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佩兰，浙江金华人，1937年出生于北京，汉族，为中国世家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中国文物学会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瓷器专家。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鉴博艺苑(北京)收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博宝艺术网瓷器鉴定专家，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中国的彩瓷。1956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40余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陶瓷的整理、保管和鉴定工作，并对故宫博物院庋藏的古陶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系统地整理海内外收藏的中国古陶瓷，利用世界各国已发表的有关资料编著古陶瓷类的《海外遗珍》。

1956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四十余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陶瓷的整理、保管和鉴定工作，并对故宫博物院庋藏的古陶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多年来配合有关专业研究曾重点考察过我国南北方的一些瓷窑遗址，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博物馆卷”、北京故宫和台湾故宫合编的《国宝荟萃》以及《中华文化大辞典》、《中华文物鉴赏》等大型图书中有关陶瓷条目的撰写。结合故宫藏品撰写论文三十余篇、专著和主持编辑专业书籍8部，其中《元代瓷器》一书获第三届全国对台宣传画册二等奖（国务院台办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签发）。90年代以来多次赴各省市参加特许出口文物鉴定。在多所大专院校和社会团体举办的陶瓷鉴定学习班授课。数次赴日本、泰国和香港，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目前正在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的彩瓷，争取明年出版有关著作。今后将系统地整理海内外收藏的中国古陶瓷，利用世界各国已发表的有关资料编著古陶瓷类的《海外遗珍》。现任中国文物学会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多年来配合有关专业研究曾重点考察过我国南北方的一些瓷窑遗址，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博物馆卷”、北京故宫和台湾故宫合编的《国宝荟萃》以及《中华文化大辞典》《中华文物鉴赏》等大型图书中有关陶瓷条目的撰写。结合故宫藏品撰写论文三十余篇、专著和主持编辑专业书籍8部，其中《元代瓷器》一书获第三届全国对台宣传画册二等奖（国务院台办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签发）。

1990年代以来多次赴各省市参加特许出口文物鉴定。在多所大专院校和社会团体举办的陶瓷鉴定学习班授课。数次赴日本、泰国和香港，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目前正在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的彩瓷，争取明年出版有关著作。

今后将系统地整理海内外收藏的中国古陶瓷，利用世界各国已发表的有关资料编著古陶瓷类的《海外遗珍》。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夏日渐盛，奥运临近，7月15日，位于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作为迎奥运的一个项目对外开放，许多珍藏得以显露。 71岁的叶佩兰说，找时间她也得去看看，尽管这些东西她已看过多遍。

叶佩兰曾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

1956年，高中毕业的北京人叶佩兰面临着多种选择。她在那年考上了河北大学，但这一南出京城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否决，她的家人认为出了北京就很难再回来了。还有一个工作是到全国总工会去当书记员，叶佩兰觉得这也没多大意思。她当时其实最想当女飞行员，但体重不够，被刷下来了。

叶佩兰的中学老师对她说，要不，到故宫看看？叶佩兰从小就住在北京前门一带，但她在18岁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故宫。

18岁的叶佩兰在老师的引领下进了故宫，一个深幽的世界展现在她面前。她到里面这么一转，觉得故宫真好玩，像个大花园。“当时也没什么远大理想，觉得就是找到了一份觉得还可以的工作。”

从1956年“入宫”到1998年“出宫”，叶佩兰在“宫中”的日子达40余年。

在叶佩兰的年少回忆里，解放前和刚解放时，北京城的城墙都还尚存，“天安门两旁还有牌楼呢。”

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城的“梁陈方案”遭到否决，毛泽东支持的是苏联专家改建古城的方案。从那以后，北京数百年历史的城墙、牌楼等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痛惜者的眼泪被毛泽东认为是“政治问题”。领导人的一个愿望是能从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林立的烟囱。

在一些人眼里，故宫甚至都在改建之列。

1955年，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里写道：“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何祚庥的意见得到某些人的认同。还有的人则建议将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故宫内。

当时的政协委员张伯驹坚决反对改建故宫。他提出，故宫有500多年历史，必须保持其完整性，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

在不同意见中，故宫得以完整保留。

叶佩兰在1956年进入故宫之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新鲜，这些工作是她之前从未想过从事的。同样是在1956 年，63岁的孙瀛洲成为了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员。

