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周天子权威更加衰微，对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无法行施。各诸侯国国君对国内土地拥有实际所有权。这表现在各国之间可以互相兼并、割让和授受土地，在封地内也可封赏和接受土地。国家利用土地的一种最广泛的方式，就是把土地授给直接生产者，以供盘剥。《汉书·食货志》载周代实“受田制”，一夫百亩，“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

《管子·乘马篇》强调“均地分力”，就是要把井田平均地分授给民户。《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的目的也是要把田地分授给服兵役的民户。直到战国末期魏国还保留着受田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抄录魏安王25　年（公元前252　年）的魏户律规定：“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这段律文译为今文是：从现在起，商贾（叚门）和开客店的（逆吕），以及“赘壻”这些身分下贱的人，都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地房屋。这说明对平民是让立户和授给田宅的。秦国也实行受田制，《秦律十八种·田律》载：“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顷入刍三石、槀二石”。这一律文说每顷地应缴刍槀按所受田地数量缴纳，每顷缴纳刍3　石、槀2石。这条律文是秦曾实行过受田制的明证。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500　家为1　州，10　州为1　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　《吴越春秋》卷二《吴王寿梦传》，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卷四《阖闾内传》等材料都说明战国时受田制是确实存在的。

土地性质

在受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对土地有占有权与使用权。这里需要说明受田制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并不绝对矛盾。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受田制是早已存在的制度，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在春秋时已经产生，上引《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下的农民就是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个体农民产生后，就不免发生贫富两极分化，随着某种程度的土地转让或某种程度的买卖就可能发生。而那些贫困、破产的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去后，遇到适当时机又会从国家控制的土地得到一份受田。究竟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是何时产生的，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有材料说明春秋末已出现了买卖土地的事例。《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载范蠡经商理论时说：“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这里所谓“阳且尽。。阴且至”，是范蠡预测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理论，这里无法评论，重要的是范蠡主张时机到来之时，要迅速粜出粮食，收买田宅、牛马，到一定时机又卖出田宅、牛马，就可获利10　倍。这说明春秋末年范蠡经商时土地已可买卖。这条材料可能因为《越绝书》成书晚不为人所重视，不过从春秋末年商品经济发展到出现了范蠡这样的大商人，买卖土地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看，国家对土地是有最高所有权的，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控制权，并不妨碍在这种权力下土地私有制的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个问题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因此，不能因为战国时受田制材料的发现，否定土地私有制一定程度的产生、发展。

土地的耕种者

受田制下1　户农民一般耕田100　亩。《管子·轻重甲》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臣乘马》：“一农之量，壤百亩也。” 《管子·山权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汉书·食货志》载战国时魏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梁惠王上》说战国时的个体农民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荀子·王制》则说“百亩一守”。这种农民一般为数口之家。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孟子·万章》：“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孟子·尽心》说：“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样的农户，经常下地干活的应有一个劳动力和一个乃至两个半劳力。据《田法》记载可知，一个男劳力的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年龄在60以上和14至16岁之间被算作半劳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国家赋役不太繁重，年景不太坏，这样的农民可以温饱。《孟子·梁惠王上》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荀子·大略》说：“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

这种耕田百亩的个体小农，每年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约为收获的十分之一。《汉书·食货志》引李悝市赋齐桓公夏孟子·尽心下游惰商鞅变法耕者鲸刑李悝

上述这些农民耕种着国家的土地，赋役负担繁重，人身受着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所以，他们是封建国家的封建依附农。

中地新民孟子·滕文公上许行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百人

残存土地制度

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关市之租，府库之证，粟什一，厮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