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回忆录，首次出版于1938年。

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他在二战中参加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民兵组织的经历，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描绘了战争的艰辛、民众的热情、局势的变幻、媒体的歪曲、信仰的危机等等，提供了翔实可信的战争经历，让人们从事实的角度去理解战争。

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7月爆发，起因是西班牙的右翼叛乱，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叛军一方得到了已是法西斯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全力支持，而英、法为自身利益而带头组织“不干涉委员会”，实行对西班牙政府武器禁运。在军事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苏联和墨西哥，但来自墨西哥的援助非常少，苏联以援助换得了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最大控制，西班牙共产党也因此成为左翼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力量。另外还有几万名国际志愿者奔赴西班牙为保卫共和政府而战，奥威尔就是其中一员。

奥威尔从来不是好战者，然而在战争来临时——尽管是外国的——他却无法置身于外。一俟完成手头《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写作，他就决定赴西班牙参战。奥威尔本来可以留在巴塞罗那写报道，从事宣传性工作，但是他决意上前线，只是未能加入在马德里地区与政府军并肩作战的国际纵队，而是进了马统工党旗下的民兵组织。1936年12月26日他到达巴塞罗那，略事训练后便开赴阿拉贡前线。

奥威尔在前线的战争经历是较为平淡的，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没碰到真正的战斗，只是很英勇地参加了一次小型突袭行动。奥威尔也不掩其失望之情：“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什么真正的战斗……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不过他因为在巴塞罗那和独立工党旗下民兵部队里的经历，对巴塞罗那出现的社会主义氛围及马统工党民兵部队里民主、平等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奥威尔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初衷，是为揭示真相和政治斗争牺牲品马统工党辩诬。

奥威尔

奥威尔以外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西班牙参战，在在阿拉贡战线进行战斗，5月喉部中弹受伤。而在大搜捕的日子里，便衣警察趁午夜闯入奥威尔所在的旅馆，搜查他的卧室，几乎搜走每一块纸片，从13记、书籍、剪报到所有信件；此外，还搜走他在疗养院的所有东西。这便是一个志愿者寻求革命的代价。然而，就在这奥威尔同他的妻子一起侥幸逃离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度，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竟然萌生了一个简直不可思议的念头，就是：重返西班牙。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那一夜之间的荒凉、那一夜之间的战乱、那一夜之间迈进了平等、那一夜之间进入了自由的新时代。可以发生这么多一夜之间的变化，社会一夜间可以变化这么快，没有量变的积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质变。所有的变化，都向人们发出人性的呐喊：尊重人性，尊重平等与自由，不要战争，不要独裁，不要法西斯主义，不要乌合之众，不要未成年的孩子参战，不要把外国友人当作叛徒，不要乱编谎言，不要互相残杀，要恢复人性。这些均是奥威尔通过文本的伦理叙事，寻找的一种尊重人性的声音，发出人性的呐喊。

政治与伦理冲突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叙事中最为明显。从叙事来看，政治与伦理的冲突是指法西斯主义强加给西班牙人民的恐怖政治，使他们失去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生活，这点正与伦理发生了冲突，因为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应倡导平等相处，从中才能获得自由与民主。那时西班牙内战的政治讲的是独裁，与伦理所讲的民主平等发生了矛盾。这种冲突既影响了西班牙人，又影响了国际友人。很多国际友人是自愿参加战斗的，就像奥威尔一样，他自愿报名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战斗。在1937年，当共和党得到对西班牙的部分控制权的时候，开始了迫害托派，奥威尔夫妇俩怀着反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去参加战斗，却被列在受迫害人的名单之上。他们还看到许多无辜的反法西斯战士被抓入监狱，有些只是怀疑这些战士有不正统的思想，就被杀害。一场反法西斯主义战斗演变成政治迫害，这与奥威尔的使命、国际友人的支持背道而驰，俨然形成了政治与伦理的激烈冲突。这样的政治战争是失去了理性意志的战争，没有正义感的战争，充满着兽性的杀戮。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到西班牙报道内战真相，整个真相报道就像故事那样，这些故事也是由无数个伦理结构成的。如作者以记者身份刚到西班牙就被莫名其妙地编入反法西斯主义的民兵团、西班牙一夜革命就从贫穷到富裕时代、西班牙内战大多数是未成年儿童上前线、外国友人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战斗却被当作叛徒杀害、荒谬的阿拉贡前线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斗、几个月前后西班牙瞬间贫富变化无常、作者受伤逃离西班牙等，这些伦理结，构成了一个政治动荡的伦理纪实叙事。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伦理叙事关涉到特定的伦理环境和秩序的命题，良知和反法西斯的伦理规范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政治与善恶叙事，实现了作者努力以艺术还原历史语境的目的。奥威尔将一次纪实报道真相的故事，转化为人们沉陷伦理困境之苦的深刻再现，体现了对国际伦理规范的关注。当时的历史语境，政治能决定真相，政治也能搬弃是非，政治能变脸、变色等。奥威尔的良知和伦理责任尽努力报道真相，报道反法西斯与正义战争的混乱真相，报道未成年人上前线的善恶无意识之混乱真相等。这些均是政治导致的是非不分的恶果。

现代有些评论家认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佳记录文献，远远超过了海明威的扭曲描述。在当时也有书评家对它加以肯定，认为它“极其重要”，但是这本书在市场上遭到了冷遇。

在奥威尔去世前，这本书只卖掉了几百本。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很讨厌这本书。左派厌恶它，是因为奥威尔抨击了苏联和政治谋杀。右派讨厌它，是因为奥威尔歌颂了巴塞罗那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奥威尔死后，这本书才获得广泛的认可，登上了畅销书榜，评论家也交口称赞，美国版的序言中甚至称奥威尔为“尘世的圣者”。

美国文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作者讲述的都是事实，而且是以一种值得人们推崇的方式，静静地、率直地讲述，同时又颇为公允地告诫读者：这只是一个人的事实。”

《纽约时报》：“除了乔治·奥威尔，没有人能把西班牙当时的暴虐和自吹刻画得如此惨烈与可怖。”

《芝加哥星期日论坛》：“一本充满睿智的书，一旦读过，将终身难忘。”

乔治·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1907年他举家迁回到英格兰。1917年，他进入伊顿公学。1921年后来到缅甸加入Indianimperial Police，1928年辞职。随后的日子里他贫病交加，此间他当过教师、书店店员，直到1940年，他成为New English Weekly的小说评论员，他才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1936年间，他访问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1936年底，他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其间他受伤。二战期间（1940—1943），他为BBS Eastern Service工作，并在此间写了大量政治和文学评论。1945年起他成为Observer的战地记者和Machester Evening News的固定撰稿人。1945年，他出版了《动物农场》，1949年出版了《1984》。奥威尔患有肺结核，于1950年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