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次郎（南次郎/みなみじろう、Minami Jiro；1874年8月10日—1955年12月5日） ，日本陆军大将，骑兵

南次郎（1874－1955）Minami jiro，1895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03年陆军大学毕业。历任陆军大学教官、“关东都督府”参谋等职。1919年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192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1929年任朝鲜军司令官，晋级大将。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4年底任关东军司令官。1936－1942年任朝鲜总督。日本战败后列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假释出狱。

南次郎1874年8月10日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一个贫穷的旧武士家庭。1885年，南次郎被父亲送到东京当时做陆军少尉的弟弟家。他弟弟，也就是南次郎的叔叔抚养南次郎。

南次郎看到当陆军少尉的叔叔威风凛凛的样子，他也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军人。他叔叔顺着他的愿望，将他送到了陆军预备学校，从此，南次郎走上了成为一个法西斯军官的人生之路。从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南次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于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即1895年，从陆士毕业。不久，南次郎被培养日本陆军中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录取，进入陆大继续学习。

1903年，南次郎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进入陆军任职，曾先后历任骑兵第一联队中队长、参谋本部参谋、陆军大学教官、骑兵第一联队联队长、陆军省军务局骑兵课课长、 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陆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参谋次长、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职。南次郎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军官，他热衷于大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是日军对外侵略这个大战车上的重要一员。诸如策划九一八事变、拼凑“满洲国”、制造华北“自治”等等，日军每一个侵略的行动计划上，都活跃着南次郎的身影!

5月 - 少尉に升进。骑兵第6大队任职。

1896年（明治29年）9月 - 台湾守备骑兵第3中队任职。

1897年（明治30年）10月 - 升进中尉。骑兵第6大队任职附。

1899年（明治32年）11月 - 骑兵第13连队任职。

5月 -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队任职兼教官。

1900年（明治33年）11月 - 升进大尉。

1903年（明治36年）11月 - 日本陆军大学校毕业（17期）。

1904年（明治37年）3月 - 日俄战争出征（～12月）。

12月 - 大本营参谋。

1905年（明治38年）3月 - 升进少佐。第13师团参谋。

12月 - 日本陆军大学校教官。

1906年（明治39年）9月 - 关东都督府陆军参谋。

1910年（明治43年）2月 - 升进中佐。

1912年（大正元年）12月 - 出差欧洲。

1914年（大正3年）1月20日 - 骑兵第13连队长。

1915年（大正4年）8月10日 - 升进大佐。

1917年（大正6年）8月6日 - 陆军省军务局骑兵课长。

1919年（大正8年）7月25日 - 升进少将。支那驻屯军司令官。

1921年（大正10年）1月20日 - 骑兵第3旅团长。

1923年（大正12年）10月10日 -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

1924年（大正13年）2月4日 - 升进中将。

1926年（大正15年）3月2日 - 第16师团长。

1927年（昭和2年）3月5日 - 参谋次长。

1929年（昭和4年）8月1日 - 朝鲜军司令官。

1930年（昭和5年）3月7日 - 升进大将。

12月22日 - 军事参议官。

1931年（昭和6年）4月14日 - 第22任陆军大臣。

1934年（昭和9年）12月10日 - 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州国大使。

1936年（昭和11年）4月22日 - 编入预备役。

8月5日 - 第8任朝鲜总督。

1942年（昭和17年）5月29日 - 枢密顾问官。

1945年（昭和20年）3月 - 贵族院议员（～12月）。

战后南次郎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时，回忆自己“光辉”的过去，曾在日记中写 道：“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时期。”

为什么他这会儿“最得意”、“最辉煌”呢?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大家就清楚了 。1919年8月，南次郎被晋升为陆军少将，随后出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一职。天津中国驻屯军，是当时日本安置在中国的重要军事力量，他的实力虽然不足一个旅团，但它的司令官举足轻重了。《辛丑条约》规定，列强在京津地区为了“保京师出海通道无断绝之虞 ”，拥有驻扎军队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列强控制清政府的一个途径。清政府倒台后，列强的驻兵权还一直存在，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是日本驻屯军的指挥中心。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各个军阀为了保 住自己的势力地盘，纷纷寻找、依靠各国列强，作为自己势力发展的后台。

