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1487年10月19日—1541年9月8日），字元善，号瑞泉，陕西西安府华州渭南县（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明朝官员、思想家。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三日（1487年10月19日）南大吉出生于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西安府华州渭南县田市里秦家堡（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官道镇南家村），贯军籍。

南大吉五经研习《礼记》，正德五年（1510）以县学增广生身份中陕西乡试第4名经魁，正德六年（1511）联捷会试第119名，殿试位列二甲，正德七年（1512年）冬十月授予户部湖广司主事。之后，被派往云中犒赏边防部队，归后负责监管天厩天津诸仓。正德九年（1514年）夏六月，其父渭阳公南金卒，是月南大吉还在督查管理天津仓，秋七月闻父丧，冬十月才能够奔还于渭南。守丧终，正德十二年（1517年）三月南大吉补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夏四月管理保定粮储，遂举家入易州。正德十三年（1518年）春三月差满，举家复入京城，夏四月南大吉监管京坊草场。三年考绩满，于同年五月位阶承德郎。往上郡犒赏边防部队，归来后，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夏四月南大吉摄部本科事。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春二月南大吉升为浙江司员外郎，管理下粮厅以及负责清査京营诸食粮军士，夏五月升为福建司郎中，不久便调任云南司。之后获诰命，南大吉位阶奉政大夫，其父母配偶皆如制加赠。南大吉任职户部期间，在摄部中章奏事后，尝条保定厘革便宜四事，及除京营士冒支粮弊。十库宦官以恶金充赉典，大吉折以法，即惧而易之。在部所莅有声，章疏复逆得体，上下赖焉。

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南大吉升为浙江绍兴府知府，于是举家出京前往绍兴，同年六月到达绍兴。郡同知靳塘多智谲，在任久谙诸利弊，大吉下车每事咨询，塘以书生易而谩之，大吉阴察其情，而阳为不知者既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诸吏抱案集庭下，数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为不然；某事不然，若以为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来。案至，立剖数十事，悉中情理，人人慑伏，塘骇汗齰舌不敢出一气，由是饬条教颁下邑，惩奸戢暴不挠贵势。

巨豪石天禄、戴显八者，窝盗致饶，官府素不能治，悉逮捕毙狱中。每临重囚，必朱衣象简、秉烛焚香，大开重门令众见之，望见者以为神人不可犯，然颇伤苛急矣。

当时文成公王守仁讲明心学，大吉初以会试举主称门生，犹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悔执贽请教。文成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笃。”于是稍就平和，乃葺稽山书院、创尊经阁，简八邑才俊弟子讲习其中，刻《传习录》风示远近。王守仁振绝学于一时，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皆大吉左右之也。

又曾浚郡河、开上灶溪、理侵壅、役丁夫 ，有学士侵占王羲之、谢安故地，悉割归其主，因此侵犯了当权者的利益。会有郡人居吏部者亦衔之，遂于嘉靖五年（1526年）以大计落职去。大吉政尚严猛，喜任事不避嫌怨，竟以是蒙訾，然锄奸兴科，有利于绍兴的长期发展，其功不可掩云。祀名宦。

归居的十余年间，南大吉亦同诸多好友有过唱和交游。嘉靖七年（1528），南大吉在探望岳父范锦之后，自保定返乡的途中，路过平阳府（今山西运城），于是前往拜访同年友人王溱，并一同整理刊刻亡友常伦的文集。嘉靖十一年（1532）南大吉为蒙受冤曲而被罢免的好友渭南知县梁沂，写下情真语挚的《为梁尹上当道辩疏》。在此阶段，与之交游的友人还有：同样归乡隐居的康海、马理，纵情山水的张治道，时任佥都御史巡抚甘肃的赵载，出任御史路过渭南的绍兴好友吕光洵等。

