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均（1911年6月6日—1956年7月6日），江苏淮安人。曾用名子振、德均、匀君、云君、永明等。中国戏曲研究学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家。

叶德均，字子振。民国元年（1911年）6月6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盐商兼地主的家庭。从小聪颖好学，15岁开始收集民间文学资料，15岁发表文章，16岁成为山东大学第一批俗文学会校外会员。18岁《淮安歌谣集》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成为代表当代民俗学研究最高理论成果的36种丛书之一，开启了他从事民俗文学研究的大门。他在淮安中学读书时品学兼优。1930年高中还没毕业就考取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赵景深先生。毕业后返乡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1944年在湖州中学任教，1945年在青年中学任教，1947—1948年在长沙湖南大学任副教授，1948年到1956年7月，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书，1956年7月6日去世，年仅四十五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叶德均一生主要从事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等所谓的“俗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淮安歌谣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年版）、《曲品考》（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室1944年铅印本）、《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等等。叶德均去世后，他的著作由赵景深、李平整理，结集为《戏曲小说丛考》，收录了叶德均一生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该书1957年12月已经整理完毕，但是直到1979年5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12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第二版（以下简称《丛考》，页码以中华书局2004年第二版为准）。叶德均的相关研究在其同时代学者中成就斐然，但是他死后却颇为寂寞。虽然现当代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多有引用，但是对其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却颇为稀少。

20世纪20、3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民间口头文学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兴起了所谓的“歌谣学运动”。1920年在北京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开始发行《歌谣》周刊，向全国公开征集歌谣。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刊，次年更名为《民俗周刊》，发表了很多关于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叶德均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叶德均出版的第一部书《淮安歌谣集》，就是搜集、整理的家乡淮安的歌谣，1929年该书作为“民俗丛书”之一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这一年他才十八岁。该书的出版，激发了叶德均的研究热情，此后数年他一直致力于民俗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即使在研究戏曲、小说时，他往往也会借用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方式和方法。他发表的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民间文艺的分类》（《文学周报》第6卷，开明书店1928年版）、《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及现在》（《草野》第5卷第3号，1931年4月25日）和《猴娃娘型故事略论》（《民俗》周刊第1 卷第2 期，1937年1月）等等。其中，《猴娃娘型故事略论》一文借鉴了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型式》（《民俗学集刊》第一辑，1931年7月）中的分类方式，论述了猴娃娘型故事发展演变的情况与原因，该论文影响较大，至今仍然被广泛引用。

叶德均在讲唱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宋元明讲唱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一部关于讲唱文学的专著，由上杂出版社1953年初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再版，中华书局1959年第三版。该书首先从韵文的文辞和实际演唱的情况，将讲唱文学分为两大类——乐曲系和诗赞系，然后论述了宋、元、明时期各种讲唱文学发展的基本情况。例如乐曲系的讲唱文学，他分别讲述了宋代的小说、叙事鼓子词、覆赚和诸宫调，元代的驭说、说唱货郎儿，明代的陶真、叙事乐曲道情和叙事莲花落等。诗赞系统的讲唱文学，他论述了宋代的涯词、陶真，元代的词话，明代的弹词和鼓词等。在该书中，叶德均根据元杂剧中大量引用词话的事实，认为“戏曲是从叙述体的说唱发展而来”（《丛考》第664 页）；他认为“词话的词是应作‘文词’和‘唱词’的广义解释，既有诗赞词，也有各种乐曲词，但应以诗赞词为主”（《丛考》第658 页）等等，这些论述都很具有启发意义。

叶德均的《歌谣资料汇录》（1955年）是他从宋代以来的笔记、诗话、地方文献、通俗小说和元、明、清以来的南戏、传奇等资料中辑录出的歌谣资料，目的是给研究口头文学的人提供帮助，文中还辑录了瑶歌、僮歌、苗歌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十分珍贵。另外，叶德均对于清代的弹词女作家，也给予了关注。

他著有《〈再生缘〉续作者许宗彦梁德绳夫妇年谱》，文章在考察了《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家庭情况后，详细考证了梁德绳夫妇的生平、经历和续写《再生缘》的基本情况。他对于弹词《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弹词《梦影缘》的作者郑澹若、弹词《精忠传》的作者周颖芳等人的生平经历也都有些新的发现。

