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传佛教”是经古印度向北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

整体而言，北传佛教多与传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为主，流行梵文圣典及其翻译经典。南传佛教则保存较浓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语佛典。

中国地区自东汉时传入佛教，东汉末年陆续译出佛教典籍，佛教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华严、法相、律、净土、禅等宗派。宋代以后又渐与儒道融合。汉译佛典的数量极大，现存最古老的汉译佛典是二世纪后半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所译的。其后经历三国、两晋以至唐、宋各时代，均有译本推出，故现存汉译佛典为数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中国西藏佛教自七世纪左右起由印度传入，传入后逐渐形成具有西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译佛典数量仅次于汉译，其中包含汉译佛典中所未见的中后期大乘经论，是研究中期与后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又因藏译佛典大部分是从梵文原典直译，容易还原为梵文，故也被称为‘准梵语佛典’。其翻译时代始于七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仍持续着经典的翻译。

蒙古佛教由西藏传入。蒙古文译本的佛典是从藏译或汉译再译而成，故其资料价值不高。

朝鲜于四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佛教，七世纪以后更派遣僧人至中国求法，主要为禅宗。与日本同为汉译佛典流行区。

日本于六世纪前半叶自中国、朝鲜传入佛教，旋即发展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极多。

梵文佛典主要是大乘经典，与汉译、藏译相比，数量极微。可分为在尼泊尔古塔及僧院发现的‘尼泊尔本’；在中亚发掘的‘中亚本’；发现于北印度喀什米尔古塔的‘基尔基特本’。我国的新疆与西藏，也保存不少梵文原典。

此外，中国、朝鲜、日本等，各宗祖师及高僧之著作甚丰，亦为北传佛教特色之一。

中国——北传佛教的中心

据《魏略·本戎传》的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介绍了佛陀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据传请回摄麻摩腾、竺法兰二僧到洛阳，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即白马寺。

在佛教传入初期，因其属外来宗教，政府禁止百姓出家，在一些大的城市仅有少量寺庙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信徒参拜。当时中国社会盛行黄老和神仙方术，认为通过祭祀可借助神仙方术的灵力，祛灾得福，延年益寿。佛教传入不久，只有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信奉，认为它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他把佛与黄老并祀。东汉末年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把佛教当作黄老道术，在宫中“立黄老、浮屠（即佛陀）之祠”，祭祀时用祭天的礼仪。他们祭黄老，佛的目的是求福祥，延寿命，甚至是为了飞升成仙。

从东汉末年以后，印度的大小乘佛经大量传入中国，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信徒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在大乘佛典中宣传一切皆空幻不实的《道行般若经》（《般若经》小品的译本之一），对后世最有影响。魏晋时期盛行的老庄玄学，大乘般若学说因为在思辨方法上与玄学相似，所以很快风行社会。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武装割据，战争频繁，南方东晋社会也不安定。这种情况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后赵奉西域僧佛图澄（232—348）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大力发展佛教。前秦王苻坚尊崇佛图澄的弟子道安（312—385），用国家财力支持他组织译经。道安整理佛典，编出汉地第一部《经典》，又为汉地僧团制定修行和生活法规。他的弟子分布南北方，是推动佛教进一步传播的骨干力量。庐山慧远（334—416）弘传般若学说和净土信仰。他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主张在家信徒应忠君孝亲，做“顺化之民”，出家僧众虽不守世俗拜君新的礼仪，但通过传教化民，仍可有助于国家治理。后秦王姚兴迎龟兹（今新疆库车）僧鸠摩罗什（344—415）到长安，译出《般若经》大小品、《法华经》、《中论》等佛典35部300多卷，是以后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主要依据。南北朝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把支持佛教作为发展文教事业的一环。南朝各帝都崇佛，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亲自登坛讲经，写佛教著作。四次舍身寺院，然后由朝廷和群臣用巨额钱财赎回。北朝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两次灭佛事件，但从总体看北朝也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南朝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朝有寺30886所，仅在洛阳一地曾有寺1367所，共有僧尼200万人。可以说此时佛教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佛教在中国传播中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佛经原是用梵文写的，有一系列专门术语和概念。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已拥有高度发达的道等传统文化。众总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和理解佛教，借用为中国人熟悉的概念、用语来翻译佛经，解释佛经。因此，把佛经译为汉文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各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力，如东汉的支谶、安世高，西晋的竺法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佛陀跋陀罗，刘宋的求那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等，都把当时印度最新的学说传译到中国，译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度译或传译），有的笔录成文（笔受），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译经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概念，用汉文文法进行表述。译者中的很多人和他们的助手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文墨。他们在译经时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把带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汉文汉语糅合到佛经中去。如把“涅槃”译为“无为”；把“禅定”译为“守一”，把“真如”译为“本无”、“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等等，都是利用了黄老学说和玄学的词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考等伦理观念也被添加到一些佛经之中。中国的“道”，“理”、“性”等词语含义丰富，在译经时一般赋予这些词的不同含义去理解译文。

