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收费是一种定价技术。消费者除了为购买某一产品的权利支付一定的初始费用之外，还要为他或她所购买的每一单位产品支付使用费。比如说网球或是高尔夫球俱乐部，在除了收取会员费之外，还会收取每次娱乐消费的费用。对于证券行而言，一名经纪人将可收取佣金的产品放入可收取费用的户口，因而可从获得双重收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浪潮刺激下的各种经济模式不断滋长，从而也带来了双重消费的新名词。各种软件，证券行，电信等行业最初开始行程了双重消费，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与烦恼。

2006年，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就在谋划着对收费进行改革，大致思路是统一收费、集中使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一直都没有实行，尽管也在会员

大会上进行过讨论，但最终没有结果。现实的情况是，每家证券公司现在都面临着证券业协会双重收费的问题。现在协会向法人会员证券公司收费，而各地方的证券业协会再次向各证券公司下属的分公司和营业部征收费用。证券公司营业部盈利的寥寥无几。接近中国证券业协会后发现各地的证券业协会都是自发成立的，并不是中国证券业协会本来的分支机构，但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之后，各地证券业协会也纷纷成立，最后挂到中国证券业协会下面，但控制力并不强，尤其是在费用上双方互不干涉。2006年前，协会就在谋划改革收费方式，试图统一收费、集中使用，但最终没有结果。协会近年来由于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保荐人资格考试和相关培训有了稳定的收入，收费改革也就搁浅了。再加上协会的领导处在变动中，还没有顾得上这方面的事情。作为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的发挥着政府与证券行业间的桥梁作用，并推动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同时，作为民间组织，国家并没有给予其财政上的支持，因此协会的运营完全依赖自身。网站资料显示，证券公司类118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类15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类79家，特别会员3家，而会员费是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2004年度深圳证券业协会对辖内会员收费的标准是：总部年费15000元，营业部每家3000元。一家证券公司总部和营业部每年向协会交纳的会费总数在5万元以上，其他机构的会费相对低一些。这些会费是通过地方协会转交到证券业协会，再统一安排。从协会收取会费的标准来看，觉得还是合理的，这也是维持协会正常运作的必要资金来源。即使是环境相对较好、营业部相对较多的北京，北京证券业协会也为会费收不齐而苦恼不已。有的会员甚至都拖欠了两年以上。而拖欠一年的就更多了，协会多次催缴都如石沉大海。除会费外，人员的后续培训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对券商形成了经营负担。协会的主要收入除了会员交纳的会费，其他的还包括对从业人员的持续教育和业务培训的收费。证券公司高管的培训是由协会北京总部来组织，而其他人员的培训则由各地方协会负责。2008年3月19日和20日，深圳各家证券公司的人员参加深圳地区证券从业人员后续职业培训，每人10学时200元。同样的培训，广州、上海等地也在进行，而北京等地证券公司人士则称没有此类统一培训。 不过，广东证券业协会《关于组织开展证券从业人员后续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中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总体部署，按照广东证监局和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决定对辖区内有执业资格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而且，广东证券业协会说2008年要加大培训力度，要求所有有执业资格的人员都去培训，毕竟这个收入加起来算就很可观。本来这个培训完全都可以由券商自己做，但有些地方证券业协会要求培训12小时，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办法，没有指定这种培训非要由当地协会来做，指定培训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而且，从2000年开始，协会为提高证券行业从业人员的从业水平，在全行业内组织了证券及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并对考试合格的人员发放从业人员证书。通过考试及认证的方式加强从业人员的水平，但是协会在这一过程中的相关收费似乎有些偏高。在这些资格考试中，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共5门，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2门，保荐人资格考试2门，其中证券、期货资格考试每门收费70元，保荐人考试每门收费180元。参加证券、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人数一年就超过16万人，并且由于2003年资格考试向全社会公开，参加资格考试的人数不断增加，如果按照这样的人数计算一下，协会仅仅因组织资格考试每年就能收入4500多万元。

从1997年高等教育全面收费以来，中国一直按照文史、理工、外语、艺术等大的学科门类分别核算教育成本收取学费，同一学科门类内部尚未详细区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收费的差别性。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大部分应用学科的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技术进步快，市场效率高，收入丰厚；而基础学科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工资收入偏低。几乎相同的教育投资、不同的预期收入，这种利益驱动和导向就使预期收入颇丰的应用学科成为理性的受教育者所选择的热门，一流人才云集：而基础学科备受冷落，考生成绩偏低，从而造成基础学科长期以来缺少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尤其缺少能够领导学科发展的“帅才”。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基础学科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如何解决基础学科入才匮乏这一“瓶颈”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如设立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便是其中之一。在教育日益投资化的情况下，应该发挥教育收费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实现高等教育的双重收费。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差别定价。双重定价体制是现代经济学解决自然垄断行业定价问题的有效办法，在高等教育收费中实行双重定价也正源于高等教育的自然垄断性。传统上将高等教育界定为准公共用品，它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 第一,所谓排他性是指某种物品一旦被某个消费者所消费，便排除了同时被其他消费者消费的可能。高等教育的购买者在消费上是排他的，因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总数是一定的，这个人消费了也就意味着那个人不能消费。另外，高等教育具有有效的排他手段，通过收费，高等教育可以用极其低廉的交易成本将未付费者排除在服务之外。第二，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任何人对于数量既定的物品的追加消费都不会减少它满足其他人消费的能力。高等教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只需追加极其低廉的社会成本便能连续地为追加的消费者所消费，因此它的边际成本(MC)曲线是富有弹性的，这说明高等教育明显地具有非竞争性。当一种物品有排他性但是没有竞争性时,可以说存在这种物品的自然垄断。高等教育正是这样的物品,因而可以在高等教育收费中应用双重定价的方法。

