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1885—1952），医学博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中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性的概念更适当，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著有《精神分析新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女性心理学》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

凯伦·霍妮1885年9月16日生于德国布兰肯内兹（Blankenese）。父亲是挪威人，远洋轮船长，是一个笃信宗教、独裁而沉默寡言的人；母亲是具有荷兰和德国血统的荷兰人，泼辣而随和，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父亲比母亲大19岁，和前妻生有四个孩子，均已成人；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哥哥。

在霍妮的回忆中，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看不起她，认为她外貌丑陋，天资愚笨。同样，她感到母亲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因而其童年生活颇不快乐。

9岁时，她改变了生活态度。她说：“如果我不能漂亮，我将使我聪明。”霍妮12岁时，因为治病而对医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她就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决心。1901年，在母亲的支持下她进入高中，父亲对她想当医生的想法极力反对。在1904年霍妮的父母离婚。

1906年，她进入弗赖堡大学学习医学，1908年转至哥廷根大学。大学期间，她遇到了已婚的奥斯卡·霍尼（Oskar Horney），他们在1909年结婚并生了3个女儿，但婚后夫妻感情不睦。1909年，由于抑郁症和性问题的困扰，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嫡传弟子卡尔·亚伯拉罕的精神分析。

1910年，她的父亲去世；1911年，她的母亲去世。

1913年，她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4－1918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训练，1919年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医生私人开业。1923年，奥斯卡得了脑膜炎，生意也跌入低谷。霍妮的哥哥因肺炎去世。一连串的不顺使霍妮的情绪低落，抑郁症再度发作，甚至萌生过过自杀的想法。1926年，她和奥斯卡离婚。

1920－1932年间，她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此外还创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在这段时间里，她由于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表示不满而离开弗洛伊德的正统学说，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多为关于女性问题和不同意弗洛伊德观点的文章。

1932年，霍妮接受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邀请，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任期两年。

1934年，霍妮与心理学家弗罗姆相恋。两人迁居纽约。霍妮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任课。数年后两人分手。经过深刻的自我分析，霍妮于1942年著成《自我分析》。

随着她与弗洛伊德理论分歧的增大，霍妮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其他成员的关系紧张。1941年，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剥夺了她的讲师资格。随后，霍妮创建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亲任所长。

1952年12月4日，霍妮逝世。

霍妮的主要著作为：

虽然霍妮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有着显著的不同。

霍妮反对“幼年经验决定一生”的理念，对于当代精神分析中过度强调早年经历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经历本身固然重要，但精神分析更应立足个体当前的精神状况，重视当前问题的解决。

霍妮的观点与社会心理学一致。她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冲动决定人的行为的论点，但坚决反对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的冲动理解成是性本能的冲动、用原始性欲发展阶段的进展来解释人格的形成的观念。她认为，人类的精神冲突与社会环境的联系密切，从根本上来源于与基本焦虑相关的心理冲突，而与性有关的异常心理只是其表现之一，并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与性有关。

霍妮对人的本性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发展着自己的独特潜能，但人格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因此当我们积极成长的内在力量受到外界社会力量的阻碍时，病态的行为就有可能出现。

神经质性格（neurotic character），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霍妮认为，神经质性格的形成起因于长期心理压力。在基本焦虑的影响下，个体为自身防御而发展出一些非理性的神经质需求（neurotic need），按性质分为如下三类（这三类不同性格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经常并存）：

对自我的解释，霍妮不采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及超我三层次的人格结构观，而是将自我视为个人在生活经验中所形成自我意象（self-image），即对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她认为，由于个人生活经验不同而有三种不同的自我意象：

霍妮指出，理想化的自我不同于真正的理想。很多神经症患者由于内心的冲突与焦虑，会以否认和逃避的方式面对问题，用理想化的自我来代替对现实自我的认识（比如认为自己胜于他人，或是自己十全十美）。这种态度使人不能正确认识到自身的问题，阻碍人的成长。同时，当一个人完全受限制于理想自我并在他的指引时，他们就总是以“应该是什么”来支配自己的思想。霍妮用“‘应该’的暴虐”来形容他们的自我破坏。他们在太多的“应该”下越来越远离自己。理想化自我与现实自我常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冲突，当神经症患者真正意识到自己远远不及理想化的自我时，会陷入更深的自卑。（有时，人们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过程；而有时人只会模糊地感觉到。）对这些人进行治疗时，最重要的是帮助患者重新评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放弃不切实际的观点和急于求成的态度，从现实出发改变自己。

当霍妮还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名讲授正统理论的教师时，她开始反驳弗洛伊德关于阴茎羡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发展的学说，并试图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观点去取代当时流行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心理学观。虽然起初她尝试从内部去修正精神分析学说，最终她还是向这一学说的许多前提条件提出挑战，继而发展了她自己的理论。

霍妮有关女性心理学的论文彻底脱离了弗洛伊德“解剖构造即命运”的信条，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霍妮认为女性的精神障碍是基于对男性阴茎的妒忌，但并非阴茎本身而是男性特权。霍妮采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观点，指出女性希望成为男性是因为希望拥有那些被我们的文化认为属于男性的特质或特权，比如力量、勇气、独立、成功、性自由及选择伴侣的权利，这些都是文化因素而非生物因素决定的。霍妮亦指出当男性发现自己没有怀孕生育的本能时，他们反而会产生妒忌及自卑，所以男性表现出的进取心，争取成功是对这种自卑感的补偿。尽管霍妮将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了女性心理学的写作，她仍于1935年放弃该选题。因为她感到，文化在女性心理形成中的角色令她无法确认哪些心理为女性特有，哪些不是。

她指出：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当前不可能真正地区分女性和男性心理上的不同；心理学家的首要任务不应是探讨“女性本质”，而应推动整个人类人格的完善。从此之后，霍妮开始发展她认为中性、对两性同样适用的理论。

霍妮所创造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基本的焦虑”。她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冲动决定人的行为的论点，但坚决反对把人的无意识冲动理解成性本能的冲动。她认为人不是受所谓快乐原则统治的，而是受安全的需要所支配的。

她在进一步论述如何满足寻求安全、解除焦虑的冲动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人格形成的理论。霍妮认为儿童寻求安全、解除焦虑主要是在家庭这一天地中进行的，儿童能否满足这方面的冲动取决于家庭、双亲对儿童的具体态度。假如儿童从家庭、父母中得不到温暖和情爱，就可能产生各种不现实的顾虑，这种顾虑得不到及时清除就可能发展成为神经性焦虑；相反，假如儿童从家庭中的父母那里得到了温暖和情爱，就会感到安全和满足，就不会产生焦虑并导致精神病。与此间时，儿童也必定要对来自家庭的影响作出自己的反应。儿童正是在对家庭的影响作出的反复的反应中形成了人格。由于出身于不同家庭，儿童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人格。

霍妮比阿德勒、荣格更尖锐地批评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她更强调了文化和社会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并且更明确地把治疗精神病的关键归之于改变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