经、说法是传教的重要手段。讲经说法者为了使听众容易理解，往往借用为民众所熟悉或好懂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此即为“格义”佛教。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哦个精于儒、道经史，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这只是一个例子，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为佛教的民族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译经和讲经都离不开研究。以译主为中心的译经班子实际也是个研究团体。要讲经则必须对佛经作一番研究考察。由于人们对问题理解不同，便形成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学派。这样，便形成了民族佛学，并形成了北传佛教。

中亚包括印度西北、里海以东直至中国新疆的几十个古代国家，通常称西域36国。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曾有摩诃勒弃多及末阐提前往这一带传法。公元前2世纪时大夏的希腊后裔即接受了佛教。大夏被北方的月氏征服后又将佛教传给了大月氏。公元前1世纪位于亚洲西部伊朗高原上的安息也接受了佛教。佛教由安息往北又流入了康居。公元2世纪，安息和康居的僧人来到中国内地。公元2～4世纪是中亚佛教的鼎盛期，当时的佛教中心在犍陀罗（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及罽宾。由此两地，佛教在3世纪往东进入了中国。西域的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龟兹和南道上的于阗都是重要的佛教国家。出现了安世高、康僧会、鸠摩罗什等高僧。中亚佛教在11世纪之后逐渐消灭，留下了大量的佛塔、石窟、雕刻、壁画艺术。中亚佛教经典在佛经翻译史和中印文化思想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初传进入汉地， 据史料载，通常在东汉初年，即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 公元1世纪后半期西域来华僧人渐多，首先在社会上层中赢得信徒，逐步在民间扩散开来。此期佛教观念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宗教思想不断冲突协调。魏晋时代，佛教思想被比附于老庄。南北朝时围绕译经、讲经集团形成了诸多义学派别。到唐代，佛教大盛 ，形成了几大佛教宗派 ，如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佛教势力的扩张影响到了世俗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因而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都发动过灭佛事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朝鲜4世纪末接受了佛教，6 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日本。10世纪以后，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思想调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尽量迎合社会需要。南宋之后，佛教各宗衰落，出现了禅净会合的趋势。元明两朝，佛教受统治者重视。明代祩宏等四大家在教内教外的融通活动使佛教更具世俗色彩。清末的佛教复兴运动具有居士佛教和重视义学研究的新风气。中国汉传佛教在民族思想文化发展上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宋明理学因其刺激而产生；浩瀚的汉文佛教文献是研究东方文化历史的宝贵资料；佛教哲学陶冶了汉民族的理想和情趣；佛教直接推动了汉地诸艺术形式的发展

