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丝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

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依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多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南海丝路最早起源于西南丝路永昌（今保山）以南的一段路线，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湾，西去至印度，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或登陆进入中亚，或继续沿海前行至大秦（古罗马帝国）。

待至汉朝，武帝曾招募大批海员带着黄金、杂缯，由南方的徐闻、合浦（今广东省最高端）经日南（今越南）沿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但在当时，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还不具备远航的条件，中国的丝绸还得靠外国商船远销至西方各国。公元166年前后，中国与罗马直接通航，公元二、三世纪时，罗马商人经由南海丝路来到中国南方直接采购丝绸，促进了南方地区蚕织生产的发展。

三国时，吴国与西方的罗马及南海诸国交往，南海各国的男子本来赤身裸体，因中国丝绸的输入，才开始倡导穿着织锦做成的筒裙。南北朝时，陆上交通受阻，又因造船技术不断提高，南海丝路的出口主要为南朝的丝、绢、绫、锦等，所换得的明珠、香料、玳瑁、琉璃等物品除供给统治者享受外，还与边镇和北朝进行贸易往来，促进南北之间商品的交流。隋朝统一中国后，南海丝路有了新的发展，东南亚诸国都与隋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607年，炀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的土木图（今马来半岛南部），并将五千段丝绸赠送给了当时的赤土国王。

唐宋两代，南海丝路迅速发展。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南方处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江淮一带已成为全国丝绸的重点产区，就近水路输出极为方便；其次，当时的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进步，海运较陆运省钱；再次，上层统治阶级对南方各国所产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印度、罗马等国海船来中国直接采购丝绸的也不少，而当时的扬州、泉州和广州地区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泉州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宋代，全国的丝绸中心已转移至南方，海外贸易进一步兴盛，据《诸蕃志》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非和远东各国。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赐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所得回赐的价值往往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来贡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中国在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温州、秀州（嘉兴）、江阴、密州（山东诸城）和澉浦等九处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海的物资中仍以丝绸为主。

元、明两代是南海丝路的极盛时代。元时，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不仅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于当时南京、苏州、杭州生产的织金锦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也对中国生产的丝绸数量之大感到万分惊奇，他甚至指出：在中国，“丝绸已成了穷人的衣料，如果没有商人贩运，丝绸便分文不值了”。

元代中国丝绸的出口，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远销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当时中国的海舶已极牢固和庞大，并且设施较为齐全，大批士兵随船往返可防止海盗的袭击，贸易方式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

明初，由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远洋航队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1405~1433年间，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东起琉球、菲律宾和马鲁古海，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岸的广大地区。海外贸易的兴起，促进了苏州、杭州、漳州、潮州等地丝绸业的发展。郑和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重要航线有42条，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航程共计10万余里，并且每次航行都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作为有偿或无偿的礼物，其种类有湖丝、紬绢、缎疋、丝绵、纱锦等约四、五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