戏曲研究是叶德均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他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重视戏曲资料的搜集、整理，尤其是重视剧目的清理与调查：20世纪初，我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戏曲研究家，一位是王国维，一位是吴梅。王国维著有《曲录》（1908年）、《戏曲考源》（1909年）、《古剧角色考》（1911年）、《宋元戏曲考》（1912年）等著作，吴梅有《奢摩他室曲话》（1907年）、《顾曲麈谈》（1914年）、《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等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王国维、吴梅研究戏曲的方法和路数颇有不同。王国维研究的重点在戏曲资料的搜集、整理，他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该书在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王国维在《序》中曾经十分自豪地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吴梅研究的重点在戏曲的格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赏曲、谱曲；在戏曲史方面，他在王国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重点转向明清的传奇和杂剧。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中，叶德均更加欣赏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他称赞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曲录》等作品“不仅考证精确，而且奠定了戏曲史研究的基础”；他对于吴梅的戏曲研究则多有批评，他认为吴梅“决非一个现代的戏曲史家，而是致力于作曲、订谱的传统文人”，“他以毕生精力虚耗在无用的作曲、度曲方面，以至在戏曲史方面所得有限，这是颇可惋惜的”，他还批评吴梅研究戏曲时“治学方法的随意和考证的疏忽”（《丛考》第484—494 页）。

与王国维大约同时，另外一位戏曲研究者——姚华，也很受叶德均的推崇。叶德均在《姚华的〈菉漪室曲话〉》一文中，称赞姚华“用治经史的校勘、辑佚的朴学方法来治戏曲”，其研究成果“精密独到”（《丛考》第480页）。其实，这也是叶德均本人最为欣赏、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的《曲品考》（1944年）、《曲目钩沉录》（1949 年）、《祁氏曲品剧品补校》（1955年）等都是这方面的作品。《曲目钩沉录》是叶德均用力颇勤的一部古代戏曲目录。该文在凡例中声称，“凡元明清诸家曲目、曲评之书已著录之曲目”、“明清公私家藏书目及汇刻书目所载者”以及“凡诸家曲目未著录而今尚存传本者”等概不收入，而所收录的“大抵取材于诗、文、词集、诗话、杂著、方志、书目、小说、戏曲诸书，以未见著录且无传本者为限”。据笔者统计，叶德均从大量的资料中共钩沉出明代的杂剧十五条（十五种），传奇十九条（三十五种）以及杂剧、传奇未明之属十一条（十五种）；清代的杂剧十五条（三十一种），传奇四十三条（五十四种）以及杂剧、传奇未明之属二十一条（二十六种）。这种研究工作，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披沙拣金般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在一般学者看来，这是一种费时费力而又不讨好的工作，即使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其研究成果也很难在学术界引起重大的反响。但是，这种工作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的戏曲创作、流传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是一个热爱戏曲、淡于名利的人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工作的。叶德均在《曲目钩沉录》中，不但钩沉出了许多古代戏曲剧目，而且对于同一题材或同一剧名的相关剧作进行了总结，使我们看到某一题材的作品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传播情况，达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如他在谈到清代王莘圃的《再生缘》传奇时，就列举了明代蘅芜室主及清代张雍敬、张玉谷、槐庭、程北涯以及无名氏的同名剧作等等，使我们看到了明清时期的人们对此类故事的浓厚兴趣（《丛考》第115 页）。

另外，在谈到无名氏的《西湖雪》时，就将清代以冯小情故事为背景的其他三部戏曲作品列出：郎玉甫《万花亭》、张道《梅花梦》、钱文伟《薄命花》（《丛考》第135 页）。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学术线索，便于学者们进行某一领域的专题研究。《祁氏曲品剧品补校》是叶德均的又一部戏曲目录学方面的著作。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剧品》共收曲目七百零九种，其中有二百九十五种未见其他戏曲目录，因此受到戏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利用该曲目可以订正吕天成《曲品》以及其它曲目的某些错误。叶德均的《祁氏曲品剧品补校》是以黄裳校注的《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为基础，“择其可补充、商榷者二百四十余则，为之补校一过”。叶德均在补校过程中，将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者的同名剧作放在一起来展开论述，条目非常清楚。在该文的《后记》中，他又详细地阐述了《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不仅丰富了明代传奇、杂剧的数量，也提供了明代戏曲史一些重要资料，而最主要的是对编纂明代传奇、杂剧的曲目的，提供许多从来不知道的资料”（《丛考》第305页）。

