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共同体是2016年9月28日，北京举行的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等主办的全球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访问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发布的“全球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研究报告里阐述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东亚经济治理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对东亚地区经贸主导权的争夺。1984年日本贸易总量是中国的5.7倍；而2015年中国贸易总量是日本的3.1倍，已取代日本成为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复杂的东亚地区政治关系、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约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东亚经济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

东亚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别，无法像NAFTA和欧盟那样要求成员国具有相同的政治体制，我们转而要求成员国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纽带是搭建贸易合作伙伴和经济共同体的桥梁，也是维系共同利益、保证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石。更进一步，我们认为以华夏文化为纽带，基于现有的经贸联系构建“华夏共同体”，迈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国际经验表明，生产、贸易依存度，距离，文化相似性以及政治关系是确定自贸区成员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在亚洲地区26个经济体中，首先选择对中国生产、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体，然后选择距离相近的经济体，并基于节日、民族、宗教、语言、历史渊源5个角度对各国与华夏文化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进行了分析。最后，我们再考虑这些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综合以上各个因素，我们筛选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9个经济体组建“华夏共同体”。

在这9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澳门在2003年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又于2015年进一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大陆与港澳的服务业基本上实现贸易自由。大陆是台湾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已于2010年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中国和新加坡于2008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蒙古对中国贸易依存度在2014年达到62.1%，是所有国家中对中国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也是朝鲜的第一大贸易国，从2010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两国之间的贸易量翻了一倍。中国同样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达到19.7%。

结合欧盟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亚洲国家的具体特点，我们认为华夏共同体的建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从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场、统一货币区。根据共同体合作的深入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2）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3）共同通用货币区。至于更为深入的政治一体化，要在经济高度合作的基础之上完成，因此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先将重点放在经贸合作与金融市场上。

在第一阶段中，将以多边贸易和跨国投资为核心，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区降低国家间的贸易成本，通过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同时实行产业结构跨国调整和转移，使得各国在区域产业链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分工。在第二阶段，则逐步消除共同体内部关税并建立一致的对外关税，从而形成“华夏共同体”内无壁垒的共同市场，并且以经济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同其他国家和区域进行商业竞争。随着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在区内的自由流动也将逐步实现。在第三阶段，也将是区域化货币的重要阶段，将实现“华夏共同体”内部成员统一货币的战略目标。统一货币既降低了贸易和结算成本，又增强了整体金融稳定性。“华夏共同体”作为深度自由贸易区，打造东亚从生产链条到金融体系的深度经济战略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