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2000年12月2日），江苏海门人，祖籍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中共党员。曾用笔名季陵、薛林等。

14岁第一次买了一本冰心的诗集《繁星》，从此对新诗产生兴趣。

1929年毕业于上海市浦东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

1930年开始写诗，此后不断发表新诗和翻译文章。

1933年，出版诗集《三秋草》。

1935年，出版《鱼目集》。

1936年，与李广田、何其芳合出《汉园集》，因此三人又被合称为汉园三诗人。

抗日战争时期，卞之琳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38—1939年，去延安和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并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此行促成他创作诗集《慰劳信集》与报告文学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作品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记叙了抗日根据地部队的生活。

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1年皖南事变后，卞之琳深受打击，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后烧毁，仅剩残余的、已经发表过的片断）。

1942年，《十年诗草》出版。

1946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次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牛津从事研究。

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做研究员。

1949年回到北京，先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北大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等机构，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

1950年6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军悍然侵入朝鲜，卞之琳对此义愤填膺，著文《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在《文艺》刊物上发表，义正词严进行谴责和正告。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卞之琳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情，诗潮奔涌，于11月初写作《战争与和平》，以铿锵有力的诗句警告战争贩子：“交给全世界的人民，当战犯审判来奠定和平……”在之后的三个多星期，卞之琳又作诗二十几首，合计八百多行，他认为产量贫乏的自己，可算是次丰收了。为写这组诗的最后一首《天安门四重奏》，卞之琳对天安门的思想感情如此深厚，多么浓醇，诗绪迸发无法控制，并持续了两三天，自忖至少得写两三百行，可一想第二天早上要去上课，只好将这首诗写成了四十八行。

卞之琳所写这么多的抗美援朝、反对侵略战争诗作，陆续在报刊发表，然后结集书名为《翻一个浪头》，于1951年2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这是卞之琳的第六本诗集。

195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6月，卞之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初，卞之琳与北京民众一起参加修筑十三陵水库劳动。他被人民的坚强意志、奋斗伟力而感动，写作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发表于当年的三月号《诗刊》，将建设者们改变山河的气魄彪炳于世。

为支持阿拉伯各国民族开展独立运动，1958年6月，卞之琳写作《支援三首》和《巴格达条约断在巴格达》诗四首。这跟他在1950年就已写过的《红河水：献给越南人民》诗一样，积极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1964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W.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研究，着译有《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英国诗选》等。此外还出版诗论集《人与诗：忆旧说新》。

1979年出版自选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

1982年《译林》季刊的第2期上，刊出卞之琳新译的三首英诗：托麦斯·格雷的《墓畔哀歌》、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希腊古瓮曲》，它们在一起以《新译英国名诗三篇》为题发表，并有卞之琳的译者前言。

卞之琳1929年毕业于上海浦东中学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接近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新诗创作。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新月派

象征派，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大多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卞之琳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9—1952），中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二级）享受终身制待遇；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顾问；曾作客英国牛津（1947—1949）。抗日战争初年曾访问延安从事临时性教学工作、并访问太行山区前方、随军；回西南大后方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副教授，定级教授，1946复员至天津南开大学任职一年。

卞之琳原受“新月派”的影响，但其很快就走向了现代诗风。他的诗精巧玲珑，联想丰富，跳跃性强，尤其注意理智化、戏剧化和哲理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内容并进一步挖掘出常人意料不到的深刻内涵，诗意大多偏于晦涩深曲，冷僻奇兀，耐人寻味。

其前期诗作，内容多写下层社会生活，并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卞之琳以“我”为主，将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融汇在一起，并且将传统的“含蓄”与西方的“重暗示性”和“亲切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平淡中出奇”，“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的特殊风格。他的诗显示出一种着意克制感情的自我表现，追求思辨美的“非个性”倾向的特色。在语言上，他则追求在口语基础上实现欧化词汇、句法与中国文言词汇、句法的杂糅。另外，他的诗由于重意象创造而省略联络，因而诗意大多晦涩。

卞之琳的新诗广泛地从中国古诗和西方现代派诗吸取营养，自成一格，充满智慧的闪光和哲理的趣味，是30年代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前往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诗风有所转变，歌唱人民的战斗生活。诗作讲究音节的整饬，追求文字的奇巧，表现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与思考。

