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道（1485年9月9日—1553年6月6日），字克弘，号鹿野，北直隶顺天府涿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人，明朝中期大臣。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485年9月9日），史道出生于北直隶顺天府涿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他为诸生时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王廷相预言他将来必中魁首。

正德八年（1513年），史道参加顺天府乡试，高中解元。

正德九年（1514年），史道参加会试，再次中举，但还未及参加殿试，他的父亲史俊便去世了，史道于是在墓旁守孝三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服丧期满，史道被赐为二甲进士出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授任兵科给事中。史道弹劾江彬、神周、李悰等人包藏祸心，图谋不轨；弹劾太监魏彬及其弟弟与江彬之间的儿女婚姻之事；弹劾都御史刘达阿谀江彬；弹劾太监张忠、张锐、于经、谷大用、马永成等人专权乱政。弹劾兵部尚书王宪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弹劾苏进、刘祥、刘养、马英、丘得、赵林、吴经等人争相献上淫邪之物，败坏德行；弹劾武忠等人网罗利益，损害他人，肆无忌惮；弹劾太监萧敬名下的刘恭、江林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他劝谏大学士杨廷和、蒋冕及太监张佐等人不要接受封爵；劝谏明武宗不要将豹房、新寺的银两免送入内库，而应全部发放给太仓。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继位，史道劝谏明世宗在登基后不要重蹈武宗时期的四十多项弊政。他还上书论救王琼等人的性命，王琼虽然被贬谪到边疆戍守，但处罚较轻。他上呈的奏章多达数百份，都得到了明世宗的采纳。

嘉靖元年（1522年），史道奉命出使朝鲜。到达朝鲜后，史道对朝鲜国王赠送的财物一概不受，连《皇华集》也拒绝了。朝鲜国王将他的清廉正直上奏朝廷，并将《皇华集》呈献给明世宗，明世宗敕令礼部颁发给史道。不久，史道弹劾大学士杨廷和三十多项不法之事。奏章呈上后，史道升任山西按察司佥事。

嘉靖二年（1523年），史道因弹劾杨廷和，被御史向信、刘廷簠弹劾，下诏入狱，给事中阎闳、御史曹嘉相继为他上书求情，但两人也都被贬谪。史道被贬为陕西金县县丞，曹嘉被贬为四川茂州判官，阎闳被贬为云南蒙自县县丞。他与阎闳、曹嘉二人都曾是庶吉士，当时被称为“馆中三杰”。给事中孟奇、御史吴恺等数十人联名上奏推荐他，他得以恢复兵科给事中的原职。但他因已升任外职，便上疏恳辞，明世宗便准许了他的请求。

嘉靖三年（1524年）十一月，杨廷和致仕，史道升为江西按察司佥事，舒芬为他写文赞颂他的德政。不久，他又改任河南佥事，负责颖州的军备事务。当时颖州人都以他父子二人都曾负责颖州的军备事务为荣，传为盛事。

嘉靖六年（1527年）十一月，史道被升任为光禄寺少卿，恰逢正卿缺位，且光禄寺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常常需要向太仓府和马价银中借款来维持开支。史道上任后，立即着手处理积压的事务，即使是官府中不必要的开支，也全部上奏请求罢免。此时，宦官们都忌惮他在科道中的旧名，对他裁减的开支无不照办。因此，他在任光禄寺少卿仅半年多，就积累了二十余万两库银。明世宗对敬天事神极为重视，所有祭祀事宜都由他负责筹备，并经常侍奉在明世宗身边。明世宗深知史道的忠诚，对他极为器重。当时内阁首辅杨一清和内阁次辅张孚敬不和，史道上书为他们调和，希望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共谋国事，以承天命、平息纷争。史道因此事上奏的奏章得到了明世宗的温和回复，其中提到：“辅臣们应当同心协力，共同成就光明正大的事业，这岂不是伟大吗！杨一清、张孚敬，对于朕的话和史道的奏疏，都要共同思考勉力而行。”

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大理寺丞职位空缺，吏部推举了周凤鸣，并将史道列为陪选。明世宗询问光禄寺少卿与大理寺丞的品级时，内阁大臣回答两者均为五品。然而，最终明世宗点选了周凤鸣。吏部知道明世宗的意图后，便将右少卿韩邦奇提升为左少卿，并将史道补为右少卿。但明世宗下旨韩邦奇不必调动，史道升为大理寺左少卿。不久，延绥巡抚职位空缺，吏部推举了太仆少卿萧淮，并将史道列为陪选。当时他患有消渴病，面容消瘦，阁臣以明世宗的圣意为由，认为他不宜承担边疆事务，最终点选了萧淮。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都给事中夏言升职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却遭到御史熊爵的弹劾而被罢免，吏部随后两次推举新的人选。在第二次推举时，吏部提议史道担任此职，并得到了明世宗的批准。当时，天下的岁贡士子选拔不再依据年资，而是采用了一种名为拔贡的新制度。史道随即上奏请求恢复旧有的岁贡制度，以便更广泛地选拔人才。明世宗对此给予了温和的回复，近百字的旨意中明确指出：“今后只需遵照祖宗的旧规行事，不得随意更改，以免奏报频繁造成困扰。”这一决定也记录在了相关科目的记录中，并由右都御史负责执行。

