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兆敦（1938年11月—2023年8月31日），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开平赤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的班主任，第五代的老师。司徒兆敦曾是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资深教授，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导演系系主任，纪录片大师。他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司徒兆敦的家族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华侨世家。他的太爷爷是保皇党人。爷爷司徒盛赞是“猪崽”出身的美洲华侨领袖、国民党元老。父亲司徒慧敏是共产党新锐，周恩来总理派往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的第一人，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他的母亲邓雪琼虽然只是开平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然而，做衣服的手艺很出名。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穿的衣服，就是出自她的一双巧手。司徒兆敦的弟弟司徒兆光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

在父亲的影响下，司徒兆敦自小就爱上电影。司徒兆敦在电影厂是从做杂活一步步做起来的。1951年，司徒兆敦随家人到北京定居。1964年，毕业于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家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自此一直在该校担任教职，曾任七八导班主任。1968年9月9日，司徒兆敦因参加唐瑜、陈毅、夏衍、潘汉年、郭沫若等聚会的“二流堂”，被关进了“上海空司学习班”，判了死刑。在5年的监狱生涯里，他偷偷地写了许多读书心得。1987年，他出任导演系主任。

2023年8月31日，据电影守望者余泳消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于3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

曾得到他指导的学生包括闻名国际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例如陈凯歌（《黄土地》，1984年）、田壮壮（《盗马贼》，1986年）和张艺谋（《红高粱》，1987年）等。对于这些，司徒兆敦淡淡地一言带过，他笑着说：“我是一个爱就特别爱，恨就特别恨的人，不会让我的学生拍炒作的片子。别人说什么我不管，我只承认自己是一名教学认真的好老师。” 　司徒兆敦上课时爱跟学生聊天，学生的错误，他不仅指出来，而且能够给予很好的意见，他的课，总是吸引众多学生慕名而来。一次，有个女学生拍了一部作品让司徒兆敦提意见。司徒兆敦说：“说真的，那部作品特恶心，说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想看女人洗澡，于是扮成女人混进澡堂帮人搓洗，被发现后，大冷天赤身被人追出街上，就这样结束了。”司徒兆敦对女学生说：“你能当导演，这么难拍的画面都让你拍到了，但是，一部作品没有社会意义，就失去了价值。能不能将之拍成：男子成功混入澡堂后，却大吃一惊地发现，里面的女人都是老人，而且，从她们的谈话当中，体现了社会当中一些让人动情或者震撼的事？”女学生听了司徒兆敦的话后，很开心地说：“所有的老师看了我的片子后，都把我骂一顿，只有你教我如何将坏作品变成好作品。”

司徒兆敦认为，体现学生成绩的，就是教其拍出好作品。他指导的学生，作品在国际国内获奖无数，人们给了他一个外号：“得奖专业户”。2003年，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并在该校举办关于纪录片的系统讲座，为28名来自各院系的同学进行了认真的辅导，虽然学生们以前都没有电影或录像制作的经验，但他令人兴奋和满足的是，在几个月后，学生们都可以从无到有完成了27部在题材和美感上蕴含无限潜力的纪录片作品，其中16部作品在国内和国际获奖。2004年，他再次到香港指导学生拍纪录片，又有一批学生的作品获奖。

司徒兆敦说：“我教出的学生保持着善良的心，是最让我欣慰的。”有一次，一名学生的作品《哈佛的女孩》，在一次参评中获了5000欧元奖金，该学生对司徒兆敦说：“老师，我要将这些获奖的钱捐出来做基金，帮助片里反映的那些孩子。”

在北京电影学院，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很有名：我可以原谅我说错话，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错话，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说假话。他说：“什么是真事、真相、真理？这是我给学生必上的第一课，因为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

北京电影学院在1998年建立起纪录片的专业，并由司徒兆敦带该专业的学生，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宣传以真实的纪录片来记录历史的理念了。因为父亲的关系，司徒兆敦认识了很多“大人物”，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平和而真实地生活，加上父亲的教诲，让他深有感触，他说：“在我的生活道路过程中，只有那些真实的生活才是最扎实、最有质量的。这些东西压在我心上，让我编假我做不到。”

为了拍好纪录片，司徒兆敦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中国，以自己或者学生的镜头，来关注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他说：“电影最重要的，不是讲故事，而是它具有记录的功能，镜头就是眼睛，话筒就是耳朵。纪录片是对时间最好的记录，应重视纪录片的拍摄，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用记录片的方法把时间留驻，把我们的感受留驻，把我们的记忆留驻。可以说，记录片一定能经历时间的考验，有永恒的价值。此外，要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不发展纪录片是不可能的。全世界都是这样。”

电影《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电视纪录片《路》、《环境艺术》、《光辉的历程》、《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影视导演基础》（王心语主编，任其中几章撰稿）、《世界电影趣闻》、《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等。

司徒兆敦曾说：“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是没有魅力的，我曾经回开平看过家乡的碉楼，它们带着历史的意义站在那里，令人震撼，也很适宜用纪录片的方式，将之永远地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那片美丽的田野上，过去的碉楼是什么样子的。” 　司徒兆敦曾说：“家乡的变化让我很感动，家乡的乡情让我尤其难忘。”上世纪80年代，他曾回过一趟家乡，当他无意中看到，村里每年分猪肉的名单里，还有他们家人的名字时，内心极为震动，他说：“这就是家乡情，不管走多远，都牵着我们的心哪。”那一次，他在村里摘了一个果子带回北京，一直舍不得吃，那风干的果子，就一直摆在他的书桌上。

听到家乡申遗成功的消息，司徒兆敦很高兴，还在北京与开平籍的家乡人聚会庆祝。他说：“我觉得，家乡人做的这些工作很有价值，如果需要我们为家乡做些什么，我们都很乐意。家乡拍成的碉楼片子，我也可以帮忙修改。”司徒兆敦还一再表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对它破坏少一点。

1997年，获颁北京电影学院最高荣誉“金烛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