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生(1906—1968)，原名张翰，曾用名张翰君、陈农菲、南星、陈蓬。原籍湖南零陵，1906年7月出生于湖南常德。1岁时随祖父迁入四川省营山县。1926年到重庆就读中法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到成都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8月任南京《金陵日报》社社长兼总编。之后历任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主任、《导报》主笔。1939年9月，到江南游击根据地，在苏、常、太地区参加武装斗争，历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秘书长，东进纵队、苏北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苏中东南行署主任，华中建设大学文教系主任，华中分局敌工部部长，华中、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等职。1949年4月起，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5—1962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62年7月—196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1962年7月起，任上海市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1月26日含冤去世，1978年7月平反昭雪。著有《不倒的红旗》一书。

陈同生，1906年7月出生于湖南常德。1岁时随祖父迁入四川省营山县。

1918年8月至1920年7月，就读于营山县县立高等学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

1920年8月至1924年5月，入营山县县立中学读书。因参与反对苟捐杂税运动，地方军阀令学校当局开除其学籍并追究其革命行为。陈同生逃到成都避难，从此远离家乡，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5月至1925年12月，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4年9月13日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进入吴玉章、杨伯恺主办的中法大学读书。当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9月5日，发生了英帝国主义炮轰万县的惨案，陈同生积极参加了反英运动。同年冬天，刘伯承在顺庆起义，四川革命运动高涨，组织上委派陈同生去搞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

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举行集会，反对英美炮轰南京。蒋介石派其亲信到四川，唆使军阀刘湘等镇压群众运动，陈同生受伤。当时，军阀政府搜捕革命人士，陈同生避人一同乡家中得以脱险，随后逃往涪陵。经组织介绍，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混成旅第一团任指导员。后反动派进行反共清党，组织决定让他离开四川前往武汉工作，在国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部任股长。1927年7月，国共分裂，第六军实行反共清党，迫使陈同生离开。南昌起义失败后，党派陈同生去广州工作，在张发奎的警卫团任连指导员。同年12月10日，陈同生参加广州起义，在巷战中受轻伤。起义失败后，所在部队在花县与教导团合编为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师，陈同生任连党代表。后调任《红军生活》编辑。不久，党的东江委员会决定让他到共青团师任特派员。

1929年，在成都休养数月后，经张雪崖介绍任《日邮新闻》编辑；同时任国民党军队二十八军政治部股长，挂名领薪。当时，陈同生在新闻记者职业的掩护下进行革命活动，如参加青年文艺活动、加入自由同盟等。

1931年，成都各界发起反日同盟，并与抗日青年救国团体合作。陈同生参与其中，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党内一位同志被当局逮捕，陈同生通过关系使其得以释放，但陈同生却因此被当局怀疑。为了避免株连，陈同生离川赴沪找党中央，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后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陈同生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就读。此时因中共四川省委被破坏，陈同生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不久，陈同生又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并参加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工作。

1933年，陈同生被调到“互济会”工作，参加上海工人运动，领导杨树浦一家橡胶厂的党支部。因肠出血，陈同生到法南区（法租界与南市）养病，卖文为生。后来党调他到中央保卫局工作。

1934年10月25日，因叛徒告密，陈同生被捕入狱。因狱中无人知道陈同生的真实身份，于是他坚决不招供与党的关系，继续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掩护自己。敌人对其严刑逼供，还将他拖到刑场陪斩。但陈同生视死如归，始终未向敌人吐露真相。

1935年10月，敌人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陈同生有期徒刑八年。11月6日，他被押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在狱中虽患病，但仍与难友一起坚持斗争。

1937年8月，日机轰炸南京，炸弹落到了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不远的地方，政治犯纷纷要求出狱奔赴抗日前线。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出面具保，国民党当局释放了狱中的全体政治犯。8月27日，陈同生等人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陈同生找到了党组织，并由吕超、吕一峰等著名人士引荐，出任《金陵日报》代理社长。

