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纲·史料》是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柳亚子。

此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南明史纲初稿（八篇），为编年体例。

第二部分为南明人物志，分上下编，为纪传体例。

第三部分为南明史料研究。

江苏吴江市东南，分湖烟波浩渺，湖光荡目，吴中远山，一痕如黛。分湖一带，历来英才荟萃风雅辈出。特别明清两代，叶绍袁满门风雅，郭频伽名满江东。明末，分湖流域乃至濒临太湖的吴江，成丁东南义军首领吴日生、孙兆奎及陈子龙、夏完淳起兵抗清的楼船血战之地。

1887年5月28日(农历闰四月初六日)，柳亚子生于分湖之滨的北库镇大胜村，一个世代书香的文学家庭，十二岁随家人迁居黎里镇。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号亚卢；再改名弃疾，字亚子，后以亚子为统一名号。

柳亚子幼年由母亲教识字，并口授《唐诗三百首》。五岁起由塾师和父亲教读，经史之外，诵读了杜甫全集。九岁开始学写五、七言诗，不久又试作长篇史论文章。小小年纪，在诗学和史学的道路上，迈出了他那蹒跚的脚步。

戊戌政变那年，柳亚子十二岁。受父亲影响，他一度赞成康、梁变法维新，十四岁时曾为此私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并开始在上海报纸发表诗作。1902年春，柳亚子十六岁，以父命赴考，中秀才，却热心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龚自珍诗文集，热心诗学革命，因而诗风大变，文风亦大变，字里行间腾跃起救国的热情。因读汉译卢梭《民约论》，仰慕其天赋人权之说，自命“亚洲之卢梭”，由改良主义倾向反清革命。

1903年初，柳亚子由陈去病、金松岑介绍，加入中国教育会，并与陶亚魂、蔡冶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创办《新黎里》油印月刊，每周登坛演说，以警聋聩。于是乡里哗然，在家乡无法立足。为了探索革命真理，四五月间，柳亚子与陶、蔡两位毅然前往上海，就读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著名革命家。他和几个同学提供印费，出版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使这两部名著冲破清廷森严的文网，像两把锋利的匕首插进了清王朝的胸膛。他又和章、邹等合作，为《苏报》撰写《驳〈革命驳议〉》一文，针锋相对反击康有为等保皇派的论调。在这里，柳亚子完成了从一名自命维新党到真正革命者的飞跃，坚定地站到了反清革命的潮头。

“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此后两年，柳亚子就读金松岑创办的同里自治学社，得到章太炎、邹容的热情鼓励，他精精神勃发，接连为《江苏》、《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刊物撰写鼓动文字。诗词、传记、史论、叙文，还有小说、戏曲，他手中的一支笔，如刀，如枪，如剑，如戟，使尽十八般武艺，决心在思想界中杀开一条血路，唤起新的革命风潮。

当时，许多革命者认为革命只有两途：暴动与暗杀。柳亚子血气方刚，不以文字鼓吹为满足，一心向往真刀真枪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为此，1905年暑期赴沪，人中国教育会所办通学所，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学催眠术，学而末成；1906年初又到上海入理化速成科，习实用化学，想学会制造炸弹以实行暗杀，亦因病未果；又与林力山相约东渡日本学陆军，却因林先走一步未能偕行。这时正值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天梅和朱少屏自日本归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在上海筹建健行公学。2月16日，柳亚子由高天梅、朱少屏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又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此后留沪，在健行公学任教国文，以激进革命读物《黄帝魂》为教材，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与田桐主编《复报》，配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积极投入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大论战，成为东南地区引人注目的革命刊物。柳亚子以其高昂的热情，倜傥的文采，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推崇，为南社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年秋天，风传两江总督封校禁报，他被迫返乡，于10月与同邑盛泽镇郑佩宜结婚。

历时三载，几经磨难。1909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一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共同发起的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正式成立，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首次雅席。次年8月以后，《南社丛刻》的编辑和其它社务，实际上就长期由他主持。柳亚子驾驶着这艘反清革命的航船，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巨大革命风暴。

武昌起义爆发，柳亚子寓居上海，与朱少屏、胡寄尘创办《警报》，飞速报道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军战绩。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应邀赴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三日后称病辞职，返上海进《天铎报》任主笔，后转《民声日报》，再转《太平洋报》任文艺编辑。

此时，南北议和之声甚嚣尘上。面对举国滔滔的妥协潮流，柳亚子是个少有的清醒者。他以《天铎报》为阵地，以青兕为笔名，发表大量时评，激烈反对袁世凯，坚决主张北伐，为此与南京临时政府主和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与此同时，南社社员周实丹、淮南社社员阮梦桃因领导淮安起义被清吏杀害。柳亚子联络许多南社社员，奔走呼号，坚决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昭雪冤狱，惩办凶手，愤怒谴责袁世凯包庇反革命杀人犯的罪行。在这两场斗争中，柳亚子率先打出了鲜明的反袁旗帜。