左都御史汪鋐每次升堂时，若发现各道御史中有缺席一二人，便欲追究其责任。史道则恳切地劝阻他，说：“御史的职责是纠察百官，若在众人面前羞辱他们，将来他们如何能够公正无私地履行职责？这样做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实在是不明智之举。”汪鋐听后便放弃了追究的打算。当时有个狡猾恶劣的人名叫童源，他通过捏造贵族家庭的种种事端来上奏，并趁机诬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受贿。由于童源手段狡猾，朝中大臣多对他感到畏惧，无人敢出面反驳。唯有史道依法据理力争，最终将童源从重发落。此举使得善良的人得以安宁，而刁钻之风也得以稍减。

后来，监生詹摐上奏弹劾吏部侍郎徐缙，明世宗下令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共同审理此案。由于徐缙是张孚敬所不喜之人，朝中多知其冤屈，却无人敢为其辩白。当时史道正因病告假，但明世宗特意下旨召见他，让他参与审问。史道在审问中反复辩诘，最终使詹棨屈服，徐缙的罪名得以澄清，詹摐则被问罪发落。此时，张孚敬又上奏称：“夜晚二更时分，有仆人隔着门缝接到徐缙送来的礼单，上面列有黄精、白蜡等物。”汪鋐听后欲上奏弹劾，史道再次劝阻说：“作为台纲大臣，我们不能仅凭风闻就妄下结论。况且是深夜时分，双方并未见面，很可能是有奸人趁机制造事端。”汪鋐听从了史道的劝告，将此事交由都察院调查处理。汪鋐还向明世宗禀报了史道劝止之言的明智之处，但明世宗最终并未追究此事。漕运总督一职空缺，吏部推举马卿担任此职，史道则作为陪选。然而明世宗的旨意却是：“马卿担任漕运总督，史道则留在京城另有任用。”

嘉靖十一年（1532年），考选庶吉士的名单已经确定并公布了名次。但礼部尚书夏言又上奏请求重新审议，结果又被驳回。史道随即上奏建议严格选拔人才，以彰显朝廷盛典的庄重与公正，明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下令重新进行考选，按照原定名额进行培养。后来，给事中郑准因言事不当被贬为典史。在应朝时，他中途患病未能到达。汪鋐便以逃官之罪论处他，唯有史道独自不同意。汪鋐听后拍案大怒。次日，给事中孙应奎根据某些言论弹劾郑准怨恨明世宗。史道再三拦阻，但最终还是因为此事被罚俸半年。

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二月，史道升为大理寺卿。不久，都察院掌院事务出现空缺，吏部提议署理印信，先后推荐了刑部侍郎闻渊、刘节，以及吏部侍郎周用、兵部侍郎钱如京，但均奉旨另行推选。最终，内阁与六部共同商议后，推举史道，明世宗当即批准。

嘉靖十二年（1533年）四月，科道官员相互纠察并上奏两次，均指出尚有奸恶显著之人未被惩处，因此责备吏部纠护不力。当时史道经过大明门，与汪鋐（此时已任吏部尚书）相遇，汪鋐竭力劝说：“人才难得，老先生能多留一分是一分。”汪鋐对此深表赞同。然而，当明世宗再次下旨考察时，汪鋐却上奏指责史道煽动科道官员作为说客。史道因此再次奉旨回话，并被罚俸禄五个月。从此之后，汪鋐对史道怀恨在心。一日，恰逢会推官员，汪鋐便趁机参奏史道，导致史道被降职为山东布政司参议。史道因升迁后再次被降职，又因行礼迟到，被纠察后责令冠带闲住。

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一月，史道被特别起用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当时正值总兵李瑾叛变，有人劝史道趁早携家眷避难，但史道却带着八十多岁的母亲一同前往，人心因此安定。史道见连年战事失利，将领们不能奋勇杀敌，便毅然决定身先士卒。