1938年，陈同生去武汉，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少校科员，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且当选为该学会理事。后又因刑伤复发去香港治疗。在港期间，陈同生还组织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新闻记者。1938年底，陈同生回到武汉，任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秘书，主编《新闻记者月刊》。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陈同生等人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8年10月，陈同生离开即将沧陷的武汉去长沙，筹办国际新闻社。国民党撤出长沙前纵火烧城，实行所谓“焦土抗战”。陈同生离开长沙，前往桂林开展新闻记者学会工作。

1939年3月10日，陈同生在衡阳进行革命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赴后方。恰遇日机轰炸，押解他的特工人员纷纷逃散，陈同生乘机摆脱监视，在朋友的资助下，转到宁波、上海，找到了组织。江苏省委决定派陈同生去编辑《导报》。后因该报经常报道抗战消息，被当局勒令停刊。

1939年9月，江苏省委派陈同生到江南抗日游击区根据地苏州、常熟、太湖一带参加武装斗争，出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秘书长。1940年，陈毅率部开辟江北抗日根据地。陈同生随军到江北任苏北纵队（即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为了孤立反共的韩德勤部队，对地方武装展开统战工作，陈同生奉命到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二李）谈判，计议共同抗日。陈同生到泰州后，二李的部下密谋杀害他，将其软禁在招待所。直到新四军在郭村战斗中获胜，二李看到了新四军的威力，未敢加害陈同生，并设宴道歉将其送回。此后，新四军继续东进并在泰兴、仓县与泰州一带建立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陈同生任办事处副主任兼泰兴县县长。

1941年3月，陈同生调到苏中军分区第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苏中第四地委委员，任务是联合当地的抗日进步分子，与当地实力派（主要对象是二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打击韩德勤部，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10月，日军在苏中进行大扫荡。组织上派陈同生开辟通海根据地，占领了韩德勤的最后一个据点，使沧陷三年的通海地区得以解放，人民群众欢欣鼓舞。1941年12月，陈同生调任苏中东南行署（管辖海门、启东、崇明等县）主任。海启警卫团成立后，陈同生任政委。1942年夏，该团攻打日伪占领的据点，大获全胜。

1942年10月，陈同生任中共苏中第二地委委员兼苏中第二分区（辖东台、泰东、兴化等县）专员。后来泰东和东台合并成立了东台警卫团、兴化警卫团，粉碎了日伪的“扫荡”、“清剿”，扩大了根据地。

1943年10月，陈同生被调到华中党校参加整风。整风期间，党对他的历史做了明确的结论，认为他是经得起考验的老党员。

1944年8月，陈同生从华中党校结业后，调到华中局政策研究室工作。

1945年4月，陈同生被调到华中建设大学任文教系主任兼建设大学党委会委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华中局派陈同生参与接管天长、六合、淮月安、淮阴等中小城市，帮助建立华中局机关。1945年11月，内战爆发，陈同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兼国民画党军队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统战工作。

1946年1月，国共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后，开始进行军调处工作，陈同生以少将、联络部长的身份参加了谈判。1946年秋，国民党毁约向江北地区全面进攻，解放军战略撤退至山东地区，陈同生被任命为华中二梯队司令，随军撤到山东。

1948年3月，任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政委。1948年8月，陈同生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南京解放前夕，陈同生被调至第二野战军，调查国民党军队情况、进行策反工作，并参与筹建中共南京市委和南京市军管会。

1949年4月，陈同生随军南下进入刚刚解放的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参加该市的接管工作。当接管告一段落时，因过度劳累而刑伤复发，住院治疗。1949年10月，陈同生调任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长。

1950年8月，陈同生调至上海，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人事部副部长。

1952年，陈同生因病住院治疗。病未痊愈，即奉命赴朝鲜战场慰问，任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团长为胡顾文，未赴朝）。福建前线部队取得东山战斗胜利后，陈同生又奉命率团前去慰问。

1953年，陈同生参加机关“三反”运动。

1954年，陈同生参加华东局扩大会议，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批判饶漱石的领导作风与干部政策。同年年底，华东局机构撤销，陈同生负责善后事宜。