然而文字无灵，南北议和终于告成。袁世凯窃国以后，柳亚子返回黎里。他撰写了大量沉痛悼念烈士，愤怒声讨民贼的诗篇，并陆续编印了几部烈士遗集。他主编的《南社丛刻》，公开发表了南社社员的许多作品，揭露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种种罪行。在这中华民族面临历史倒退的极其黑暗的年代，他忧愤满腔，却又回天无力，在乡间和一些南社社员组织酒社，狂歌痛饮，甚至滚跳在瓦砾场上，一次腿部筋骨受了暗伤，竟至月余卧床不起。

虎去狼来。袁世凯倒台之后，1917年又发生了张勋复辟。在这前后，柳亚子与人就同光体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诗坛的宗唐尊宋之争历来绵延不绝。清同治、光绪年间，尊宋之风大盛，同光体的几个“渠率”如郑孝胥等都做过清朝官吏，辛亥革命后仍以亡国遗老自居，经常在作品中抒发对清王朝的眷恋。柳亚子论诗，本质上是在论人。他反对亡国遗老，进而反对同光体，更进而反对宋诗。然而，南社内部亦不乏偏嗜同光体的社员。这年4月，《民国日报》发表了吴虞的《与柳亚子书》，对同光体有所批评。5月，社员闻野鹤著文反驳，嘲笑反对同光体的人是“执zz蜒以嘲龟龙”。柳亚子愤然而起，连续著文反击。论战进行了一个多月，7月末，朱鸳雏发表《论诗斥柳亚子》，进行漫骂和人身攻击。盛怒之下，柳亚子宣布驱逐朱鸳雏出社。社员成舍我反对这一处置，柳亚子又宣布驱逐成舍我出社，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于是一场思想、艺术论辩转变为柳亚子的处置是否合法的争论，不久又转变为南社改选争取选票的紧张活动。社内守旧派企图推翻柳亚子，另立山头。最后，柳亚子虽以多数票取胜，但是他已心灰意懒。t918年，他辞去了长期担任的南社主任的职务。

“沉舟例畔千帆过”。当南社因同光体问题而分崩离析之际，新文化运动正大潮激荡。对于新文化运动，柳亚子曾有一个认识过程。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打倒孔家店，这些都是他早先的主张。对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亦持欢迎态度。他所一时不能接受的，是文学革命。在《与杨杏佛论文学书》中他说：“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但是，对立和迷悯是暂时的。不久，柳亚子逐渐发现，做白话文写新体诗的人，所持的主张大都和他相合；而做文言文写旧体诗去攻击文学革命的人，其主张则和他相距甚远。同时他也感到，表达新思想必须有“新工具”。于是，柳亚子高举双手拥护文学革命。

1923年4月，柳亚子在家乡创办《新黎里》报，这是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大举措。该报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创刊伊始，即气势凌厉。柳亚子在担任繁重的总编工作的同时，挥笔撰写一篇篇泼辣锐进、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在该报影响下，吴江各地“新”字号报刊纷纷并起，云蒸霞蔚。柳亚子抓住时机，联合各报，在新文化运动中披荆斩棘，向前奋进。

柳亚子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大举措，是于同年5月，在上海与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安、余十眉、陈望道、曹聚仁、陈德zz等一道发起筹组新南社，和旧南社中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们“分家”。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柳亚子当选社长。他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宣称：“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新南社共发展社员约二百三十人，不仅有著名革命家廖仲悄、何香凝，还有新文学作家沈雁冰、刘大白等，一时俊彦云集。

这一年的12月，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身份，由叶楚论、陈去病介绍，加入正值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24年初，受委派在吴江秘密发展党员，组建地方组织。8月，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成立，当选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是江苏最早组建的国民党县党部之一。9月前后，江浙战争爆发。这场军阀争斗深深教育了柳亚子，他认识到“运动军阎和掉书袋都没有用处，要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于是，毅然停顿了新南社社务，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柳亚子当选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

同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面对党内右派的肆意挑衅，柳亚子当面责问蒋介石：“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会上，他与何香凝、彭泽民竭力反对排挤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并愤然于闭会前拂袖离粤。回到上海，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记的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陈以其在国民党内作用更大未予同意，亦不同意其反蒋建议。他遂满腹郁闷返归故里，杜门不出。