诗人主张“未经过艺术过程者不能成为艺术品，我们相信内容与外形不可分离”。卞之琳创作态度严谨，孜孜不倦地探索“艺术过程”中的转化与表现，即使对新诗的外部形式也刻意追求变化和创新，更不用说在诗的意象、内容方面。有些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成为海外学者专题研究的物件。在半个多世纪中，诗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成功地实验和引进了西方多种现代诗歌形式，对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景观，有着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社主编、诗人高洪波说：“卞之琳先生是中国诗坛的琢玉者。他一生写的诗歌没有超过五千行，惜墨如金，是个很特殊的例子，真有点儿像当年唐代的孟郊、贾岛这样的苦吟诗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才华横溢式的，写得很多，像龚自珍：另一种是披沙拣金式的，拙于言语，但有耐心和耐力，写得持久，不以数量取胜，如卞之琳。他把诗当成一块玉来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诗作铮铮然有金玉之声。卞之琳长于内心思考，短于社会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绝对不是公众人物，不是表演式的公众人物，就像孙犁，是远距离征服式的作家。但他却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真正的公众人物。其诗，表现了人生深层次的痛苦、孤独、命运和思索，博采中西各家之所长，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层挖掘，沉着、大气、精光内蕴同时也静气内敛，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九叶诗人等诗作者。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对于卞之琳的诗作，沈从文表现出支持的欣赏：“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他从语言里找节奏，却不从长短里找节奏，他明白诗的成立以及存在，不是靠到一件华丽的外衣，他很谨慎，不让他的诗表面过于美丽。从作品上得到一种契合无间的同感，一笔两笔，风格朴质而且诚实，又并不因文字单纯简略转入晦滞……”

沈从文曾经说： “朴素的诗将来的最好成就或者应当归给之琳的”。

张宗和日记中记：“章大胖子（指章靳以——引者注）对我说，要我打听打听四姐对卞之琳的意思，要我写信告诉他，是一件要紧要紧的事儿。”“九点钟，就睡了，姑爷跳舞未回。我把章靳以的话告诉四姐，还好，四姐也喜欢他，说卞之琳不好看。”

1946年，卞之琳遭到阿垅（亦门）的批评，阿垅说他的诗像猜谜，让人读不懂；说他“飘然”于现实之外，有唯美主义者的“艺术与清高”。“说一个比方：艺术自己主义者底诗，是四时不凋的绒纸花；艺术加了卞之琳底内容，是罂粟花。”

卞之琳一直在外地工作，但有很浓郁的乡情，时刻想念家乡。

1936年10月，在青岛突然接到母亲薛万芝病危的电报，当赶回家时，母亲已病故，他痛不欲生。1946年6月从昆明转道香港、上海回到家乡，探望已阔别10年之久的父亲。

最后一次是1972年，时处“文革”时期，卞之琳回到家乡，心情十分忧郁：“到了目的地，却见改名大新镇的汤家镇早不存在，因受江水威胁，已内迁二三里外，只剩下一些零星住户，家屋还未拆完。”满目荒凉，飞鸟无踪，池水污染，游鱼绝迹。然而他还思念着家乡，1984年，他得知编纂《汤家社志》时，欣然写了2000多字的代序《读志志感》。1991年，应约为《江苏县邑风物丛书·海门卷》写了4000余字的《沧桑琐话》的序言，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卞之琳对家乡的怀念之情和寄予厚望。

诗人王辛笛讲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代初，他和卞之琳都在北平读书，听说卞之琳初进北大读书时，很多人把“卞”字误读为“卡”，朋友们遂戏称他为“卡”之琳。卞之琳给《华北日报》副刊投稿，有一次索性署名“老卡”，取“不上不下”之意，也表示“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料，发表出来，反倒排成“老卞”，他大为扫兴。

卞之琳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1933年，卞之琳虚岁23，夏天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秋天认识了来北大中文系念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诗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坦言——“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先两年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1933年春假，卞之琳先前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十首，被《新月》杂志收下，稿酬是几块银元。拿着它，卞之琳“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及也写诗并翻译的孙大雨。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并不顺当。沈从文知道了，便给主持文化基金会的胡适写信，希望能通过该会，给卞之琳一点可以发挥其特长的翻译工作：“卞之琳多数人都承认他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人家都说是这几年北大出的好学生！现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宜作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百廿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后来卞之琳确实获得了为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翻译文稿的工作，他本人说是自己的老师余上沅推荐的。可见沈从文给胡适写信为他寻找这份工作的事，并没有告诉卞之琳。

1949年卞之琳归国后，他的心上人张充和已结婚嫁人，这对追恋十数年的卞之琳打击可想而知，以致连北京在他感觉中也变了味：“……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再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

1955年，卞之琳45岁，10月1日与青林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