此外，他也指出了黄裳校本中的一些失误，如他“不按照曲目书籍成书先后来处理，反而先提出晚出的姚、王两家的曲目，结果除了胪列不同说法外，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于还有‘治丝益棼’的情况，这样做对于读者是很难有所裨益的”（《丛考》第312页）。叶德均不但认真搜集剧目，而且重视索引的编制。他在《关于〈新曲苑〉》一文中，曾经为任讷辑《新曲苑》（中华书局1940 年出版）丛书三十五种编制了详细的索引，将该丛书中引用的一百四十一种书目按朝代先后次序一一列出，大大方便了使用该书的学者。他还曾经为蒋瑞藻《小说考证》的引用书目做过索引。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学术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叶德均重视戏曲资料的版本问题，他认为“现在编印古书，最低限度是必要举出所据的版本，并以古本为主”（《丛考》第467 页），他的《曲品考》就是这方面的作品。

《曲品》是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吕天成的著作，其中著录的一百九十一种传奇目录和一些已佚传奇的内容，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是，叶德均当时能够见到的《曲品》的版本情况十分复杂，特别是这些版本往往将吕天成的《曲品》与清代高奕的《新传奇品》以及无名氏的《古人传奇总目》合刊，使人们分不清楚哪些是吕天成《曲品》原有的内容。

叶德均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缜密的考证，力图恢复《曲品》的真相和原貌。在《曲品考》中，他首先列举了当时能够见到的五种重要的《曲品》版本：暖红室刊本、吴梅校本、《曲苑》初编本、《重订曲苑》本和《增补曲苑》本，并根据这五个版本的来源和校补情况，将其分为《曲苑》本、暖红室本两个系统，指出了两个系统的主要差异在于排列分卷和增补注释两个方面。

其次，他通过两个版本系统的详细的对比和校勘，列出了暖红室本、吴梅校本的一百一十八处增改、注释的情况，并一一指出它们的优缺点，他认为暖红室本的增改“不仅混淆原文和注释，而且还有遗误读者之嫌。至于改名为字，形式虽然一律，也殊失本来面目”（《丛考》第164 页），并且有些新增的注释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上，他根据《曲品》的体例，分析了诸本共同的错误和《曲品》本身的简脱情况。再次，他分析了与《曲品》合刊的《古人传奇总目》的情况，认为该书和吕天成无关，并非《曲品》卷中，认为其作者当是“《曲品》的读者或传抄者”，“其时代当为清初或中叶”（《丛考》第175—176 页）。最后，他论述了《曲品》对于黄文晹《曲海目》、姚燮《今乐考证》和王国维《曲录》等书的影响，并指出了各书在引用《曲品》过程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叶德均的《曲品考》考证细腻，论证充分，结论允当。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六册收录了吕天成的《曲品》，该版本在分卷方面采纳了叶德均的意见，将高奕的《新传奇品》和无名氏的《古人传奇总目》从《曲品》中分离出来，不再作为《曲品》的一部分，但是该版本没有说明所用的底本，有时以暖红室本为底本，有时以“清河郡本”为底本，前后体例很不一致，又造成了新的混乱。《曲目钩沉录》、《曲品考》、《祁氏曲品剧品补校》是叶德均在戏曲目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种研究工作对于我们完整的古代戏曲史的编写意义重大，在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2. 对戏曲家生平经历的关注：叶德均十分注意搜集戏曲家的生平资料，他在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白朴年谱》（1949 年）、《元代曲家同姓名考》（1949 年）、《读曲小纪》、《清代曲家小纪》等专门研究古代戏曲家的论文。《白朴年谱》写成于1949 年，该文根据《遗山先生文集》、《天籁集》以及其它戏曲文献，勾勒了白朴的生平经历与主要作品，是较早地全面研究白朴的文章。