这年暑期，柳亚子埋头书斋，与儿子无忌开始从事持续十五年之久的苏曼殊研究。1928年12月起，皇皇五巨册《曼殊全集》由上海北新书局逐册出版。前三册为苏曼殊著作及翻译作品，后两册为附录，收录柳氏父子及各家的研究文字。以后，着重进行苏曼殊身世的考证，改正了有关曼殊血统的错误。1933年，《曼殊全集》普及本由上海开华书局出版，收录了《苏曼殊传略》、《重订苏曼殊年表》两篇重要文章。1940年，又辑成《曼殊余集》稿本十二册，均为新发现的苏曼殊诗文遗作及有关研究文字，成为曼殊研究的资料宝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5月8日深夜派军警到黎里指名搜捕。柳亚子藏身复壁，得以幸免。数日后，化名唐隐芝携家流亡日本，寓居东京郊外乐天庐。次年4月归国，定居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亡。柳亚子积极投身救亡运动。他协助自巴黎归国的何香凝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创办国难救护队，援助东北义勇军，任后方理事会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次年7月，上海市通志馆成立，柳亚子被聘任馆长，直至1937年底上海沦陷被迫闭馆，历时六年。上海市通志最终未能完稿问世，但留下了一千多万字通志文稿，同时出版了有关上海史的《上海市年鉴》三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四期、《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上海掌故丛书》十册。在此期间，柳亚子与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战士亲密交游。当许多共产党人、进步作家及知名人土遭受厄运之际，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奔走救援。应许多南社社员要求，为纪念南社和新南社的精神，于1935年发起成立了南社纪念会，柳亚子被推为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柳亚子从历时年余的脑疾中振作起来。他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抗日救亡；一改杜门谢客的习惯，公开接见记者，发表政见，主张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然而历时三月的淞沪之战最终失利，上海沦陷。柳亚子自题寓庐为活埋底，他给儿女们写下遗嘱，有云：“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

活埋三载，作为诗人的柳亚子诗思枯涸，墨沈寥寥；然而，作为史学家的柳亚子，正式开始了终身不渝的南明史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果。他写成了《南明史纲》六卷的第一、二次稿本、《南明史纲历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和《南明人物志》四部重要著作。后来南渡香港，完成并发表了《南明史纲》八卷的第三次稿本，整理了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后来到了桂林，又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重整旗鼓，自行组织了南明史料征纂社。全国解放后，他决心在1951年先写成一部南明史，却因长期患病，一生宿愿遂未能实现。

上海处境日趋恶化。1940年底，柳亚子南渡香港，定居九龙，以楚神话中后羿射日典故，颜其居曰羿楼。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联名发出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他又以亲笔代电复函重庆国民党中央，拒绝赴渝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严正表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他因而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柳亚子由东江纵队派员护送，历尽艰险到达桂林，在这个战时著名文化城住了两年多。他继续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开始提倡“旧诗革命”。

1944年9月，日寇进逼桂林，柳亚子迁居重庆，从此和共产党人及进步文化人士更加接近。他在郭沫若为其举行的洗尘宴席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柳亚子和他数次畅谈，诗信往返，毛泽东并以旧作《沁园春·雪》相赠。柳亚子在重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增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参与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当选中央常务干事，并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底，柳亚子返回上海，1947年10月应何香凝、李济深密召，第二次前往香港，积极投身建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的活动。同时组织扶余诗社，旨在海外推进民主运动。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柳亚子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全国解放在即，柳亚子应中国共产党邀请，于1949年3月到达北平，满怀激情投身新中国建国大业。由于对在胜利大局已定的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缺乏思想准备，他曾一度陷入困惑。3月28日夜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末云：“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泽东于4月29日赠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后云：“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读后，柳亚子次韵表示：“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亿富江。”即有定居北京之意。

建国以后，柳亚子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在此期间，他热情勃发，频频挥毫讴歌革命胜利；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又积极主动对中央和政府工作提出许多直言无隐的批评和建议。自1952年起，柳亚子长期患病。1954年9月，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11月，抱病出席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勉上主席台座位。1958年6月21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作为一位不朽的爱国诗人，柳亚子历来提倡“诗人要有气节，诗人要有思想”。辛亥革命前后，他主盟南杜，团结了一大批时代歌手，鼓吹反清反袁，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以诗歌鼓吹革命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他激情勃发，一直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继续谱写“敢哭、敢笑、敢怒、敢骂”的时代新声；全国解放后，一变以往悲壮沉郁的诗风，怀着无限的喜悦，歌唱胜利，歌唱光明。在半个多世纪里，柳亚子紧扣时代脉搏，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不朽诗篇。有专家评说：柳亚子以诗歌鼓吹革命，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感情之热烈，影响之广泛，在中国近现代诗坛上没有第二人。柳亚子为祖国、为人民歌吟的光辉业绩，许多年来一直得到很高的评价。毛泽东称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郭沫若曾撰长文称颂他是“今屈原”。茅盾盛称他的诗词为“史诗”。田汉则云：柳亚子是“近代稀有的爱国者”，“诗篇多不朽之作，亦将长留人间，不随逝水以没”。

柳亚子又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终身不渝的南明史研究，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前因时局变化，后因长期患病，《南明史》编撰宿愿最终未能实现，但由于他矢志不渝的努力，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为南明史研究作出了值得珍视的重大贡献。他主持上海市通志馆六年，为后人对上海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所从事的苏曼殊研究，率先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奠定了这位天才文学家应有的地位。郭沫若称赞：“柳亚子先生不仅是一位革命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革命的史学家。”

历经十余春秋，《柳亚子文集》于1994年全部出版。这部文集，包括《磨剑室诗词集》(上、下册)、《磨剑室文录》(上、下册)、《南社纪略》、（书信辑录）、《自传·年谱，日记》、《苏曼殊研究》、《南明史纲·史料》，七集九册，共计三百万字。

柳亚子的文学和艺术遗产，将是永垂青史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