孙瀛洲当时已是名冠京城的古玩专家。1906年从河北到北京谋生的孙瀛洲从古玩店的学徒干起，白手起家，省吃俭用，在1923年创办了自己的古玩店“敦华斋”。多年之后，此店成了北京城里最顶级的古玩店。孙瀛洲的儿子孙洪琦回忆，店铺最兴盛的时期是上世纪40年代，有学徒20多人，每月进出货物逾几万件。

刚解放不久，孙瀛洲在努力向一个新的政权靠近。朝鲜战争爆发，孙瀛洲把自己的一些古董卖了钱然后捐给军队。为支持国家建设，他把自己的一子一女送到大西北参军。更大的手笔是，他把自己收藏的2375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此后多年，他又陆续捐赠了更多的藏品，这其中包括他最喜爱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此杯是视文物为生命、“每星期只吃一回猪肉”的孙瀛洲当年花了40根金条所购。他的儿子孙洪琦也仅见过此杯四次。第一次是在孙瀛洲将此杯捐给故宫的头一天晚上，所有家人首次聚在灯下看到了孙瀛洲多年收集的奇异珍藏。

孙瀛洲的弟子、后来也进入故宫工作的耿宝昌描述此杯：“器型隽秀，玲珑透体，花纹简疏，外绘纹饰内部明晰可见，施彩清淡雅致，无与伦比。”

“成化斗彩杯明朝有记载的就值10万两银子，现在如果拿去拍卖，能值上亿人民币啊。”叶佩兰这样形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的珍罕。

这些学问让年轻的叶佩兰大开眼界，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真是快乐”。

1957年，“反右”开始了。

北京城里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在故宫里稍微好些，但也有些专家成了“右派”。“大家开始花时间到业务以外的地方，不关心国家大事专心搞业务会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叶佩兰说。

关于故宫的争论仍在进行。1958年，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拟对故宫的宫殿建筑大事清除，表示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而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意见是：“ 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

1961年，故宫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故宫改建方案再次被提出。1965年，清华大学辑录的一篇《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文章里提到“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得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

1966年，浩荡的劫难来临，“满大街全是来串联的人，那些南方来的小孩光着脚在大街上走，也不怕脚给磨破了。”

“破四旧”是那个时期流行的疯狂举动，显然，故宫在红卫兵的眼里是最大的“四旧”。故宫的外墙上开始出现“砸烂故宫！”“火烧紫禁城！”的字样。

“1966年，故宫的大门关上了，不再对外开放。”叶佩兰说。当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军队进驻保护故宫。

从那以后，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图书馆当时也开着，但不敢主动去搞业务研究学习。”叶佩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对于文物的研究基础是在1966年之前打下的，之后的很长时间都给荒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老一辈那里学的呀，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故宫里专辟了一处宿舍，故宫里的老专家们被作为“黑帮队伍”集中在那里。有的被戴上雕塑模样的帽子，有的被要求提上个纸篓筐……“我都不想说，说起来难过。”

这些老专家里不包括孙瀛洲。由于孙瀛洲“对故宫有贡献”，没让他住在故宫宿舍里，让他回家住了。

“这反而糟糕了。”叶佩兰说，孙瀛洲回到家里，红卫兵找上门来，对其进行批斗，老人家顶不住，口吐白沫去世了。

1969年，荒凉的紫禁城几乎成了空城，除了少部分人员留守之外，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职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的夏天，一批神秘的客人突然到访。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的48小时北京之行包括参观故宫。在基辛格到来之前，叶佩兰已经从同事口中略知一二，她觉得“这可是大事情”。

第二年，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了故宫。同年来故宫参观的还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叶佩兰觉得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是库房。“文物现在都放到地库里了，条件非常好。”以前，是在地面上的老房子里边，四面的窗户都是纸糊的，风沙很容易吹进来。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工作时常穿蓝色的大褂，下班时，大褂上已覆上一层土。 “有的库房架子上能看到黄鼠狼粪、耗子屎。”

故宫地下文物库房的建设历时多年。一期工程从1987年开工，至1990年竣工。二期工程自1994年始，于 1997年完工。故宫地下文物库房为地下三层全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潮防水，具有战争防护能力和抗震能力。库房包括消防、防盗、空调、文物运送和计算机自控等诸多系统。

