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俄文：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1766年12月1日—1826年6月3日）中文又可译作卡拉姆辛。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地主家庭出身。

1766年12月1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城世袭贵族家庭。早年以家庭教育为主。少年时曾先后在辛比尔斯克城和莫斯科的私立寄宿中学学习，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随后到圣彼得堡的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军团服役。 1787年开始发表文学译作。1789至1790年游历西欧，回国后创办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1791～1792），陆续刊登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著名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以及文论、剧评和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创作。积极宣传贵族感伤主义，对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提出挑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不用帝王将相而用农民、小贵族等作为主人公，强调他们的内心感受和不幸遭遇，在作品中使用比较清新生动的口语。但卡拉姆津与西欧感伤主义者不同，他无意反对封建制度，其政治理想只限于开明君主制。1802至1803年主编保守的文学和政治半月刊《欧罗巴导报》，并发表中篇历史小说《城总管太夫人马尔法》（又名《诺夫哥罗德征服记》），以证明专制政体的优越性。1804年起全力撰写12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上起远古，下迄17世纪，主旨仍在维护君权，但文笔清丽，资料丰富，为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和19世纪30年代俄国许多历史剧提供了基本素材。作者认为主宰历史的是伟大人物，他的任务则是用心理分析方法去揭示这些人物的行为动机，阐明历史事件。由于他的温和的保守主义，他被称为精神上的斯拉夫派之父。

卡拉姆津的历史观念在于对于皇室威严的留存，但是其政治思想并没有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认可。卡拉姆津的《古代和近代俄国研究》即是为了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撰写，卡拉姆津认为叶卡捷琳娜女大公的专制统治是几近完美的，因而要求对于她那个时代的政府机构机制进行保留。卡拉姆津真正所指责的实际上是沙皇执行的赞助政策以及斯佩兰斯基所代表的官僚主义。

卡拉姆津的伤感主义思想主要活跃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主要来源于对西欧的感伤主义的形式的学习，其表达的情感的内核依旧是其自身的独特的情绪。其感伤主义的代表作品为《可怜的丽莎》，表达了对于古典主义的反抗情绪，以极为细致生动的笔触对于在俄国的日常生活的情景进行了描述，其中的哀怨的情绪，自然的语言以及优美的情节描绘为俄国下一个阶段的浪漫主义开辟了路径。

卡拉姆津的伤感主义实际上是反映了贵族对于现实生活的危机意识，是对于贵族阶级的没落以及当时俄国社会强烈的阶级矛盾的掩饰。他作品中的贵族具有极为高尚的品格，而对于穷苦人的生活现状亦有着并不符合现实的乐观的解释。在卡拉姆津的作品中能够窥见其明显的贵族立场，但是在文学角度上其作品的叙述方式以及语言的使用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卡拉姆津对于启蒙思想的最初的接触实际上是在其进入莫斯科的一所寄宿学校进行学习期间获得的。当时教授卡拉姆津的沙登教授推崇较为前沿的瑞士教育方法，并且对于卢梭的《爱弥儿》中的相关教育理论进行应用。而其人生中遇到的第二个有着重要的影响的人则是屠格涅夫，彼时其加入了共济会，共济会中的相关思想亦是对于其产生了影响。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亦是从其对于启蒙主义的理性的认知的继承以及对于个人主义相关的哲学概念以及理论的进步的吸收。

对于西欧感伤主义的继承

卡拉姆津吸收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并且其文学创作受到当时欧洲所流行的感伤主义的文学创作方式的影响。通过对于情感细致的描摹对于书中的人物的情感进行淋漓尽致的体现，并且对于书中人物的令人悲恸的命运与结局进行生动的表达。着重对于文本中的故事的细节进行刻画，通过对于日常生活中细节的刻画传递人物的情感。卡拉姆津对于个体情感的抒发以及其对于情感细节的书写使得其成为俄国感伤主义之父。

对于写作语言、题材的创新

卡拉姆津对于写作语言的观点来自于他对于启蒙主义思想的吸收以及其对于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维护。他强调在写作时应当使用日常使用的语言，而非是雅言。他作品题材的以及主人公的选择上也倾向于选择城市平民或者是小贵族。比起宏大的历史、传说题材的书写，卡拉姆津更愿意对于小人物的个体感受以及个体在时代中的处境进行书写。其在语言、题材上的创新也为俄罗斯文学带来了新的灵感。

卡拉姆津自1804年之后开始专注于历史研究，余生一直对于俄罗斯历史进行研究，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对于其保守主义思想的实践，他希望以对于俄罗斯历史的研究来对于俄国的君主专制进行维护。在逝世前留下巨著《俄罗斯国家史》共十二册，虽然在其逝世前并未完成对于《俄罗斯国家史》的写作，但是由于此学术著作史料丰富且其叙述详尽，依然对于后世的史学、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莱蒙诺夫提出的对于语言进行改革的提议实际上也对于卡拉姆津产生了影响。当时的翻译工作可以说是成为了对于俄国语言进行实验的场所之一，甚至在对于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也会被应用到。卡拉姆津开始使用较为平实的口语进行翻译，践行其在文学上的观念。其翻译观念以及其在翻译语言上的观念对于俄国文化界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卡拉姆津希望通过对于语言的简化能够形成表达世俗愿望的新语言。他借用了罗蒙诺索夫的滞重的语言方式，将其变为更加优雅的文法风格。同时其放弃了诸多俄罗斯语词汇，引入法文词汇，其语言改革较为成功，在当时得到了许多的赞美。

卡拉姆津在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成就是确立了俄罗斯小说的新的语体。因卡拉姆津对于语言的灵活的运用，其避免了西欧的感伤小说的单调，并且对于以严谨的结构与独特的叙事方法以及对于自然景物的生动的描绘形成了贯穿作品的“潜流”。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对于俄罗斯伤感小说的创作有着巨大的贡献，其作品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创作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对于人物心理描绘的方面，不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剖析式的心理描绘还是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都可窥见感伤主义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范式的影子。

当卡拉姆津写作《俄罗斯国家史》逝世后，普希金称赞他完成了“一位真诚人的功勋”。

“卡拉姆津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值得去谈论的一位我国的作家，他完全履行了义务，什么东西也没有埋入地下，并且为了回报给他的五种才能他真诚地带来了另外五种才能。”——果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