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拱之 （1905年～1973年），学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拱之。 抗战初期在河南省委工作时化名林淑英、魏晨。1905年10月，危拱之出生在信阳城里的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之后历任东江特委党校团支部书记、海丰工农苏维埃政府文书，河南省委委员、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河南省委秘书长，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分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乌丹地委副书记、赤峰市委书记等职。

1905年10月，危拱之出生在信阳城里的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危尚忠靠教书为生，具有反清思想，同情革命。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危拱之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

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仓女中)。在校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

1926年11月，危拱之等10多名男女青年来到武昌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到武汉不久，危拱之经周以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春节后，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黄埔军校史上惟一的一期女生队成员。同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驻守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的收买，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乘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北伐，武汉空虚之机，率部叛乱。在讨伐叛军的战斗中，以危拱之、赵一曼、游曦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中央军校女生队，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这支200余人的女生队，担负作战、宣传和救护等重任，战功卓著，被誉为革命妇女武装的先锋。7月，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分校解散，危拱之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医院工作，并随军南下广州，12月，广州起义爆发，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危拱之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救护伤员。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后，在花县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转战海陆丰地区。危拱之被组织上分配到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随后，她又任东江特委党校团支部书记、海丰工农苏维埃政府文书、苏维埃政府卫生局医院救护员，和陈同生等人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积极鼓动、组织农民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1928年4月，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危拱之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撤退到香港九龙，后经恽代英介绍，她从香港来到上海，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7月，中共中央派危拱之赴河南工作，任省委妇女科长，与新任省委书记张景曾以夫妻名义为掩护，对外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河南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河南省委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等被捕，张景曾接任书记。危拱之协助张景曾在开封重新建立省委秘密机关，与河南各地党的组织恢复联系，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她主持制定了《河南妇女工作大纲》。10月，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危拱之当选为省委委员、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在艰险的斗争环境里，危拱之和张景曾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二人由假夫妻结为真夫妻。1928年底，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省委军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等多人在开封被捕。敌人在河南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1929年2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组织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6月，危拱之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暑假，危拱之等中国学员被安排到海滨城市敖得萨等地度假。苏联有关方面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文艺骨干，派出一批著名演员，来到危拱之等中国学员的度假地，对他们进行文艺培训，排练歌剧、话剧、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编入普通班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月，因反对王明的小宗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

1931年2月，危拱之奉命回国，抵达上海。4月，党组织派她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闽西苏区彭（湃）杨（殷）军政学校任教员。同年夏，在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肖劲光过问下，恢复了危拱之的党籍。

1931年上半年担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戏剧管理委员会委员，编导排演戏剧。

1931年冬，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危拱之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很快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这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危拱之集编剧、导演、舞蹈、歌咏于一身，经常率剧团赴前线慰问红军部队。她编了顺口溜：“毛委员，好主张，牵着鼻子打老蒋；运动战，反围剿，战果辉煌捷报传”，简单明了又生动形象，为官兵与群众所喜闻乐见。后因抵制王明的“肃反”，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中央红军长征，她蒙冤受屈不动摇，跟随干部团参加长征，仍以模范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背着数十斤重的背包行军，途中休息还给大家唱歌。

1932年夏，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张欣任社长，危拱之任副社长。

1932年冬，厄运又一次向危拱之袭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的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党内和红军中大搞“肃反”。与危拱之建立了恋爱关系的红军大学军事教官郭化若被怀疑为托洛斯基分子，政治保卫局派人与危拱之谈话，要求她秘密监视郭化若，及时报告他的一言一行。对此，危拱之予以严词拒绝，她说：我相信郭化若，他不是托派分子。危拱之把政治保卫局与她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郭化若，为了拒绝执行政治保卫局布置的任务，她与郭化若终止了恋爱关系。政治保卫局对危拱之十分恼火，决定对她进行隔离审查。12月，危拱之被苏区中央局“永远开除党籍”，她被允许留在红军大学继续从事文艺教育工作。这次双重打击，危拱之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党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得到上边批准。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危拱之被分配担任总务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

1935年底，由朱瑞和谭政给危拱之恢复党籍。

1936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同年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苏区采访，他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领导的抗日人民剧社的演出后，大加赞赏，并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剧社，她任社长兼导演。“西安事变”爆发，危拱之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驰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负责党从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7月，负责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叶剑英要危拱之率剧社到安塞为东北军部队演出节目，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危拱之带领剧社在这一地区演出20多天，收到很好的效果。叶剑英对剧社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党的统战政策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舞台，感化了这么多东北军官兵，这比办训练班都解决问题啊！”

1937年5月在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后调往河南任省委秘书长。

1938年初，党中央派危拱之回河南工作，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亲手组建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开封孩子剧团，奔赴中原大地宣传抗日救亡，动员人民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开封沦陷后，危拱之根据省委指示，回到信阳，与信阳县长、进步人士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