横轴表示高等教育的容量即产出，纵轴表示高等教育的价格，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需求者是理性人，这决定了向右下方倾斜的高等教育需求曲线D，又因为人们对高等教育有较强的需求欲望，所以曲线D的弹性较小。AC、MC分别代表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因为高等教育是自然垄断产业，不可避免的在相关产量范围内伴随有规模经济发生，则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MC)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均向右下方倾斜且边际成本(MC)在平均成本(AC)之下。对应用学科实行定价P1，接近高等教育

的AC，其产出为OQ1，发生少量亏损ABCP1；对基础学科实行定价P2，接近高等教育的MC，其产出为Q1Q2，发生亏损DEFG。整个高等教育的产出达到OQ2，亏损总和为ABCP1+DEFG，由国家做出成本补偿。 1、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的收费水平均低于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AC)，这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正效应。所谓外部正效应是指没有在正常的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其他经济活动者福利的增进。高等教育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受教育者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知识创新的推动，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就更显著了。这种正外部性的存在使个人与社会共同享有了高等教育的收益。按照市场经济“成本利益对称”的一般原则，高等教育的成本理应由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则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的价格P1、P2都低于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AC)，亏损部分由国家进行成本分担(Johnstone.B.)。

2、基础学科收取的学费低于应用学科，接近高等教育的边际成本(MC)，这是基于二者不同的产品特征。基础学科进行的基础性研究更具有公共用品的特征。它除具有非竞争性以外，还很难低成本的实现“排他”。基础研究涉及基本的科学原理或自然界事实的发现，尽管某一特殊的超导材料的发现可能会被授予专利，但像超导体这样的事实，甚至存在着某些在绝对零度以上温度呈现超导性的材料，这样的事实是不能被授予专利的。然而，发现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对于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当其他研究人员应用这些基础性成果时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众多应用学科的新突破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应用了基础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建立在基础学科的科研成果和建立在基础学科之上的，但基础学科很难对自己劳动成果的这种“无偿应用”索取任何经济报酬。相反，应用学科却依据《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拥有了不可侵犯的排他性，并理所当然地对社会进行有偿服务，这客观上就造成了应用学科的外部正效应相对小于基础学科。加之中国尚未完全改变和消除“脑体倒挂”的收入分配差别，基础研究人员的工资收入依然很低，这就更人为地扩大了不同学科间正外部性大小的差别。根据“成本利益对称”的原则自然得出：依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将高等教育收费差别定价，基础学科私人总体付费水平应低于应用学科。在校大学生中有60%来自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从1999年底约1.4亿万元的农村居民储蓄额来看，平均每位农民的储蓄仅1500元，三口之家也不过4500元左右的储蓄，仅够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如此沉重的学费负担使得差别定价，会有相当数量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考生选择基础学科，而家庭收入与考生质量并无必然联系，所以不仅考生对基础学科的需求会有很大增加，考生质量也会有较大的提高。另外，基础学科的学费接近相当低廉的高等教育边际成(MC)，贫困考生个人可以花费极其低廉的教育成本来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也有利于推进社会的公正，能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平衡器作用。

3、高等教育的平均成本(AC)曲线是富有弹性的，而高等教育个人需求曲线的弹性却很小，这就使得模型中高等教育基础学科的产出Q1Q2远远小于应用学科的产出OQ1，符合了高等教育学科调整的趋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应该符合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的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部分应用学科对应的行业收入丰厚正是因为该行业对本行业专业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高等教育的产出供给。高等教育应该顺应市场的潮流，扩大这部分应用学科的招生数量，满足市场的需要。同样,基础研究人员收入偏低，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基础学科的人才供给大于其市场需求(但供给质量较低)，所以高等教育应该缩小基础学科的产出规模，基础学科走“少而精”的发展道路。如前所述，差别定价会使考生对基础学科的需求增加，这与基础学科产出规模缩小互相作用，必然使得考生竞争进入基础学科“竞争”可以全面提高基础学科考生的质量，从而解决基础学科发展中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瓶颈”问题。同时，基础学科人才供给的减少也有利于基础研究人员收入的提高，从而吸引高质量科研人员的进入，形成良性循环，提高中国基础学科的科研水平。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收费中区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实行双重定价体制，以价格为导向提高基础学科的人才供给的质量是解决基础学科人才匮乏，促进基础学科发展的有效办法，同时也符合高等教育学科调整的趋势。如果能够在充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地确定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定价差别，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当然,应用学科学费的提高给来自低收入家庭考生的进入带来了障碍，有违初始公平的原则，崇尚过程的公平性，即在起点不平等的现实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需要尽快完善“奖、贷、助、补、减”的综合资助体系，尤其是助学贷款制度，给这部分考生以机会上的平等，尽可能地维护社会公正。

4月6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北京就“微信收费”事件发表特别声明，反对三大电信基础运营商对微信收费，认为这是一场垄断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利益之争，三大国有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未经有关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试图增加收费名目是没有依据的，涉嫌双重收费，建议国家加强对电信领域垄断行为的监管。

中国计算机学会认为，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是通信设施服务，已经向客户收取了使用通信设施费用，如果再收取客户的费用(无论是对增值服务商还是终端客户)，则涉嫌双重收费，于法于情于理均站不住脚。电信运营商是对网络上的信息流量收费，而对于网络上传输的内容则在法律框架内不应予以干涉。如果开启对微信的收费，则所有中国增值电信业务都可能被强制收取所谓的“信令费”，如电子邮件、网络游戏、网上交易、搜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