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尘，解释为和合它们的光彩，也共同吸纳它们带来的尘埃。

“和其光，同其尘”，语出《老子·第五篇道章 [王弼本四章]》、《第十九篇德章 [王弼本五十六章]》，后来变为成语“和光同尘”，王弼注：“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也；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也。”没有特别推崇的，物（生命体）的竞争就可以避免偏向；没有特别轻贱的，物的厌弃就可以避免偏向。从王弼注的这层意思，后世对“和光同尘”的解释，引申出“与世浮沉，随波逐流而不立异”（《辞源》）的意思。对“和其光，同其尘”的通常的译解是，“涵蓄着光耀，混同着诟尘”（任继愈《老子新解》），“含敛光耀，混同尘世”（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

沈善增《还吾老子》：和合它们的光彩，也共同吸纳它们带来的尘埃。

沈善增《孔子原来这么说》附录《“和其光，同其尘”新解》： “和其光”，就是在发展方面、在创造性方面，要“和”，要在发扬个性，维护多样性、丰富性的基础上积极融和；“同其尘”，就是在保持相对稳定方面、在基本原则方面，要“同”，要一律平等、一样严格地遵守规则。

“新解”是在沈善增读了《礼记·乐记》以后修改的。

中国传统文化里真是有无与伦比的宝藏。像《礼记》，五经之一，四书里《大学》、《中庸》两篇也是出自《礼记》，《礼记》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应该特别的重要。但我读《礼记》的感觉，却是尘封已久，窟藏的金子基本上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所湮埋。儒家数一数二的重要经典的状况尚且如此，遑论其它。但反过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之丰厚，远远超出我们的认识和想象。而且，我们的遗产是活的，不像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神庙那样徒使今人惊叹古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但今天我们科技的整体实力肯定是大大超过了古人，凝结在物质文明里的古人的智慧，最大的作用，是告诫今人，特别是自以为掌握了改造自然的科技手段的现代人不要太妄自尊大。而凝结在中国文字中的古人的思想、哲学、智慧，不仅使中华民族成为现存于世的的几千年历史、血脉不断的古老民族，并且将在未来世界的建设中，对建设新世界是伟大的福音，因为这些思想、哲学、智慧，是经过几千年历史的考验，有大量的正反经验教训可资证明。这样的宝藏，我们只要发掘出一点点，中国乃至世界就受益无穷。

《乐记》将“乐”归之于“天”，“礼”归之于“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纯明完备的礼乐，好比代表天地行使职能的官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是从人心中生出的，是人心感触事物，引起情感的变化，发而为声的。情感的变化是最直观的，也是很便于交流，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又是不可抑制地不断地在发生的，所以，将“乐”归之于天。古人对“天”的定义：一是先天，它是发生的原因，而不是发展的结果；一是天的功能是“生”，是创造，所谓“天生之，地成之”。“乐”是民间自发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故而归之于“天”。

相对“乐”来说，“礼”是后天的，是对行为规范的总结，是民间自发的文化活动，如祭祀、婚庆、治丧、交友、宴宾等活动中礼仪习俗的沉淀、升华，故而归之于“地”。

这样定性以后，《乐记》推论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作乐以应天”，应“天”就是与“天”象征的创造性相应，就是让民众心情愉快，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把“乐”的功用看作如“春作夏长”，“仁也”，“仁”就是爱。

“制礼以配地”，配地就是与“地”象征的成果相配，就是让民众各得其所，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来合作、竞争，群居生活。因此把“礼”的功用看作如“秋敛冬藏”，“义也”，“义”就是“理”，游戏规则不是谁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按照逻辑规则来形成的，可以用逻辑思辨来证实或证伪的；也是“利”，按照这样的游戏规则来办事，是可以共赢获利的；又是“宜”，按照游戏规则行事，是最适宜的，也就是内耗最小，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因而，“礼”是文明成果，是对以前行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提高。

“ 乐”的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和”。“和”的概念就是从音乐中来的。“和”的古字“龢”，由“龠”与“禾”两部分构成。“禾”是声符，表音；“龠”是义符，表义。“龠”是上古就有的乐器，据传在大禹时代就用龠为舞蹈伴奏，有说就是排箫的前身，“龠”字中有三“口”，下部的“册”字代表横排，说明此乐器是多管横排。“龠”演奏时可能多管同时发声，构成和弦音，这是中国古人对“和”的最初的形象直观。“和”，就是不同个性融合成内容丰富的整体存在。所以，古人说：“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和谐”一词就出典于此。从“和谐”的定义可以看到，“和”不是一般的“同”，只要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和”是一种高级的同，一种充满活力的同。它不是为了维护个体的统一性而要压抑个性，相反，却要发扬个性；不是要消灭整体内部的差别，相反，却要维护整体内部的丰富性。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使整体富有整体活力，故说：“大乐与天地同和”。

而“礼”的最主要的就是“节”，就是有所约束。孔子说，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故而说“大礼与天地同节”。

“礼”与“乐”都要求“同”，但“乐”是“同和”，“礼”是“同节”，这两个“同”性质很不相同。但随着君权的增强，独裁的加剧，对“同”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同节”，“同”越来越变成被统治者的桎梏。重视礼教的孔子，又及时提出乐教，而且把“乐”归之于“天”，“礼”归之于“地”，“天尊地卑”，含有“乐”高于“礼”的意思，就是为了纠“礼以地制，过制则乱”之偏。而“乐”首先是民心自发，君主听乐而知民情，“慎所以感之者”，以改进政治措施，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民本思想。因为秦以后君权独裁已占据主流话语，即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尊已非孔儒，孔子的重乐倡和的精神，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人只知有礼教，不知有乐教，或者认为乐教是艺术教育，是礼教的辅助手段，不知道在孔子的儒学里，乐教要高于礼教。“乐”是创造性的，“礼”是总结成果。没有“乐”的创造，就没有“礼”的成果。

关于“和”与“同”应有区别的观点，中国古人其实多有论述，最著名的还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但我们对孔子之所以说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认识不足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无为而治，无知、无欲、不仁、不弃，尽可能地为民众提供个性和创造性的充分的发展空间。为了说明不是刻意拔高孔子，再引一段《国语·郑语》中的论述。

郑桓公看到周幽王倒行逆施，很担心，怕殃及自己，就询问史伯，周幽王的弊病在哪里？史伯说周幽王是“去和而取同”，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的政策是像阳光普照，能使万物生长的，而“同”就难以为继了。什么是“和”？“以他平他谓之和”，用他的天性、喜好去规范他、使他顺利发展。如果“以同裨同”，只使周围的小圈子里人得到好处，“尽乃弃矣”，到头来就必定受到大多数人的唾弃。这话说在老子、孔子提出“和其光，同其尘”“和而不同”的二百多年前，可证明中国古人早对“和”的概念有了深入的研究。

中国人过去经常在处理个性与集体性、发展与稳定、民主与集中等问题上感到困惑，过去搞经济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说法。如果吸收老子、孔子关于在创造性方面要“和”、在基本原则方面要“同”的思想，以“和”为主、以“同”为辅的思想，对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大有裨益的。我们还可以由此看到，和谐社会与创新性社会是“同出而异名”，或者说，“和谐”理念为创新性社会提供了观念的支撑。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过去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国学”，或者说“国学”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那么，我们今天更要努力建设国学，因为中国的国学，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对整个人类的明天的发展道路，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当代中国人，中国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