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溱（1014—1068），字济叔，江苏扬州人。宝元元年（1038）戊寅科状元。曾任亳州通判、直集贤院，出知蕲、芜、舒州。英宗治平二年（1065）后起知池州、江宁府。神宗即位后，知杭州，改知开封府。期间，精识过人，辩讼立断。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后，病逝于任上，终年55岁，追赠礼部侍郎。

宝元元年戊寅(1038年)科登进士第310人:吕溱，字叔济。扬州人，世居歙州歙县。宝元元年进士第一名，初授将作监丞、亳州通判。历翰林学士，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终枢密直学士。李绚，字公素。邛州依政县人。宝元元年登进士第二名，初授大理评事、邠州通判。尝以左正言、知制诰奉使契丹。累迁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权知开封府，仕至判吏部流内铨。祖无择字择之，初名焕斗，河南上蔡人，戊寅科吕溱榜进士第三。

吕溱中状元后，任亳州通判。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因参与进奏院宴饮之事受牵连，出知蕲、楚、舒三州，后复修起居注。

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反叛，吕溱劝仁宗不要封锁消息，而应“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进知制诰，又出知杭州，入为翰林学士，吕溱上疏论宰相陈执中贪恋富贵，行为奸邪，仁宗不听，将他的疏奏退还。吕溱说：“论人之过而不让其人知道，是背后中伤大臣。我要拿去给他本人看，使他好为自己辩解。”后陈执中罢相，吕溱以侍读学士之职知徐州，赴任前，仁宗赐宴资善堂为他送行。任满徙成德军，因与兴都转运使李参不和，及豪侈放任，简于政事被弹劾，贬知和州，分司南京。

英宗治平二年（1065）三月，吕溱起知池州，江宁府。十一月离任入京，拜给事中，集贤院学士，加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吕溱再知杭州，改知开封府。期间，吕溱精识过人，辩讼立断，豪恶为之敛迹，政绩颇佳。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后，吕溱不幸病逝于任，享年55岁。朝廷追赠礼部侍郎，神宗诏书中有“吕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节，绝迹权贵，故中废十余年，人无言者……”对吕溱家贫子幼，神宗诏令朝廷优厚安抚。

吕溱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善于议论，其言论颇为当时名流所推许。然而，又很持重，在杭州接送宾客，不过寥寥数语，人称之为“七字舍人”。

《宋史·吕溱传》

吕溱，字济叔，扬州人。进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坐预进奏院宴饮，出知蕲、楚、舒三州。复修起居注。

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进知制诰，又出知杭州，入为翰林学士。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仁宗还其疏。溱曰：“以口舌论人，是阴中大臣也。愿出以示执中，使得自辨。”未几，执中去，溱亦以侍读学士知徐州，赐宴资善堂，遣使谕曰：“此特为卿设，宜尽醉也。”诏自今由经筵出者视为例。

徙成德军，时方开六塔河，宰相主其议。会地震，溱请罢之，以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简忽于事。与都转运使李参不相能，还，判流内铨，参劾其借官麹作酒，以私货往河东贸易，及违式受馈赆，事下大理议。溱乃未尝受，而外廷纷然谓溱有死罪。帝知其过轻，但贬秩，知和州。御史以为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宁府，复集贤院学士，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

时为京尹者比不称职，溱精识过人，辨讼立断，豪恶敛迹。尝以职事对，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医药，已而果病。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遂卒，年五十五。赠礼部侍郎。帝悼念之，诏中书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节，绝迹权贵，故中废十余年，人无言者。方擢领要剧，而奄忽沦亡，家贫子幼，遭此大祸，必至狼狈。宜优给赙礼，官庀其葬，以厉臣节。”敕其妇兄护丧归。

溱开敏，善议论，一时名辈皆推许。然自贵重，在杭州接宾客，不过数语，时目为“七字舍人”云。

吕溱是宋仁宗戊寅科状元。他之所以“首登辞科”（欧阳修《举吕溱自代状》），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在专制社会里，世家豪族及其亲朋故旧包揽了这个世界所能给予的荣华富贵，享尽了所能得到的各种优渥待遇。但是在极个别情况下，皇帝出于特殊需要，抑豪族、扬寒门，故意把无上的荣耀降临到平民子弟头上。范镇落一甲，吕溱中状元，便是一例。

景祐五年（1038年）早春二月，范镇在华阳（今四川成都）省试名列第一，荣膺省元。在接下来的殿试中，他即使不得状元，也跑不了甲科优等。然而，他却因与翰林学士陈尧咨等朝臣权贵交往甚密而遇到了麻烦。