掌握驻屯军大权的南次郎自是中国军阀的勾结对象。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支持而 起家的，张作霖不安于只做关外三省的土霸王，一直想染指关内，他联合直系军阀曹锟起兵准备赶走北京的段祺瑞。

张作霖派帐下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拜访南次郎，请南让张作霖的奉军经过由南次郎统率的中国驻屯军的地盘进入中原。南次郎随即应允，奉军当然“感激涕零”地伙同直 系一起占领了北京。曹锟当上前台的大总统，张作霖也实现了进驻中原的计划，背后当然是 要“知恩图报”地听日本人的话了。

南次郎是谁听命于他，他就支持谁。当段祺瑞倒台后，段政府的阁员和军人政客 请求日本人的保护，南次郎的日本兵营就收留了这帮“落难”者，乘机豢养他们今后也听命于日本人。

里头有个叫徐树铮的就很“听”南次郎的话。在日本国内因为经济危机而大闹饥荒的时候，徐树铮在南次郎的指挥下，将中国约300万担大米偷运到日本国内，这次南次郎 就以驻屯军司令的身份，把听话的徐偷偷送到了日本。

在担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耀武扬威的日子里，南次郎还专门从日本国内接 来年迈的父亲和叔叔，带着他们四处游览，招摇过市，来显示自己“今日”的“功成名就” 。这当然是他“最得意”、“最辉煌”的日子了。

离开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位子，南次郎被调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担任第三骑兵旅旅团长一年多后， 南次郎转任骑兵学校校长，后升任第十六师团师团长。经历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迂回之后， 1927年，南次郎终于顺利地被擢升为陆军副参谋长。

南次郎当上陆军副参谋长后，正值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蓄谋发动侵 华战争的时候。日军内部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方案，制造的许许多多“意外”事件，南次 郎都参与其中，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1927年，田中义一作为主张对华政策“强硬”的首相，上台不久，即纠集一帮狂 热的侵略分子——陆军大臣白川、海军大臣冈田、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该会议酝酿形成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以及 后来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方针》，其核心就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 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南次郎在“东方会议”上，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参与了会议纲领的 讨论与制定，并成为纲领的重要执行者，他很快就成为日本侵略满蒙活动的急先锋。

1931年4月，若礼次郎出任内阁首相，刚被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南次郎，由陆军三长官会议举荐出任若内阁的陆相。当了陆相的南次郎，不遗余力地贯彻军部侵略中国的政策。他想尽办法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的计划。

1931年6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东北兴安岭一带进行间谍活动，被当地东北军抓获，后逃脱“失踪”。日本关东军以此事为借口，乘机挑起事端，诬蔑中国军队杀死日本“农学博士”。南次郎以关东军的报告为据，拼命鼓吹“中村事件”是“全日本的事件”，“非彻底地干净地解决不可”，企图煽动起日本国民的仇恨报复情绪，为日本政府最终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制造舆论支持和行动借口。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军的冲突，一味妥协退让，接受了日方的要求，时机的不成熟才使南次郎以此扩大事态的险恶用心落空。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看“中村事件”的“里应外合”没有达到让日本大本营马上出兵侵占满蒙的目的，便开始急不可耐地策划另一个阴谋——九一八事变。

大本营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认为“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应该再“隐忍自重一年”，于是准备派人前往“安抚”关东军。

本来，天皇是命令南次郎去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的，而奉天皇的敕令，南次郎完全有权，而且也能阻止关东军的行动。但是，南次郎先推脱关东军属参谋本部调遣，说服的任务应由参谋本部派人去，借机赶紧把天皇的旨意泄露给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支持关东军侵略行径的大有人在，立即有人给策划事件的主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连发三封密电，让他们在大本营派人来之前，赶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

