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开凿京杭运河，南旺作为大运河的“水脊”，成了运河畅通的难题。明朝初期，工部尚书宋礼和汶上民间水利家白英经过勘察，在戴村筑坝建分水工程，使汶水西行，从南旺入运河，七分向北流，进入漳、卫；三分向南流，进入黄、淮。此后建龙王庙于分水处，故称为“分水龙王庙”。

南旺分水枢纽是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建议修建的工程。首先在汶上筑戴村坝截汶水；然后开挖小汶河，使汶水至南旺分水口；接下来导泉补源，即收集疏导汶上县东北各山泉汇入泉河至分水；最后在小汶河入运的“T”字型水口修石头护坡，建分水拔刺（鱼嘴），使其南北分水。南旺分水枢纽疏浚三湖作水枢，建闸坝，调节水量，保证漕运畅通，堪与都江堰相媲美。 南旺分水工程，坝址选定合理，因戴村是遏汶河济运较为理想的制高点，符合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至南旺水脊分水，疏浚三湖。白英抓住了“引、蓄、分、排”四个环节，实现了蓄泄得宜，运用方便。该工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我国京杭大运河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京杭大运河途径鲁西南，其汶上县南旺地段是一个制高点，俗称水脊。因此，这段运河开挖后，因水浅难以通航，但是，汶上县北境的大汶河却水源丰富。明朝初期，宋礼、白英利用大汶河上的坎河口地势高于南旺这一有利条件（坎河口高出南旺分水口三百余尺），在坎河口修筑戴村坝，截住大汶河之水，又从戴村坝至南旺分水口开挖一道八十余里长的小汶河，这样引汶济运，才使得南旺段运河有了足够的水源。

南旺水脊段运河水量北少南丰，为达到引汶入运于南旺分水补源的目的，宋礼、白英在小汶河入运口对岸砌石堤，并建造一鱼嘴形的石拔（分水尖），这样不仅能防止洪水冲刷，而且可调节南北分水量。因此，民间流传着“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说法。

南旺水脊，地形复杂，宋礼、白英为调节水量，又相地置闸。《明史·宋礼传》载：“北自临清置闸十七；南至沽头置闸二十有一。”所置水闸，值人看守，层层节水，以时蓄泄，“分水龙王庙二闸尤重要，最易斟酌，若浅于南，则当闭北闸，使分北之水亦归于南；浅于北，则闭南闸，使分南之水，亦归于北。”这样以来，就能保证了南北过往船只的顺利通过。

由于汛期洪水来量过大，致使沿岸决口成灾，为削减河道流量，宋礼、白英利用运河两岸的洼地创诸湖，建斗门，以调节运河水量，逐渐形成了蜀山湖、马踏湖、南旺湖等湖泊，名之曰“水柜”，夏秋水盛时，通过斗门将洪水泄入湖泊，冬春运河水量不足时，再将湖水放入运河，以补运河水源之不足：这样，既减轻了小汶河下游洪涝灾害，又能使得枯水季节的运河航行不至中断。为使水源充足，挖出几百个山泉，汇集起来，流入运河。

济宁南旺分水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工程，为千里运河南北分水之咽喉。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建成后，使京杭大运河畅通五百余年，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缘于此，从皇帝到民间，都对白英的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把白英封为永济神，荫封后代。在南旺陆续修建了以分水龙王庙为代表的颇为壮观的建筑群。乾隆六次南巡，每次都为该建筑群留诗驻词。毛泽东在了解南旺分水工程时，也曾发出由衷的赞叹。

南旺“引汶济运”水利工程，以漕运为中心，疏河济运、挖泉集流、蓄水济运、泄涨保运、增闸节流，科学地解决了引汶、分流、蓄水等重大复杂的技术和实践问题，从而保证了大运河畅通无阻。即使在今日，也仍不失为妙手之作，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范例，具有永恒的研究和借鉴价值，其科学性和技巧性可与中国古代的灵渠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其建坝设闸的原理和世界上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我国兴建的葛洲坝工程都有相似之处，其历史的评价是“真令唐人有遗算，而元人无全功。”就连精通水利知识的康熙皇帝也褒奖说：“朕屡次南巡经过汶上县分水口，观遏分流处，深服白英相度全之妙。”民国初年，美国水利专家方维看到后曾无比敬佩地说：“此种工作当十四、五世纪工程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被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遂如许完善之结果者，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

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大佛塔并称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万里长城、金字塔、佛加大佛塔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成为历史陈迹，唯独京杭大运河，却是至今还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目前，我市已将保护运河遗产，弘扬运河文化纳入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了运河沿线的文物保护，分水龙王庙等古建筑群作为抢救性文物纳入了国家“十一五”建设规划，这一民族瑰宝正待重现昔日辉煌。南旺分水龙王庙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一个有利的契机，它可以唤起全社会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让大运河千年文化得以流传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