原来，陈尧咨的次子陈博古以及参知政事韩亿的四个儿子也参加了这年的科举考试。北宋为了革除唐代的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自宋太祖开始，就在科举考试中加强了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乾德三年（965年），翰林学士陶榖之子陶邴考取了进士第六名。宋太祖翻览进士名单时大为纳闷：“听说陶榖家教甚差，他的儿子怎么能考中第六名？”于是下令对陶邴等人进行复试，并规定今后官僚子弟考中进士的必须一律复试。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在殿试前还故意取消了已经通过省试的四名大臣子弟的殿试资格。一般说来，考中进士便可做官，考的名次越靠前，升迁越顺利，将来做大官的希望越大。宋太祖、太宗之所以对权贵子弟限制得如此苛刻，是因为害怕他们利用科举制度发展家族势力，乃至威胁皇权。

偏偏陈博古在省试后“嘲谤籍籍”（《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一》），公开散布对朝政的不满情绪，不仅他自己倒了霉，还把范镇连累了。宋仁宗一怒之下，颁布密诏，指示主考官丁度：殿试时，陈博古、韩亿四子包括陈家门客范镇的试卷一律不予评阅。幸亏丁度能处以公心，委婉进谏，反复说明范镇确实真有学问，早已名声在外，并不是靠攀附权贵、拉关系走后门的无能之辈。尽管宋仁宗收回了成命，但仍指示必须降低范镇的名次。

后来，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大名鼎鼎的范镇只得了个二甲第七十九名，而头名状元却是来自扬州的吕溱。据《岩镇志草·文苑传》记载：“吕溱，字叔济。父士元，游学四方，贯江陵籍。咸平二年，擢明经，为醴陵尉。历彭原、四会、太和、陇城县令。为人刚介有节，长于为政。入仕三十余年，以一县令之禄，食其族四十余口，生渊、溱、浚、湛兄弟四人。渊登进士第，尝为秘书丞。溱又贯扬州籍，登景祐五年进士第一……”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景祐）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所谓“郊”，即“郊祀”。因宋仁宗在郊外祭祀天地，景祐五年改为宝元元年，是在当年的农历十一月。而会试在春季，又称春试或春闱，所以景祐五年和宝元元年虽然是同一年份，但说吕溱“景祐五年进士第一”，似乎更为确切。

平心而论，北宋的科举制度相当严密，不说中状元，即使考个进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代文豪苏洵就曾大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语出《史阙》）的感慨，考到七老八十依然是个“童生”者大有人在，四五十岁才中进士者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多大，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宋谚语）的说法。吕溱少年时的事迹无从稽考，但从他二十五岁中状元来看，他禀赋极高，治学肯定也是相当勤奋的。

高中状元之后，吕溱先是到亳州（今属安徽）担任了几年通判，后被调回朝廷当了集贤院长官兼修起居注。可惜没过多久，他就因参与一次进奏院的宴会而被弹劾治罪，逐出了朝廷。

进奏院是一处向诸州传达朝廷文件、向朝廷投递诸州奏报的机构。最早由各州常驻京城的进奏官组成类似今天各地的驻京办事处。各衙门举办宴会原来是极平常的事，吕溱即使不该赴进奏院的宴会，跟着喝顿酒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居然因此免职，可见他当时的处境了。就这样吕溱到蕲州（今湖北蕲春）、楚州（今江苏淮安）、舒州（今安徽潜山）各当了三年知州，才又回到朝中重操修起居注的旧职。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上书举荐“素有文学”（《举吕溱自代状》）的吕溱，理由就是“闻其论政，服其度量”（同上），请求放为外郡主政官员。欧阳修知扬州时，吕溱丁忧在家，其父葬于江都，欧阳修感故旧之情，为其父撰写墓志铭。

皇祐四年（1052年），广西的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自称“仁惠皇帝”，率众连陷十余州郡，围攻广州五六十天，企图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割据政权。这时的宋朝内地，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此起彼伏。宋仁宗生怕侬智高事件在内地引起连锁反应，诏令朝廷发往各地的邸报不得刊载这一消息。吕溱上书诘问：“边防警急，一方有盗贼，宜令诸路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宋史·吕溱传》）

后来，吕溱晋升知制诰，出任杭州知州，三年期满，入朝升为翰林学士。这时，陈执中在朝中担任宰相已达八年之久了，丝毫没取得什么政绩，苏轼目之为“俗吏”（《东坡志林·人物·真宗仁宗之信任》）。此公年过花甲，仍然贪恋富贵，想方设法保住目己的权位。朝臣王洙、宦官石全彬等人仗着给宋仁宗的爱妃张贵妃大办丧事而得宠，陈执中竟不顾廉耻，低声下气地巴结他们，把王洙提拔为翰林学士，石全彬封为观察使，享受着优厚的俸禄。陈执中的卑劣行径激起了许多朝臣的强烈不满。御史中丞孙抃率领属官集体论奏，吕溱也上疏谴责陈执中是彻头彻尾的“奸邪”，言辞十分激烈。宋仁宗退还奏疏，吕溱固执己见：“以口舌论人，是阴中大臣也。愿出以示执中，使得自辨。”（《宋史·吕溱传》）

