禄撰写。

吴隐以一个碑刻店学徒的身份，成功跻身杭州、上海的文化圈，与他的兴趣偏好不无关系。在杭州学习碑版时，吴隐就与日后同为西泠印社“创社四英”的叶铭一起出入于清兵部侍郎、山水画家戴熙的儿子戴用柏的门下，学习古文及金石篆刻等知识。

吴隐喜欢购买古籍，收集各种金石拓本供自己临学，一有好书，还拿去给有“清末民初四大才子”之称的著名藏书家缪荃孙看，请他对书作评价。20岁时，吴隐曾作诗一首，记录自己当时的经历与想法：“敢将岁月等闲过,断碣残碑一室罗。金石能为臣刻画,随他刀笔汉萧何。”

结交清末民初“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是吴隐最大的人生机遇，两位同宗交情很深，吴昌硕为吴隐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吴隐开始刻印时，沿习了一些浙派的风格，日后的“钝刀中锋之法”，系吴昌硕先生亲授，从此印风大变。吴昌硕移居上海之后，吴隐也逐渐向上海发展，先后与吴昌硕一起参加了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等社团组织，其中海上题襟馆由吴昌硕任会长。在1913年的西泠印社成立大会上，吴隐极力推荐吴昌硕担任西泠印社第一任会长。

除了吴昌硕的提携外，吴隐还得到了浙江慈溪籍实业家、上海小长芦馆主人严信厚的关照。1898年，吴隐受严信厚之托，补刻“二王唐人诗石刻”、“小长芦馆集字帖”等，并与叶铭同刻“小长庐馆丛帖”。严信厚是上海实业界巨子、商会领袖，结交的都是社会名流，吴隐很好地把握了这次机会，因此结识俞樾、杨守敬、翁同龢等名公巨卿、文人雅士，对于扩大吴隐的社交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吴隐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悟性的人，他从严信厚的《小长芦馆集字帖》中得到启发，暗下功夫，借机收集了古今名人的对联缩刻于石上，为日后《古今楹联汇刻》问世提供了条件。

光绪甲辰年（1904年）夏，丁仁、王禔、叶铭、吴隐四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于杭州西湖孤山发起并创立了西泠印社，后人称他们为西泠印社的“创社四英”。作为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之一的吴隐无疑是印社创建初期最具活力的人物。

西泠印社成立大会后的1914年，吴隐还与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同仁们共同捐资，在印社社址孤山之巅建“隐闲楼”（亦名题襟馆）。1915年，吴隐独资在孤山购得地皮一块，建遁庵、潜泉及味印亭。1918年，由吴隐策划、吴善庆出资建“岁青岩”，以纪念明末殉难的长安知县、岁青公吴从义。1923年，吴隐子吴熊在遁庵左侧建起“阿弥陀经幢”一座，其族孙吴善庆则在孤山独资修建了观乐楼、还朴精庐、鉴亭等建筑。可以说，当时西泠印社的多数人文建筑，源自吴隐一方之力，以至后人评说这“创社四英”时，把吴隐当成了“财神爷”。

在经营方面，吴隐无疑是“创社四英”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他善于捕捉商机，又明显具有文人的特点，西泠印社给了他一个发展平台，吴隐因此由一名碑版匠上升为清末民初知名的文化实业家，潜泉印泥及其印谱、书画出版至今仍为文化人士所钟爱。

原先，吴隐夫妇曾自制印泥，供自用及送人。吴昌硕对所制印泥十分欣赏，就鼓励吴隐办了一个制印泥的企业，企业用西泠印社的名号，由吴隐私人创办的上海西泠印社因此诞生。吴昌硕为这个企业亲写招牌，并选定深玫瑰红的色调，又赐予“美丽殊砂印泥”的好名字。为扩大印泥的影响，吴昌硕还曾把自己的用印借给吴隐，吴隐因此钤成了吴昌硕的《缶庐印存》四册并出版。后来，吴昌硕还把自己的书法、绘画作品，由吴隐编辑成《苦铁碎金》一函四册，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

吴隐为人谦让。在创社十年间，他经常为建社之事与叶铭在杭州、上海间互通声气，还经常领衔与外界打交道，期间又捐款最多。后人评价说，创社这十年，吴隐是“无社长之名而行社长之责”。十年后，在酝酿首任社长时，吴隐不居功，极力推荐了吴昌硕。之后，吴隐一如既往地奉献于社团，不惜把私产当公产，买地在西泠印社建起了一批人文景观建筑，还联络不是会员的家族宗亲共同建设西泠印社。其谦谦之风，隐让之德，令人景仰。

在艺术与产业领域，吴隐也是相当得谦虚与低调，以至于有些后人把他当成了一位专业工匠，忽视其在艺术上的地位和作用。吴隐精通金石碑版，兼及陶、玺、封泥、古钱之类，又喜欢收藏，因此作品孕含变化，浑厚苍劲，古趣盎然。创社元老丁仁曾有咏吴隐诗一首，说：“绝技刀藏埒数公，阿谁双眼辨真龙？风流更有吴公子，钿阁尤传铁笔工。”除此之外，吴隐还有诸多才艺。书画方面，吴隐的楷、行、隶、篆均苍老如其印，并且善画山水花鸟画。与夫人孙锦共同研制的潜泉印泥，有暑不化、寒不冻及富有质感的特点，曾风行一时。通过对宋代木活字的研究，吴隐创制了仿宋聚珍排印书籍的方法，成功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印学专业出版社。

吴隐事业上的成功，扩大了绍兴人在省内外书画界的影响。其家人亲属孙锦、吴朴、吴熊、吴珑（振平）等先后成为西泠印社的社员，与齐白石齐名的绍兴籍大画家陈半丁，就是通过表叔吴隐的介绍，得到吴昌硕的垂青与提携，成为一代国手的。

吴隐乡土观念很重，在他（或亲属）出资营建的西泠印社建筑中，大都带家乡州山的文化元素，如岁青岩就是为了纪念州山先烈吴从义，当时一些不理解的人还以为吴隐要把西泠印社建成自家宗祠。怀着一颗对乡土的眷恋之心，远在上海的吴隐，每逢春、秋两祭都要乘船回州山，参加宗祠及扫墓活动。州山多诗书传家的先贤，吴隐发挥其职业优势，尽自己所能，把前人的诗稿、书籍整理出来，无偿付印。看到族谱年久失修，吴隐又亲手编写了州山吴氏一支大分的家谱，还与族孙吴善庆等共同出资重修州山吴氏总谱。因总谱还未修成，临终前，吴隐仍念念不忘将此事交待家人。事成后，又是吴隐一家出钱最多。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玺印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