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史道亲自督兵，与总兵官梁震在玉林川合作，斩杀鞑靼一百二人，夺获战马三百六十二匹，以及盔甲、夷器等八千七百八十余件。明世宗下敕奖励，史道因此升官一级，并赏银四十两、纻丝四表里。同年三月，在沙河等地又斩杀鞑靼一百四人，夺获战马二百八十九匹，以及盔甲、夷器等七千五百一十余件。明世宗下旨称赞：“这些官员在一个月内两次斩获鞑靼首级，战功卓著，实在值得嘉奖。”史道因此再获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并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继续担任巡抚之职。当月，因达贼率众攻打墩台，史道又指挥斩首九人，夺获战马四匹、夷器四十六件。大同地区军民杂居，加之宗室府邸日益增多，民居愈发拥挤，民众苦不堪言。镇城之北原有一座古城，曾是古草场。史道上奏请求允许民众居住其中，民众对此极为称便。大同镇地处偏远，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极为不便，常受鞑靼侵扰之苦。史道到任后，便上疏请求妥善处理提学官事宜，以广开圣化之门。此事最终改由本镇分巡佥事提督学校，士子们至今感念史道的恩德。八月，妖贼杨通、矿贼王喜、叛军刘喜、刘天爵等人，企图先杀代王及巡按等官后起事。史道设下伏兵，一夜之间便将这些叛贼剿平。军民为感念史道平定叛乱之功，在太平楼下为他立了生祠。

嘉靖十七年（1538年）二月，鞑靼入侵丁家材，史道指挥斩杀鞑靼二十四人，夺获战马六十四匹、夷器五百二十六件。这一年大同地区干旱严重，宗室及司府官员祈雨无效，史道便亲自撰写祭文前往雷公山祈雨。当时正值烈日炎炎，史道祈雨归来后，大雨倾盆而下，庄稼因此获得丰收。同年八月，鞑靼侵犯石岭关，史道又指挥斩杀鞑靼十人，夺获战马四十一匹、盔甲夷器等一千八百余件。

嘉靖十八年（1539年）七月，鞑靼四万大军入侵碌石，史道指挥明军在由河地区斩首十人，缴获战马十八匹，以及盔甲器械六百七十九件。在纸房头，明军又斩首十四人，夺得战马三十七匹，盔甲器械七百二十三件。大同镇城二十里外，正是鞑靼屯牧之地，他们时常轻骑出击，甚至追到城下骚扰，导致额外消耗了数十万钱粮。早年曾两次提议修建五座堡垒，但都御史张文锦和总兵贾监都因此遭遇不幸。史道到任后，亲自负责此事。史道在镇城东南的车房创建了一座名为“镇边”的堡垒，在小尽头创建了镇川堡，这两座堡垒的建立使得鞑靼再也不敢侵犯采掠安子等山。在镇城正北，也就是各堡垒的中心位置，创建了弘赐堡，稍往西在获堡村创建了“镇虏”堡，在好女村创建了镇河堡，这些堡垒东接红寺，北临河险，与护堡相互呼应，使得鞑靼无法潜入。这一举措开拓出了数万余顷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原本都是鞑靼长期驻牧之地，在史道的运作下都被收复并纳入明朝版图，为国家带来了长远的利益。五堡的军士们感激史道的功绩，在祁皇山为他建了一座生祠。工程完成后，史道被赏赐白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并升任兵部右侍郎，继续担任巡抚。

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月，鞑靼侵犯乾河门，史道指挥斩杀三十一人，缴获战马五十五匹，以及盔甲器械九百一十六件。同年五月，史道增建五项工程，明世宗下旨表彰史道对边防的贡献，赏赐白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并允许他的一个儿子入国子监读书。十二月十四日，鞑靼侵犯泥河儿，明军斩首十人，缴获战马七匹，以及盔甲器械一百五十四件。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鞑靼侵犯老王沟，史道指挥斩杀四十四人，缴获战马四十四匹，以及盔甲器械九百八十四件。同年五月，抓获了多名奸细。六月初十日，史道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回部任职。此时正值鞑靼大举入侵内西，史道亲自督战，在长安岭斩首一百三十一人，缴获战马七十六匹，以及大量盔甲器械；在三山墩又斩首一百一十人，缴获战马一百三十一匹，以及大量盔甲器械。二十一日，史道的母亲王氏去世，他因此回家守制。大同的军民在镇城南关建了一座楼，名为“望野”，以纪念史道的功绩，并在楼内为他立了生祠。史道在大同巡视边疆，多次斩将擒王，立下赫赫战功，使得鞑靼闻风丧胆，远遁他处。大同周边三百里内外，再无一鞑靼营帐敢驻牧。每当鞑靼南侵，其首领的妻子都会哭泣阻止，以免触犯大同边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鞑靼入侵京畿地区，史道被召回担任兵部左侍郎。史道仅带了几名家仆，便匆匆上路。当时鞑靼猖獗，卢沟桥一带更是劫杀横行，道路断绝数日。然而，史道一行上路后，旅人们纷纷拿起工具跟随其后，保护他们前行，最终使得通往京师的道路重新畅通。乡亲们对史道的这一壮举深感敬佩。抵达京城后，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兵部内部更是危机四伏、疑虑重重。史道一到任便立即处理公务，他在兵部中正气凛然、直言不讳，每次提出的建议多被采纳，从而稳定了人心。不久，他又针对边防和抵御鞑靼的问题，详细列出各项策略上奏朝廷，明世宗对他的建议大为赞赏，并交付兵部商议执行。