不久，陈执中被罢免，吕溱也以侍读学士之职离开朝廷出任徐州知州。侍读学士负责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解经义，是皇帝的老师，一般由学术修养较高的翰林学士等官员担任。吕溱是在离开朝廷之际升任此职的，尽管当时宋仁宗并不想多么重用他，但仍表现得对达位状元出身的人高看一眼。临行之日，宋仁宗特地在资善堂赐宴，并对吕溱说道：“这顿宴席是特意为你准备的，你可以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治平中，英宗再起吕溱知杭州，时张纪为御史，因弹吕溱昔知杭州时，以宴游废政，乞不令再往，其诰词有曰：‘朝朝只在湖上，家家尽发淫风。’尤为人所笑。”吕溱因此累遭贬谪。欧阳修、刘敞认为吕溱过轻而朝廷罚重，多次找台谏据理力争。

吕溱为人开朗敏捷，擅长议论，其言论很为当时欧阳修等名流所推许。而邸报进谏、弹劾陈执中两件事，尤体现了他光明磊落，耿直进谏的风范。后来，吕溱返京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欧阳修闻讯致书，有“世路多虞，方叹风波之恶；岁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回宝文吕内翰溱书》）语，可见爱护之深，相知之深。此后，吕溱一改过去的作风，接待宾客，有时自始至终说不上几句话，可以说是个典型的闷葫芦，因而有人给他一个绰号“七字舍人”（《宋史·吕溱传》）。

吕溱对待政事具有马虎苟且与果敢精干两种作风，尤其出任成德军知军时，“豪侈自放，简忽于事”（《宋史·吕溱传》），并与河北都转运使李参闹得关系极僵，两个人即使偶尔见上一面也总是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以至于吕溱返回朝廷任判流内铨之后，李参仍上书弹劝，数罗了吕溱擅自借官曲造酒、私下派人到河东（今山西）地区做买卖，以及收受贿赂等一系列罪状。朝廷认为事体重大，着令大理寺立案审查。吕溱极力为自己辩解，大理寺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他受贿的实据，但朝廷内外却沸沸扬扬地传说吕溱犯下死罪了。幸亏宋仁宗出面保护，只把吕溱降职，派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吕溱才没下到狱中遭受囹圄之灾。即便如此，几个御史仍然认为对吕溱处罚太轻，交章参论，迫使宋仁宗收回成命，令其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只当一个闲差去了。直到宋神宗即位，吕溱才恢复了集贤院学士之职，并加龙图阁直学士，调任开封知府。

洛阳帝城多近臣。开封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有头有脑的贵族权臣比比皆是，在这里当地方长官没有点后台是很难立足的，所以向来担任知开封府的，大都缩头缩脑，不敢稍有作为，就像包拯那样称职者寥寥无几。这时的吕溱或许因宋神宗对他的器重感激涕零，很想有所报效，也或许想借此机会施展一番，改过自新，翦雪以往被动贬官的耻辱。到任之后，吕溱勤于职守，兢兢业业，辨讼断案雷厉风行，严于执法不避权贵，不长时间就使开封的社全治安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豪恶敛迹。然而谁也想不到，此时的吕溱已经快要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了。

有一天，吕溱上殿向宋神宗奏事，开封府推官周约随从。奏事完毕，宋神宗忽然关心地问道：“爱卿近来身体可好？没有得病吧？”吕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臣没病呀。”过一会儿，宋神宗又问：“爱卿果真没病吗？还是赶快去找郎中看看吧。”吕溱笑道：“臣怎敢隐瞒陛下了。”吕溱退到一边，宋神宗又叫住周约问道：“你看吕知府身体怎样？”周约回答：“臣整日与他共事，确实也没见他有什么病态。”回府之后，吕溱很是疑惑，特意洗了洗脸，照着镜子反复端详，拉来周约问道：“你仔细看看我是不是真有些异样？”周约打量再三，然后回答：“阁下容颜红润，神态安详，的确是健康的模样，阁下尽可宽心！就是不知圣上为何一再询问……”

没过几天，吕溱果然罹患急症。宋神宗一面派御医多方诊治，一面晋升他为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使。不久，吕溱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五岁。

宋神宗对吕溱之死深表哀悼，特意下诏：“（吕）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节，绝迹权贵，故中废十余年，人无言者。方擢领要剧，而奄忽沦亡，家贫子幼，遭此大祸，必至狼狈。宜优给赙礼，官庀其葬，以厉臣节。”（《宋史·吕溱传》）追封吕溱为礼部侍郎，并敕令他的内兄护送灵柩归葬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