叶德均的《元代曲家同姓名考》则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元代曲家同姓名者四十三人，其中曲家二十人，与曲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二十三人。《读曲小纪》则考察了明代曲家张凤翼、龙膺、王􀀀、黄钧宰等十余人的生平和作品。《清代曲家小纪》考察了刘赤江、王复等人的作品。上述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虽然还不成系统，但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明清时期的戏曲家和戏曲创作的情况很有帮助。

3. 关于明代南戏五大腔调的论述：叶德均的《明代南戏五大腔调及其支流》是论述明代南戏声腔方面的作品。该论文以南戏各声腔出现时间的早晚为顺序，论述了温州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等五大声腔兴起、发展、兴盛、衰落的时间、地域以及具体演唱时的情况。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比较关注各声腔实际演唱时的情况，如某一声腔是否严格遵守声调、格律，演唱时是否有乐器伴奏，如有乐器伴奏，以什么乐器为主等等问题。他认为早期南戏主要是以清唱为主，偶尔有用管弦乐伴奏的，在演唱过程中有时采用“帮合”唱的唱法；海盐腔则主要是清唱，用拍板或拍手节拍；弋阳腔采用帮合唱、滚唱等演唱方式；昆山腔则用笛子做主要伴奏，演唱时“特别注重抑扬顿挫，具有清柔、曲折、婉转的特色，而用喉转音到细若游丝的地步，更是精致、细腻”（《丛考》第45 页）。其次，他还注意到戏曲声腔的产生、流传与当地经济发展、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五大声腔的产生几乎都在当时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他借鉴陈寅恪“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小说中的资料来考证戏曲。如在谈到海盐腔时，他就采用了《金瓶梅词话》中有关材料来论述海盐腔在万历时期的实际演唱情况。在该论文中，叶德均在论述宜黄腔时，注意到了汤显祖与宜黄当地优伶的密切关系；他针对汤显祖戏曲的不合音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汤氏《牡丹亭》等‘四梦’是供宜黄演员演唱的脚本，也是按照他们唱南曲具体情况作曲、度曲的，这自然和昆腔的唱法不同”（《丛考》第57 页）。此一观点，后来引起学术界的一段公案，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年谱》中又重新提出这一观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后来他又陆续著文阐述之。高宇在《我国导演学的拓荒人汤显祖》（《戏剧研究》1979年第1期）一文中支持徐朔方先生的观点。钱南扬在《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詹慕陶在《关于汤显祖的导演活动和剧作腔调——与高宇先生商榷》(《戏剧艺术》1980年第1 期)，程芸在《也谈汤显祖戏曲与昆腔的关系》（《文艺研究》2002 年第1 期）等论文中则反对这一观点。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或看法。但是，叶德均提出的这一问题，却促使学术界深入讨论了汤显祖剧作的“失律”问题，使人们对于汤显祖剧作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在学术界，有时提出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学术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意义。

叶德均早年主要从事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他的小说研究也受到其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如他的《无支祈传说考》就是在鲁迅《稗边小缀》（鲁迅《唐宋传奇集》后附录）和黄芝岗《中国的水神》（生活书店1934 年版）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淮涡水神无支祈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叶德均认为，无支祈传说起源于唐代，在唐代流行一时；在南宋，锁无支祈的人物由禹和庚辰改变为唐代的真实人物僧伽，僧伽降服的人物又有无支祈、水母两种说法；在元代传说中，无支祈变成了女性；在清代，无支祈和水母两种传说联系更加密切。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无支祈从水神变为水怪的原因，并认为该故事与印度《拉马耶那》（现在一般翻译为《罗摩衍那》）中的猴子故事无关。从民俗的角度来研究小说，为小说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叶德均的《水浒传和宋元风习》一文，则选取《水浒传》中关于“灯市”、“酒库”、“锦体”、“圆社”等社会风习的描写，将其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等资料中的相关描写对照，发现《水浒传》中的这类描写和宋元时期的实际情形大致符合。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探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成书时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叶德均注意对小说家生平的研究。