在大本营，有南次郎的配合和参谋本部的“明智反应”，因而关东军原定于1931年9月28日发动的事变，在1931年9月18日提前发动了，这就是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九一八事变的既成事实面前，南次郎不仅在内阁会议上为关东军粉饰，声称关东军的行动是“行使正当自卫权”，而且，暗中鼓动关东军扩大战争事态，以便迅速侵占全东北。为此，南次郎在未经天皇和内阁批准的情况下，便擅自命令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派遣驻朝鲜的部分兵力，渡过鸭绿江，赶赴沈阳，支援关东军。

由于蒋介石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几十万东北军退入山海关内，日本关东军轻易占领了东三省，中国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次郎改任军事参议官，他又开始为关东军酝酿建立“满洲国”而“出谋划策”。

1932年1月28日，作为军事参议官的南次郎为天皇作《满洲的近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南次郎反复说明的是：日本应该在满洲建立“新国家”，以便使日本今后能向北发展，从而使日本海变成“日本湖”(侵略苏联)；日本和这个“新国家”共同经营该地区的经济，可以使日本获得永久的自给自足(掠夺资源)；如果在这个“新国家”进行移民，可以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南次郎显然是想极力说服天皇同意建立“满洲国”，从而把我东三省变成其牢牢控制的殖民地。

事实上，1932年2月25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南次郎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1934年12月，南次郎被任命为关东军总司令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此前的10月份，大本营出台了驻满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驻满机构实行二位一体制，全权大使兼任关东军司令；全权大使作为外交官，接受外务省的命令监督；赋予全权大使行政监督权；全权大使的行政监督权直属内阁总理大臣的命令系统；全权大使下设参事官，掌管外交事务。这个方案赋予了全权大使极大的权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南次郎上任后，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手掌“满洲国”的大权。他是“太上皇”，而溥仪则是前台受他操控的“儿皇帝”。

南次郎定在每月3号与溥仪会见，对溥仪“面授机宜”一番，溥仪则诚惶诚恐地惟命是从。

南次郎还在关东军司令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宫廷课，负责与溥仪联络的事务。

“满洲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经南次郎的首肯才行。1935年5月21日，“满洲国”国务总理、年老体弱的郑孝胥宣布辞职，熙洽和藏士毅二人都想当总理大臣。熙洽曾是吉林军参谋长，在关东军占领吉林后就投靠了日本军队。藏士毅曾任“奉天省省长”，与关东军也颇有渊源。

二人都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究竟让谁当总理大臣，并不是由溥仪，而是由南次郎决定的。

南次郎征询了属下的意见，认为二人虽然对日本都很忠诚，但他们手头本来就都有一定的势力，若让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当总理，都会使这一派势力坐大。南次郎这回全然不顾这两个汉奸的“忠诚”之心，而是另选张景惠做国务总理大臣。将新内阁名单通知溥仪，这个“儿皇帝”一句反驳也没有，就“奉旨”签字颁行了。南次郎做“满洲国”的“太上皇”，耀武扬威，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加强对“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但他并不满足。他开始阴谋筹划内蒙与华北的“自治”，企图进一步侵略我内蒙和华北地区。

南次郎是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所有军人战犯中资格最老的。他1895年陆士毕业当少尉的时候，诸如武藤章之流还在穿开裆裤哩。他和金谷范三同为大分阀领袖，是宇垣一成保上来的。他之所以被推上审判席是因为九一八事变时他是若槻内阁的陆军大臣，对于参谋本部1930年下半年制定的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殖民地的侵略方案《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南次郎大加称赞：“《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很好，我完全同意，可以大干一场嘛！”并于8月公然叫嚣要发动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即使这样，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仍不满意，认为身为陆军大臣的南次郎“是一位东洋长者式的不着边际的人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次郎欣喜若狂，1931年9月19日他在手记中写道：“呜呼，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到来了。”1931年9月20日，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召开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不执行内阁关于“不扩大事态”的决议，支持关东军和朝鲜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行动，而且使内阁于1931年9月25日通过了拨款给关东军的议案，并由天皇签署了批准朝鲜军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命令。