嘉靖二十年（1541年），南大吉继承父亲遗志修撰《渭南县志》，自此，修撰县志的传统为南氏家族后人所继承。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时任渭南知县的崔邦亮嘱托南大吉之侄南轩续修县志，撰成《续编渭南县志》。此书今已亡佚，但有崔邦亮、薛腾蛟、南轩、孙玮为其所撰的四篇序文存世，被收录在《（天启）渭南县志》中。天启元年（1621年）南轩之子南师仲又受托于县宰徐吉，编成《增订渭南县志》（即《（天启）渭南县志》）。终明一朝，渭南地区的三部县志均为南氏家族所编撰。

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九日（1541年9月8日）南大吉去世，享年53周岁。其门人时任河南按察使李宗枢撰写行状，乡试同年时任礼部右侍郎马汝骥参考行状撰写墓志铭。

南大吉作为王阳明的高足，可谓是亲历了阳明晚年在绍兴创“致良知”之学以及开坛讲学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其心学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故而对其心学思想展开研究就必须先理清南大吉为学宗旨的阶段性变化缘由，即其为学转向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辨析其心学思想的影响和对其心学思想给予相应的定位。

南大吉来自渭上南氏家族，其一生的为学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弱冠前后，以文辞鸣于世，虽然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且有着对圣贤之道的朴素追求，但是因好古文之风，故囿于辞章之学；

第二阶段，出仕之后到二次相遇王阳明之前，察世俗百态，体民生多艰，故渐弃辞章之习，转而有志于圣贤之道。不过，在此期间他所奉的圣贤之道仍宗于程朱理学；

第三阶段，出任绍兴，与王阳明二次相遇之后，南大吉为学路径由宗奉程朱之学转向了阳明心学，且此后奉心学为终身所趋之道。

首先，南大吉通过确立“良知”这一道德本体，贯通了心性和道体的关系，建构了“良知”视野下天道和人道本一体的关系，再借由良知感应，构建了人与万物的联系，使人与万物在价值和意义层面达到统一，即所谓“合天下万物而一体者”。于此，形成了其“心之良知本一”的本体论思想。

其次，南大吉继承了阳明主张“致良知”应在“体之用”上用功的观点，结合个人经历，在生活世界中切实地推诸“良知”于事事物物，使得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于“良知发用流行中”下功夫的理论特点。就其具体内容所指代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为：慎独改过的内省功夫、好善忘势的修己功夫、中心悦而诚服之的治学功夫和亲民以仁、心学治政的为政功夫。这四点之间相互关联，是作为士人阶层一份子的南大吉对如何达成“修齐治平”这一命题的理解和实践。

最后，在王阳明“天下万物一体之仁”观点的影响下，南大吉逐渐形成了“合天地万物而一体”的情怀。他将这种情怀践行在成圣的追求上，便有了对“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的向往。而在他进一步思索涂之人何以成圣时，便引出了“道化”“物化”之辩，进而发展为其“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如果说“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是他对个体自身实现之最高境界的回答，那么“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便是南大吉顺应“觉民行道”而下的对生活世界中每个个体的终极关怀。

南大吉作为引王学入关的第一人，的确在推动王学北进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绍兴在任期间，还是罢官返乡之后，南大吉都积极促进着阳明“致良知”之学的传播。虽然在世期间，他并未完成将关学彻底心学化的历史使命，但是其心学思想为后世学者冯从吾所整理总结，就此阶段的关学而言，其心学思想对关学心学化的促进作用不可谓不重要。作为关中士人，南大吉位居关中理学家之一无可厚非。但是，就其最终形成的学术思想而言，南大吉并非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杂糅，而是转而奉阳明心学为宗，并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

以上内容来源

焦竑：文行名世，与人和而有容，当官任事则毅然有执。

著有《瑞泉集》，主持纂修《绍兴府志》、《渭南县志》。

2015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有李似珍点校本《南大吉集》，属于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图书。

马汝骥《故浙江绍兴府知府瑞泉南公墓志铭》

南轩《渭上稿·卷十 族谱 世传第四 南大吉》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八十五 绍兴府知府南大吉传》

徐吉参阅 南师仲等增订《天启渭南县志·卷十一 人物志 南大吉》

萧良干等《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十八 人物志四 名宦后 皇明南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