他的《凌濛初事迹系年》（1947年）根据嘉庆十年（1805）刊刻的《凌氏宗谱》以及《湖州府志》、《乌程县志》等相关材料，较为详细地勾勒出了凌濛初的家世、生平、交游、创作等情况，是一篇影响较大的研究凌濛初的文章，被有的学者称为20世纪研究凌濛初家世最突出的两项成果之一。他的《瞿佑史料辑》则在鲁迅《小说旧闻钞·剪灯新话》的基础上，分别从郎瑛《七修续稿》、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清《浙江通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七种材料中辑录出了有关瞿佑的材料，为我们全面评价这一人物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叶德均在《西游记研究的资料》一文中， 考证出吴承恩与淮安太守陈文烛交游的时间在隆庆四年（1570）到万历二年（1574）之间，吴承恩与总督胡宗宪交往的时间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这为进一步考察吴承恩的生平提供了依据。他在该文中还对吴承恩是否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提出了质疑，他说：“天启《淮安府志》卷一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一二均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此《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但在尚无确证可以推翻吴作说之前，仍不妨认他为《西游记》的一个修订者。”这一问题在20 世纪80 年代，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章培恒、苏兴等著名学者纷纷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研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定论。

叶德均对于小说的本事研究也比较关注，他的《古今小说探原三则》、《三言二拍来源小补》以及《聊斋志异的本事》等，都是这方面的文章。《古今小说探原三则》主要探讨了《古今小说》（又名《喻世明言》）中《陈御史巧勘金钿钗》、《穷马周遭际卖媪》、《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三个故事的本事来源。《三言二拍来源小补》则是在孙楷第《三言二拍来源考》、赵景深的系列论文《〈喻世明言〉的来源和影响》（1940年）、《〈警世通言〉的来源和影响》（1936 年）、《〈醒世恒言〉的来源和影响》（1937年）、《〈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1933年）、《〈二刻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1946年）的基础上，补考了五篇的来源、增补了十四篇未及入的文献。从整体上来看，叶德均在“三言二拍”研究方面所用的工夫，不如孙楷第、赵景深先生为多。与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十四章的相关研究相比，叶德均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但是也为探讨“三言二拍”的故事来源做了一些添砖加瓦的基础工作。他在《聊斋志异的本事》一文中，运用了民间故事的概念和术语，指出了《聊斋志异》中四十余则故事的本事和来源。如他认为《聊斋志异》中的《夜叉国》属于“熊妻型”民谭，《慧芳》属于“螺女型”民谭，《王六郎》属于“水鬼渔夫型”民谭，《贾奉雉》属于“仙乡淹留型”民谭。《关于儒林外史》一文也指出了《儒林外史》中五则故事的本事和来源。其实，这种探讨小说本事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才能够找到一条所需的资料，个中苦辛，只有深入这一领域的人才能够明白。

叶德均的学术传承、学术思想和学术特色

叶德均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这一时期对原先为人们所重视的诗歌、散文的研究相对比较寂寞，而那些原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如20 世纪初叶王国维、吴梅等人对于戏曲的研究，鲁迅、胡适等人对于小说的研究，郑振铎、钟敬文等人对于民俗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向下看”的倾向，向普通民众看齐，深入发掘蕴藏于中下民众中的文化因子。

叶德均一生主要研究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是和这种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叶德均的学术研究，深受赵景深教授的影响。赵景深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史和小说史研究家，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家。赵景深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民间故事研究颇多，曾经出版过《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版）、《民间故事丛话》（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版）等著作。20世纪30年代，赵景深开始将研究兴趣转向戏曲、小说方面，先后出版有《宋元戏文本事》、《元人杂剧辑逸》、《大鼓研究》、《弹词考证》、《小说戏曲新考》等著作。叶德均与赵景深关系密切，他比较早的一篇关于民间文艺的论文《民间文艺的分类》，就发表在赵景深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当时叶德均十七岁）。