10月17日夜，南次郎给关东军司令官打电报：“（一）关东军独立于帝国军队而统治满蒙的新企图，应予节制。（二）一般情况下按陆军的意图推进，大可放心”并为了安抚关东军把军事参议官白川义则大将派到东北去，传达军部支持侵占中国东北及最终会追认关东军一些擅自而为的行动。9月28日，日本陆军三长官又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桥本虎之助等人到沈阳，再次传达军部坚决支持关东军不断扩大侵略行动的指示。与此同时，南次郎也不断对首相施加压力，1931年月12月内阁垮台，南次郎转任军事参议官。 12月末，他只身一人秘密赴中国东北，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会晤，研究侵占东北的对策。并先后会晤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熙洽，初步商定了“迎请”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殖民统治方案，南次郎不虚此行地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1934年12月南次郎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同时还担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这个“特命全权”意味着关东军完全控制了满洲。 南次郎赴任之际发表了长篇声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今后特别要为制定经济国策而努力……决心对经济方面予以格外的关心”、“当务至急是要使满洲国平时化”。并明确表示：为了“满洲”的经济开发，“投资绝对必要，因此非常欢迎资本，不应该把资本和一部分资本家的横暴行为混同起来，那是非常狭隘的想法”。日本在东北的旧有殖民机构关东厅一直在跟关东军争夺伪满的控制权，导致了日本对满统治的不稳定。从南次郎开始，关东军司令官开始对关东厅具有指挥权，成为了伪满实际上的统治者。在南次郎的安排下，伪满皇帝溥仪1935年4月访问了日本。

到任后不遗余力地使日本对伪满殖民统治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他首先对伪满军、政两界进行调整。突出一例便是将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撤换，改任张景惠。并将尚有一定军政实权的熙洽改任宫内府大臣的闲职，臧式毅同样被明升暗降，任伪参议府议长。同时进行了一系列重点地区的血腥大讨伐，据1937年关东军参谋部的治安情报：南次郎到职前1934年11月，东北抗日武装人员为32000人，到1936年2月南次郎去职前，减少至15000人。

南次郎在任期间，政策的基本点是：决定权仍然由关东军把持，但适当地抑制关东军对行政的干预，将殖民统治的实际行政管理尽可能让具有经验的日本官吏承担。在事前取得日本陆相林铣十郎大将和参谋次长植田谦吉的同意，南次郎提出了“关于推行对满政策的意见”，以求日本阁僚的支持和协助。在意见书中，他对所要执行的方针明确地表示：“当关东军实施指导时，要避免陷入军人专断的弊病，力图要利用文官及其他特有技能者”。

1934年12月，撤销了恶名昭著的关东军特务部，取而代之的是“对满事务局”。这个伪机构是直接置于日本首相管理之下，陆相林铣十郎任总裁，第一任次长由大藏省银行局长川越大雄担任，以后这个职务一直是由大藏省官吏继任，反映了日本军方与大藏省合作共管对伪满的行政事务。南次郎都予以支持，并表示“尽快使关东军回到军队统帅上来”的意图。

南次郎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所作所为，是日本军方和关东军对其政策有所修正和充实。也正是代表了日本在侵略中国得手后，围绕如何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具体作法上，日本军方、官僚、财界、政党终于达成了所谓的“举国一致”的体制。

结束了南次郎以及其他许多大将军事生涯的便是二·二六事件。事变发生后，南次郎的态度又是摇摆不定。而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则立刻通令伪满处于紧急状态，迅速控制了满洲的局势，保证了满洲没有发生同情性事变。之后日本陆军开始进行肃军人事，南次郎作为旧军阀的代表也被编入了预备役。后来他担任朝鲜总督，对朝鲜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在1942年担任总督期间还亲自下令虐杀了几百名被日军俘虏的英美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