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鹏，安徽怀宁人。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1921年在安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担任上海共青团引翔港区委书记。1927年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江西共青团省委书记。同年10月，他前往万安指导“行动委员会”做好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成效显著。后决定农军三路攻打县城，因武器装备太差，缺乏攻城经验，而未能攻克。

1926年初春，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24期上，登载了小说《端午节》。作者以自己当时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做苦工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工人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和恶劣的环境中，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遭受着非人的对待，控诉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迫害和压榨。编者特意加了按语，向青年读者推荐。　　

作品出自20岁的青年团员吴振鹏之手，这是他以职业革命者的身份，从事青年工人运动的处女作。

吴振鹏在孤儿院长大，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安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投身革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一直从事青年团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将青年工作视作自己的生命，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之一。

1906年12月，在安徽省安庆市一户贫困人家，吴振鹏呱呱坠地了。父亲作为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虽拼命劳作，但难以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吴振鹏出世不久，父母就因贫病交困先后撒手离去，他被送进安庆市西门外的孤儿院，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孤苦的生活使他早熟。稍晓事后，他一边做工糊口，一边接受识字教育。渐渐地，书籍成了他最好的伙伴，给了他生活乐趣的窗口和人生进步的阶梯。

1922年秋，年满16岁的吴振鹏因学业优秀，被保送到位于安庆的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该校内驻有安徽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经常到学校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对学生影响很大，使得该校在省内领新思想、新文化风气之先。吴振鹏将课余时间全部用在阅读进步书刊上，其中革命刊物《新青年》、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对他影响最大。

1923年秋，他由同学杨兆成等介绍，经青年团安庆地委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踏上革命道路的吴振鹏把组织作为自己的家，把同志们当亲人，把革命需要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

这年10月，吴振鹏参加领导了安庆各校5000多学生举行的反对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声讨“猪仔议员”的游行大示威，并带领同学们捣毁参与贿选的安庆籍“猪仔议员”张伯衍的住宅。为了启发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同年，他在学校办起工人夜校，教工友们识字，宣传革命道理。他还征得校长同意，用学校一间空闲教室办起图书室，与同学们一道筹集书刊，包括向上海邮购《中国青年》周刊和《向导》周报。在这里，吴振鹏组织同学们看书学习，并组建了学生文学团体曦社。曦社在校内出版壁报，他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批判封建礼教，抨击军阀统治，引导同学们从埋头读书转而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加校内外政治活动，响应国民革命。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参与薛卓汉等组织领导的安庆五卅惨案后援会的工作，发动了安庆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的大规模反帝游行示威。在吴振鹏的组织下，省立一师学生的表现最为出色，该校学生成为安庆五卅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校内，由于吴振鹏等人的得力组织与领导，一批进步学生加入青年团，为年底建立共青团安庆第一支部（省立一师支部）打下了基础。通过这个时期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锻炼，吴振鹏的思想日益成熟，成为安庆地区的学生领袖。

1925年秋，吴振鹏从省立一师毕业。安庆地方党团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和革命发展的需要，将他送往上海大学深造。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被反动当局查封，中共中央遂将各地派来上海大学学习的学生分往上海各工厂从事工人运动，从斗争实践中学习。吴振鹏被派往工人集中的引翔港。他欣然接受组织安排换上工人服装，到一家纺织厂做工。

在纺织厂里，他和工人兄弟一起干活，耳闻目睹工人们在外国资本家压迫下的非人生活，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他也深感震惊。心思细腻、勤于笔耕的他把自己几个月做苦工的亲身经历和实际感受，以纪实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取名《端午节》，投往《中国青年》周刊。这篇凝聚着工人血泪和吴振鹏的心血的小说刊出后，社会反响较大。

由于吴振鹏积极扎实、独具才能的工作，1926年5月，他担任共青团上海曹家渡部委会书记；6月至9月，任引翔港部委会书记。当时在上海沪东、沪西青年工人中，提起吴振鹏，没有不知晓的，他被誉为上海青年工人运动“四大金刚”之一。同年，吴振鹏转为中共党员。

1927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挑选一批优秀共青团干部到江西工作，吴振鹏被派往九江，于2月担任共青团九江地委书记。他还奉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领导工作，联合九江地区所有革命力量，发展了九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也因此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死对头和眼中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九江市党部被右派分子捣毁，吴振鹏首当其冲，被蒋介石雇佣的青红帮流氓殴伤。