嘉靖三十年（1551年）二月，边境局势稍有缓和。史道回想起往年边城酷暑时节，恰逢母亲去世，他昼夜悲泣，同时又在战火纷飞中操劳，因此患上了眼疾。虽然后来稍有好转，但每当劳累过度，眼疾就会复发。于是，他恳请明世宗因眼疾而准许他退休，明世宗恩准了他的请求。然而，仅仅七天后，史道又被召回，明世宗下旨命他处理宣大地区的边防事务，并严令不许推辞。史道在临行前辞别，九卿以下的官员以及朝中文武百官都为他送行到郊外，场面依依不舍。在易水边分别时，史道心中尤为苦涩，但他以慷慨激昂的态度承受了这一切，并对众人说：“我们堂堂天朝，本应有许多重大的事情可做，却让我这位大臣去做些琐碎的事务，这实在是有些不堪啊。”出发时，史道的两个儿子哭泣着为他送行。史道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与鞑靼对峙。我会以恩信结交他们。虽然他们可能会使诈，但我们不必计较。如果万一能得到他们的真心归附，那么我们就可以趁机有所作为，甚至能绑缚敌方的首领献给朝廷。你们只需安心等待，怎能像小儿女般相对哭泣呢？”

到任后，史道尽心尽力地调停和规划边防事务，最终鞑靼绑缚了叛贼萧芹等人献降。明世宗下旨表彰史道忠诚尽职，升任他为兵部尚书，并赏赐白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史道认为俺答是鞑靼的首领和枭雄，如果能除掉他，那么鞑靼的各个势力之间本来就互不服气，很可能会不攻自破，从而削弱他们的势力并为朝廷带来利益。于是，他秘密地部署了方略，并指挥林丛兰等人执行。考虑到万一成功后可能会有追兵，他制定了撤退路线：出敌营后向北行进而后转向东，可以到达阳和府，进而回到大同。在此之前，史道就有此意，但担心将来验证功劳时无法辨别真伪，于是在犒赏士兵时，他让擅长绘画的人暗中描摹了俺答的画像带回。正当此事正在筹划之中时，明世宗下旨催促史道去协理戎政，他只得奉命前往。史道进入居庸关后，发现与同事相处困难，便以眼疾严重为由在途中上疏请求退休。明世宗下旨勉励他留下继续尽心边事，并要求他竭尽忠诚、协同努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十月，史道再次上疏恳请辞职。明世宗见他情词恳切，便特别恩准了他的请求。史道在连续几天的自我陈述后，被批准致仕退休。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正月，因擒获叛逆之事，兵部上奏议复。明世宗下旨加封史道为太子少保，并允许他的一个儿子担任锦衣卫百户。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史道偶尔遍访乡里亲友，并在十六日在家中宴请亲友，十八日突然发病，二十六日（6月6日）去世。全城之人无论是否相识，都前来吊唁痛哭。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十月，明神宗下令为史道举行祭祀葬礼。

史道入仕早期以谏言闻名，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其主要影响如下：

史道为官后期在军事方面成绩显著，其主要影响如下：

明世宗朱厚熜：史道尽心边务，忠勤可嘉。（《兵部尚书鹿野史公道行状》引）

杨廷和：（史道）官则外任，本则内衔，颠倒日期，眩惑圣听。其诛语谓亟处漏网元恶，以保社稷，以回天变；末语又谓请以身任欺罔之罪。（《辞谢录》）

陈洸：科道于桂、阎闳、史道、曹嘉素称刚直。（《明世宗实录》引）

夏言：史道所奏，其言通达事体，曲尽人情，殊为有见。（《一请复岁贡旧法以通利人才疏》）

史道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道士，挥扇而入，因此为他取名“道”。

史道的父亲史俊是成化四年（1468年）解元。正德八年（1513把），史道参加顺天府乡试，史俊见史道的三场文字，于是封一封信给史道，叫他等发榜时再打开。史道考中解元后，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副对联“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来父子解元”，一时传为美谈。

史道著有《史鹿野奏议》《鹿野云中奏议》，另外，朝鲜《皇华集》收录史道诗84首。

史道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双塔街道史庄村，墓葬形制不详。据民国版《涿县志》载：“资善大夫少保兵部尚书史公墓，在城东二里许。”墓前原有神道、石像生、石牌坊和石碑。1958年修水库时石碑被运走，下落不明；1962年平整土地，石像生、石牌坊、石碑等遗物均遭破坏或被埋于地下，地表无存。1982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