叶佩兰还说到，曾有人提议建故宫地下展厅，但此想法一直饱受争议，至今未决。

深藏库房之中的文物并没有太多露头的机会，能亲手触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叶佩兰记得有一次，李瑞环来故宫参观，她给李瑞环展示了一个珐琅彩的花瓶。“这花瓶胎体非常薄，我让领导用手掂一掂，看看手感怎么样。”叶佩兰此举后来还被主任给批评了，说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在故宫陶瓷组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不小心弄坏东西的时候。叶佩兰当陶瓷组组长的时候就遇到过一回。当时，她的一位同事拿着一个明代宣德年间的红釉僧帽壶进行辨识，一不小心把壶盖掉地上给摔碎了。“当时所有人都傻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差点没晕过去。”所有相关的人都要做检讨，叶佩兰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当时之所以把很多藏品拿出来让大家对比辨识，是因为要编一本《古瓷辨识》的书。那已经是80年代，市场上玩古董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们有这个需要，所以编了这么一本书。”

到故宫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每天都数以万计。“大家还是喜欢看看谁谁谁曾经在哪里住过，到故宫看古董的人不多，看古董看得久的大都是搞收藏的。”叶佩兰说。

许多玩古董的人开始找到叶佩兰，让她鉴定一下藏品的真伪。“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始有财力了，文物市场发展了，你看看潘家园那一片，人多着呢。”

叶佩兰还会回忆起孙瀛洲老先生带他们这些弟子们逛琉璃厂的情形。还有陈万里、冯先铭这些老先生，叶佩兰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在这些老先生的指导下，她们学会了辨别什么是真东西什么是假东西。“在故宫里主要是见了很多真东西，没见过真的怎么知道什么是假的呢？”她说现在玩古董的人多，但所谓的古董市场上真东西少。“百分之八九十是仿品。”在她认识的人当中，玩古董赔钱的大有人在。

有时候，有的一家子好几个人拿着一个碗来，说，叶老师，您看看这是什么年代的？叶佩兰一看，说这大概是晚清民国的。来人第二句就问，这值多少钱？“我说也就几百块，马上就有人扭头走了。都指望着自己手里的古董值钱，没有几个人来当艺术研究的。”

时代确实变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也在实现。比如，叶佩兰去过台湾故宫两次，看到了曾经同处一宫的藏品。

在紫禁城里，也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比如星巴克咖啡厅。在叶佩兰的回忆里，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后来卖东西的店陆续多了起来。提到星巴克，叶佩兰觉得，“这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喝咖啡休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呀，照这么说，你到故宫是不是得穿长袍马褂喝盖碗茶才相称呢？”

在众多的争议声中，星巴克还是从故宫消失了。

这么多年了，许多叶佩兰熟悉的老北京建筑都在消失。“拆得太多了，我们故宫的老先生朱家溍在一次会议上拍桌子说，不能再拆了。”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跟大家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站在故宫后边的景山上，叶佩兰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许多景致。从她小时候到现在，北京的天际线变化太大了，她是看着各个时期的建筑是如何改变北京城貌的。

“有的人说没出过国，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的，我说你到国贸那一带看看，就知道出国是什么样的了。”到过多个国家的叶佩兰说。

叶佩兰觉得“鸟巢”和水立方这样的建筑瞅久了也就顺眼了，但国家大剧院她是仍然不太习惯。她晚上有一次坐车从长安街上过，“本来看着灯光点缀的街景挺舒服的，但一瞅着那大黑包心里就不舒服。”

比起这些新建筑，叶佩兰还是喜欢故宫里的院落。“这么多年了，忘不掉那里。”

她庆幸自己的大部分人生是在故宫里度过的。她想起老库房旁的四棵古老的大海棠树，上边结着小酒杯这么大的海棠。“外边没有这样的海棠卖的，工作休息的时候，用凉水这么一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冬天的时候，把海棠放窗台上，还可以吃冻海棠。”

往事只能追怀，故宫这样的好环境，在当时的北京也是特殊的。北京向来有风沙，但以前风沙来了很快就走了，不像现在的浮尘天气。“北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我觉得主要是汽车太多了。”从7月20日开始，北京的机动车实行单双号制，这让叶佩兰非常赞同。

叶佩兰非常喜欢看体育比赛，特别是女篮女排女足。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她说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待在家里通过转播看比赛。这几十年，北京人多的大场面她见过不少，她觉得还是不去人多的地方更好一些。

故宫博物院建立于1925年10月10日，是在明朝、清朝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代宫中旧藏。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