20世纪30年代初，赵景深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叶德均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得到过赵景深教授的亲自指点。叶德均从复旦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与赵景深教授保持着通信联系。特别是在1946—1948年，他与赵景深教授来往密切，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赵景深主编的所谓“沪字号”《俗文学》周刊上，据有的学者统计，发表在上述刊物上的文章多达四十三篇。除了赵景深教授以外，叶德均与当时的著名学者陈汝衡、陆萼庭、戴望舒等人亦有交往，他的《曲目钩沉录》中的一些材料，就曾经得到这些朋友的帮助。1948 年叶德均到云南大学以后，由于远离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心，加上研究资料的匮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叶德均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限制了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从叶德均的全部著述来看，他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戏曲史、小说史的宏观把握和整体评价，也不在于戏曲、小说作品艺术价值的探讨，而在于戏曲史、小说史基本资料的搜集、校勘和整理。他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出发，逐层深入地解决之。

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运用清代乾嘉学派治经史时校勘、辑佚的方法来研究戏曲和小说。如他对于古代戏曲剧目的钩沉和戏曲目录的整理，对于古代小说来源的考察等等。叶德均的这一研究，在我国戏曲史、小说史的初创时期是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也是20 世纪上半叶治戏曲史、小说史者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如王国维的《曲录》, 鲁迅的《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 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 冯沅君的《古剧说汇》等，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德均也曾经尝试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戏曲和小说。如他的《明代南戏五大腔调及其支流》就试图对明代南戏各声腔的发展概况做一宏观的鸟瞰，该文长达数万字，与他解放前的研究路数有所不同。在该论文中，他用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来分析、评价南戏各声腔的价值，如他认为，“海盐腔是以地主阶级为服务的主要对象”的，弋阳腔是“以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要服务的对象”，并且在戏曲领域形成了“人民大众的余姚腔、弋阳腔和以地主阶级为主要对象的海盐腔、昆山腔两个壁垒”（《丛考》第25页、第29页、第50页）。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分析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是他运用新方法的努力还是显而易见的。再如他的《歌谣资料汇录》，选录的歌谣主要包括两项，“第一项是反映封建社会政治黑暗和当时人民的痛苦和愿望的民谣”，“第二项是一般歌谣”（《丛考》第771 页）。从选录的标准来看，他是把歌谣的阶级性、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是建国以后到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们较为普遍地采用的一种评价标准。叶德均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于作家生平资料的重视，无论是戏曲家、小说家、弹词家还是说书人等，他都注意搜集其生平资料，钩稽其生平事迹，或为之作年谱，或为之作传记。叶德均做这类研究时，除了关注传记、墓志铭等直接的材料外，还特别注意从宗谱、方志、题跋及相关诗文集中搜集材料，而这些材料以前是不大为学者们所重视的。

如他的《凌濛初事迹系年》，其核心材料即来自于嘉庆年间刊刻的《凌氏宗谱》，再证以同治年间的《湖州府志》、光绪年间的《乌程县志》、乾隆年间的《徐州府志》等材料，加上凌濛初刊刻的相关书籍中的一些题跋，较为详细地勾勒出了凌濛初的生平情况，其研究成果甚为学界重视。再如，为了查找弹词女作家邱心如的生平资料，他“曾查过光绪《淮安府志》，同治《山阳县志》，民国《续纂山阳县志》，王锡祺《山阳诗征续编》等书”（《丛考》第743 页），此外，他还查了民国十一年（1922）的《邱氏族谱存略》等书。

另外，叶德均读书时，心细如发，经常能够发现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不过，叶德均提出的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如关于汤显祖戏曲的“失律”问题，叶德均提出该问题的时间应该比徐朔方略早，学术界却多以为是徐朔方首次提出并引起讨论；再如关于吴承恩是否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叶德均较早地提出质疑，可是直到1983 年章培恒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学术界才深入地探讨；还有，叶德均在《水浒传和宋元风习》一文中，运用宋代的文献资料来考察《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这种研究方法在石昌渝的《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一文发表后，才为学术界较多地采用。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叶德均所提的问题具有超前性，当时的其他学者尚未意识到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一面，在于他论述问题的方式。叶德均论述问题时，往往重视直觉的体悟，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因此说服力不强，难以引起学者们讨论的兴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叶德均的相关研究，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是他在我国古代戏曲、古代小说研究史上的地位还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学者，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