1955年，陈同生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59年，陈同生在病中写下了回忆录《不倒的红旗》。

1963年，陈同生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仍兼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陈同生被批斗，停止工作。

1967年7月，陈同生被错定为“三反分子”而隔离审查。“四人帮”及其爪牙污蔑他为“叛徒”、“假党员”。

1968年1月25日，陈同生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1972年，由张春桥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对陈同生之死作出了毫无根据的结论：“对抗审查，自杀身死”。

1978年7月，中共上海市委对陈同生案进行复查，并平反昭雪，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经吕一峰推荐，1937年9月初，《金陵日报》董事会经研究决定，陈同生任总编辑，负责报社日常工作。那时的南京，没有抗战首都的气息。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面找不到一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话，天天仍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老调子。大街上也看不到一张“团结抗日”、“国共合作”的标语。

陈同生到八路军办事处，向李克农汇报了这件事，想听听组织上的意见。李克农听了高兴地说：“这是一件送上门来的好事，真是来之不易啊！”李克农还说，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现在南京很难听到我们的声音，连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宣言都不予公布。我党在南京自办一份报纸颇不容易。国民党用尽一切办法和我们为难。我们的《新华日报》至今还是有人无报，八路军参加抗战的消息一点也透不出去。现在只能靠八路军办事处油印一些通报和战报。他鼓励陈同生去《金陵日报》，争取让这张报纸在团结抗战的前提下，发表共产党的主张和八路军的战况。在这种情况下，陈同生接受了金陵日报总编辑的职务，并任代社长。

陈同生在报馆上班以后，才知道那里的记者和编辑，大多是林森和吕超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是真正会办报纸的人。《金陵日报》没有外勤记者，新闻肯定争不过别家报纸。于是陈同生就找了一些致力于抗日救亡的朋友来写社论、专论，又请了一些进步作家来写副刊。组织上还安排何云、朱仲龙和周维等同志到《金陵日报》工作。何云和周维都曾是陈同生在狱中的难友。何云是有办报经验的记者，在《金陵日报》工作的同时还在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周维是工人出身，负责发行。朱仲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那年才19岁，风华正茂。他们的到来为《金陵日报》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报纸的面目焕然一新，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消息，《金陵日报》大胆刊登。《金陵日报》用头版通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和一些八路军的战报。

1939年9月，江苏省委派陈同生到江南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指挥部秘书长。当时，为了贯彻中央军委下达给新四军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1939年9月下旬，以叶飞为司令员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开始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作战。

“江抗”是以老红军为骨干建立起来的抗日新军，军民关系、战斗作风都很好，后来成为新四军主力的一部分。来到“江抗”后，陈同生开始和司令员叶飞、副五司令吴焜、政战委刘先胜并肩战斗。叶飞是闽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红军主力长征的艰苦年月里，他率领部下打了三年游击战。吴焜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屡建奇功，曾在红军中任团长。政委刘先胜曾是安源矿工。起初，他们只是把陈同生当成白区来的普通知识分子来照顾，但很快就发现他不仅参加革命早，且对军旅生活并不陌生，是一个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因此，陈同生很快就和这些年轻的战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共同领导这支部队打了不少硬仗，在同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我军的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不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陈同生主动要求到高校任职。1955年6月，中央决定他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为了支援内地建设，上医当时面临着整体迁往重庆的重大任务。

陈同生从实际出发，想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来支援内地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建设——将全校的学科带头人、教师、科研设备等一分为二，由上医在重庆建设一所新的医学院。最终，中央同意了陈同生的方案，并任命他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通过精心筹备，重庆医学院于1956年开学，招生434人，附属医院设有150张病床，为内地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5年，复旦大学在百年校庆期间将枫林校区的东、西主干道分别命名为“同生东路”、“同生西路”，以激励后学，让师生员工记住陈同生为上医的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发扬光大他的革命精神。

2006年，复旦大学在枫林校区举行“纪念陈同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纪念陈同生同志诞辰100周年，以缅怀他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长达10年的工作经历，表达广大师生员工对他深切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