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电影新地》、《银座》、《电影艺术周刊》、《中国电影日报》、《小小画报》、《联华画报》、《民族呼声》、《早报》等。先后开办过三家小印刷厂。抗战时期，自费在重庆造屋，招待流落于此的朋友。所造之屋，是当时文艺界人士最喜欢的去处，戏称“二流堂”，其亦被封为“二流堂堂主”。自此，一生荣辱皆与“二流堂”密不可分。建国之时参军，从事深爱的幻灯艺术事业。离休后，和家人旅居香港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晚年居住京城。2010年8月18日因病去世。

唐瑜，朋友都称之为阿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主编《银座》、《电影艺术周刊》等杂志，是左联的早期盟员之一。抗战时期，自费在重庆造屋。吴祖光在《二流堂里外》中说：“阿郎造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坐坐，聊聊，自由自在。”有人戏称之为“二流堂”，因而唐瑜顺理成章地被封为“二流堂”主。“文革”期间，“二流堂”被戴上“反革命俱乐部”的大帽子，直到1979年8月才被平反。

记者随同姚辛与张小鼎两位先生前去拜访唐老。开门的是唐师母李德秀，老人家很高兴，她说自己最佩服的人就是姚辛。姚辛是工人出身，却几十年如一日地东奔西走、舍家为学地研究左联。姚辛上次来看望唐老，还是在2000年的时候。谈话间，得知唐师母是上海人，喜欢读张爱玲的小说。张小鼎说，唐师母南方人的特征很明显。

见有朋友来访，唐老很激动。他已96岁高龄，声音还是很洪亮，但耳朵有点背，只能笔谈。唐老比划道，字要写得这么大，不能潦草，凑近了还可以看得清。客厅的桌上备有纸笔，和唐老沟通起来还算比较顺畅。有时候，唐老见我们谈得很热闹，就急了道：“你们谈得肯定很有趣，可惜我听不到。”年纪大了，难免有时候很寂寞、孤独。唐老却是很达观，笑言自己是“废人一个”，在“等老阎”。

提到左联，最让唐老感慨的是当年潘汉年对他的知遇之恩。姜德明在《唐瑜印象》中提到：“‘文革’前夕，潘从监狱里出来，惟一去看的战友就是唐瑜。潘不怕连累唐，唐也不怕潘来访。”而最早纪念潘汉年的文集《零落成泥香如故》，就是由唐老编的。作为左联的首批盟员，唐老现在的愿望就是去一趟上海，他坦言“不到上海心不死”。

吴祖光说：“‘碧庐’是至今令人难忘的地方。……我至今依然深深地衷心地热爱我们‘二流堂’的堂长唐瑜仁兄。”当年，活跃于“二流堂”的有夏衍、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重庆是山城，四季多雨，冬天的时候就靠炭火取暖，大家围炉而坐，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情调。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唐老写有回忆录《二流堂纪事》，详细地记叙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唐老很幽默，这从他诙谐的文风中也可以见出一二。姚辛告诉唐老，他那本《二流堂纪事》被人借走找不回来了。唐老就将自己的存阅本送给了姚辛，并要把签名时间写成2009年。姚辛忙更正道是2008年，结果唐老笑了。大家拿过来一看，落款写着2009年元旦。原来是快到元旦了，唐老很有心。题字舒展有力，一点也看不出是唐老那么高龄的人写的。

唐老胃口好，喜欢吃肉。唐师母说他是馋得慌，平日里没荤菜的话就不吃饭。又说，唐老年纪大了，但性格依然很急。就在拜访回来的第二天，记者就接到张小鼎的电话，问姚辛的联系方式。原来唐老有事找姚辛，但是没有联系电话，就催着唐师母联系我们。我没有姚辛的联系方式，但知道他暂时住在田间夫人葛文的家里。正好田间故居就在单位附近，我就不揣冒昧去登门拜访找姚辛。隔天，姚辛来电话，他又在唐老家里畅谈了。

唐老这一生最恋朋友，虽不能说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般的宏愿，却有几分孟尝君“养士”的风度与刘禹锡“陋室”的风流。时过境迁，如今的唐老安闲地居住在城郊颐养天年，过着自由而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