5月，已经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的吴振鹏前往武汉，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及中央局成员。会后，吴振鹏返回南昌，在主持团江西区委工作的同时，主编团区委机关刊物《红灯》周刊。他著文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和江西省政府主席、军阀朱培德“墙头草”的政治态度。当时仅在《红灯》杂志上，他就撰写发表了《蒋介石还没有反动?》《杨花水性的姑娘》《红灯之下的蒋介石》等文章。《红灯》像一面鲜红的革命旗帜，使蒋介石、朱培德恼羞成怒，于7月遭反动当局查封。但正如吴振鹏以编者名义在《红灯》第14期上所说：“红灯是永远照亮着的！”

8月12日，团中央召开部分中央委员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研究团的工作。会上，吴振鹏仍任团中央委员。

1928年5月，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吴振鹏，受命在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共青团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兼上海市）委书记。7月，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他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

同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团中央的指示，吴振鹏领导发动了以上海青年工人为主体的9月总同盟罢工。从8月底起，他陆续组织各区的团员深入到工厂集中区如杨树浦、引翔港、沪西等地，举行青工集会，发表鼓动演说，明确斗争纲领和口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9月2日是国际青年节。这天清晨，在吴振鹏的领导下，上海各工厂的青年工人统一行动，举行总罢工。各工厂区内，贴满标语、漫画。9时半，以青年工人为主体的大示威在漫天的传单和响亮的口号声中进行。南京路附近的浙江路至福建路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整个上海为之震动。帝国主义巡捕、反动军警凶残地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甚至动用装甲车来阻止游行队伍。在吴振鹏的指挥下，工人们毫不畏惧，勇敢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游行队伍一直冲向外滩，继续进行集会。

这次总同盟罢工一直持续到9月9日，是上海工人阶级一次大规模的斗争。吴振鹏在秘密出版的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国际青年日的上海青年工人》一文，高度评价上海青年工人的斗争勇气和毅力。

由于长期艰难的地下工作、敌人的加害和困苦的生活，吴振鹏的肺结核病加重了，但他的革命干劲和工作热情没有丝毫减弱。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等地，指导江苏地区的革命青年运动。1929年7月，他还以团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香港指导工作，并参加了香港青年工人代表大会。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但党内“左”倾冒险错误也在滋长。为实行全国总暴动冒险计划，1930年8月上旬，由党、团中央及全国总工会联合组成了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吴振鹏任委员，并任由团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他参加了中央总行委的领导工作。这期间，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以及《列宁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指导全国青年运动的文章。

早在7月，中央军事部常务委员曾中生就被派到南京负责指挥暴动。接着，吴振鹏被派到南京督战。曾中生经过调查了解，认为南京不具备暴动条件，开始曾遭到吴振鹏的批评。但是筹划8月1日和月底两次南京暴动，均未发动起来，而南京一批党员干部却因此被捕牺牲。

10月初，吴振鹏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常委。在上海的江南省委管理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党的组织和工作。他抱病加倍努力工作，着手恢复组织。

1931年下半年，继续在上海从事青年工作的吴振鹏，由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组织上将他调离团的领导岗位，让他一边休养治病，一边仍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巡视工作。只要病情稍缓，他就不停息自己的工作。1933年初，他还带病到安徽、江苏一带巡视。

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5月17日深夜，吴振鹏在上海市法租界贝勒路的家中被捕。巡捕和反动军警在他家搜出了大批中共党团刊物、文件，旋即将他押往法租界巡捕房关押。

在法租界的法庭上，吴振鹏与法官展开了机智的斗争。他自称是因病休学的圣约翰大学学生，名叫吴静生，所搜文件等均为一朋友寄存家中的；同时，他坚持本案应在租界内审判。但由于几名叛徒当庭指认，法官仍判决将他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审理，不久，又以重大案件为由，将吴振鹏解送南京。

在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吴振鹏以重病之躯，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已完全暴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依然双目炯炯，对反动法官任何形式的审讯都不予理睬。敌人让无耻的叛徒前来劝降，他义正词严予以斥责。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句口供。

敌人的酷刑和恶劣的囚禁生活，使吴振鹏已到晚期的肺结核病雪上加霜。入狱不久，在6月的一天，他坚强平静地合上了双眼。

女儿：王行

外孙：黄品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