1938年2月，在《风雨》周刊上发表《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卫家乡》。同年底，又在《行都日报》上发表《保卫大河南的妇女运动》，号召妇女结成钢铁长城抵抗敌人侵略。3月，化名魏晨到开封，以扶轮小学为据点，组织救亡团体，成立孩子剧团，首次公演轰动开封。5月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宣传抗日，并做信阳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作。10月，信阳沦陷后，河南省委领导的武装与李德纯领导的信阳县政府武装合编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在四望山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久，该部编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活跃在豫鄂边区抗日战场上。

1939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南、豫皖苏等省委。4月，危拱之奉命离开部队，回到豫南省委机关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参加省委领导工作。8月，她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9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西、豫南两省委，恢复河南省委，刘子久任省委书记，危拱之任省委组织部长。

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组织1800多人的地方民团进攻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危拱之和省委书记刘子久、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等人率留守处武装500多人英勇抵抗两天一夜。12日晚，鉴于敌众我寡，留守处又失去对外联系，省委决定率机关干部和留守处武装突围。13日上午，留守处干部武装胜利突围到桐柏县龙窝，省委决定，王国华带领留守处武装转进信阳敌后抗日根据地；刘子久和省委机关转移洛阳坚持斗争；危拱之到南阳等地指导“精干隐蔽”工作。

1940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0年4月，危拱之和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等人一起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召开，危拱之被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科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大肆破坏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此时，中共中央社会部破获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封密电，该密电涉及中共在河南各地的党组织及干部名单，中央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地下党县、区委以上干部，由省委书记王志杰、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直接负责组织撤退工作，至1941年底，河南地下党区委以上干部分别撤退到豫鄂边、豫皖苏根据地和陕北。撤退到陕北的河南地下党干部有100多人，与河南省委机关一起在关中分区马栏镇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

1943年3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康生制造审干肃反扩大化，拱之受到冲击，党中央发现后纠正偏差，恢复她的自由。

1943年7月22日夜，危拱之在精神受到严重刺激之下，以自杀表示对自己被诬陷的抗议，所幸被及时发现获救。不久，党中央及时发现并迅速纠正了“抢救运动”的失误，对被“抢救”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

1945年2月，党组织对危拱之作出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正确结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与危拱之进行谈话，对她受到的委屈表示安慰，肯定了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和贡献，鼓励她振奋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危拱之在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在危拱之被审查期间，同样遭受审查的原豫西南地委书记郭以清对危拱之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安慰和关心，二人在患难中建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党组织认为郭以清的年龄比危拱之小十几岁，如果他们结合，将来的婚姻变数比较大，没有同意他们的结合。危拱之忍痛割爱，服从组织的决定，与郭以清分手。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组织派危拱之到东北工作，派郭以清到内蒙古工作，从此二人天各一方。

1945年冬担任赤峰市委副书记，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市内生产、社会秩序迅速恢复。

1947年6月任市委书记。秋，日本侵略军败退时破坏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她身背药箱，去疫区处理死者，安排家属，给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

1949年初，党组织把危拱之送到北平治疗疾病，并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危拱之当选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因她的肺结核已到三期，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

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叶剑英和危拱之在广州起义时认识，在同一时期留学苏联中山大学。长征出发时，在叶剑英的关照下，危拱之得以随军出发。在安塞，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经历曲折，表示不便与叶剑英结合。叶剑英说：“我爱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于是二人结婚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携危拱之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西安建立了红军联络处，危拱之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对外职务是红军联络处会计。1937年4月，党中央派毛泽民、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药品及其他等革命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这时，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她因劳累过度，而呕吐、眩晕。她被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危拱之提出连胎儿一起做掉，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肩负的任务又很繁重，加上她和叶剑英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危拱之再次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叶剑英在西安公开活动后，与他天各一方，多年失去音讯的前妻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有关消息，写信与他联系。危拱之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痛苦，叶的前妻与危拱之是武汉军校的同学、广州起义的战友，后又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命运坎坷，如今她与叶取得了联系。危拱之最后痛苦地决定离开叶剑英。”军旅出身的万灏说到这里眼里闪动着泪水，他顿了顿叹口气说：“革命前辈危拱之的人生太坎坷了！”

危拱之手术出院后，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兑换的法币分批秘密运送西安，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兑换、运送资金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危拱之回到了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危拱之是中国革命第一代女兵，她是中国红色文艺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她是唯一被开除党籍，而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

她是历经枪林弹雨，而三次蒙冤被开除党籍的革命战士！

她是一生遭遇四次婚恋不幸的女人！她，就是危拱之！

李先念号召：“学习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

程子华赞扬：“忠于共产主义理想！”

伍修权评价道：“危拱之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她的一生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很多事情，个人遭受过很多不幸，但她百折不挠，始终满腔热情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她是一位为革命做了出色贡献的女战士。长期以来，我对她始终是缅怀着深切之情。危拱之同志很值得青年一代崇敬！”

蔡畅称赞道：“危拱之所走过的道路是极不平坦的。她毕生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她在前进道路上，历尽坎坷，百折不挠，始终真诚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解放事业忘我奋斗。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宋任穷回忆长征时写道：“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