中国西藏的佛教上承印度晚期佛教的密宗形式。佛教在吐蕃松赞干布时代传入西藏。9世纪初叶因朗达玛禁佛而中断百余年，并划分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段。10世纪晚期才由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13世纪时又流行于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综合了印度的大乘与密教思想并吸收了西藏原来的本教内容。前弘期弃松德赞 （755～796/797在位）敕建了桑耶寺并从印度迎请了密教大师莲花生和寂护与莲花戒师徒。后弘期佛教成就在于显密两宗经典的译出。著名译师有仁钦桑布。阿底峡在1042年入藏意味着纯正佛教戒律和教法的确立。至14世纪藏语佛典基本译出完备。以寺庙和经师为中心形成了不同派别。17世纪格鲁派的领导集团借助蒙古固始汗势力确立了黄教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清朝廷也确认了固始汗对西藏的控制权。后弘期形成了宁玛、噶当、萨迦等佛教派别。藏传佛教依从说一切有部律并奉行大乘菩萨戒与密宗根本戒。但严格依戒律的僧伽制度准格鲁派寺院可见。该派僧院中有严格的学阶制度，实行显密并重由显而密的修行次第。藏传佛教各派皆有活佛转世制度。格鲁派中的达赖活佛及班禅活佛地位最高。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地方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

佛教正式传入日本始于538年朝鲜百济王向钦明天皇献佛像经论。最初得到圣德太子（574～622）的倡导的佛教后因大化革新赢得国教地位。著名的东大寺和国分寺皆建于此时。9世纪之前中国佛教中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传入日本，称奈良六宗。平安时代（794～1192）之初，日僧最澄入唐求法，归国后建立天台宗；空海从中国归来后建立了真言宗。平安后期，净土信仰流行开来。从镰仓时代（1192～1333）开始，日本民族化的佛教逐步形成，出现了日本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宗派。日本禅宗对于传播儒学思想和中国文化艺术影响极大。江户时代日本佛教陷于停滞。16世纪后半期的战乱削弱了佛教各宗集团的势力，迫使佛教世俗化。明治维新以后，佛教一度受到打击。1945年之后，日本佛教在宪法保护下得以发展并向海外传教。势力最强大的是净土宗、禅宗、日莲宗，其他的尚有天台宗、真言宗等。佛教中也有新宗派，如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

佛教在其三国时代传入朝鲜。372年前秦使臣向高句丽送佛教经像；384年东晋胡僧到百济。至6世纪，中国三论、成实之学已传到朝鲜。佛教也由百济传入日本。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时正值中国盛唐，佛教随文物制度输入新罗并获得长足发展。8世纪中，密宗与净土宗也发展开来。13世纪之后，高丽王朝的佛教进入成熟期，史有“五教二宗”之说，即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寂宗（禅宗）和曹溪宗。曹溪宗是民族化了的朝鲜佛教派别，为知讷所创。佛教至李朝（1392～1910）而渐入式微，但曹溪宗仍为势力最大之宗派并延续至今。

将佛教传入越南者，相传为二世纪末之道教徒牟子，惟考其年代，不无可疑。大抵而言，越南佛教之特色，可谓是中国南方禅宗之支系，于义学方面，无何发展。约可归纳为毗尼多流支、无言通、草堂等禅宗三大法统。毗尼多流支为中国禅宗三祖僧璨之弟子，约六世纪末抵越弘法；无言通自谓得法于百丈怀海，约与沩山同时（九世纪前半）；草堂禅师为中国人，于李朝第三主圣宗时代，行化至占城之际，被视作囚兵俘至越南。至十七世纪时，越南禅宗一时绝迹，顿由净土宗取代，新成立竹林莲宗，以阿弥陀佛为信仰中心，乃至成为以后北越佛教之主流。越南古来盛行之佛典，除汉文经典外，有仿汉字而制之“字喃文字”（陈朝时代），字喃文字之佛典有《金刚经国音》、《法华国语经》、《阿弥陀经演义》等。今罗马拼音十分普及，字喃几不再使用。

佛教最先传入此岛是在西元1265至1274年间，即在英祖王时，禅鉴在堉城之西创建补陀洛山极乐寺。其次为察度王时，来自日本的赖重法印创建波上护国寺。而正式地将佛教传入琉球的，是日本临济宗僧芥隐。芥隐于尚泰久王时由日抵达此岛弘法，于尚真王时（1494）在首里造圆觉寺。该寺系模仿镰仓圆觉寺之寺容所造。此后，本岛佛教与临济宗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仍以临济宗妙心寺派的所属寺院占多数。同样在尚真王时代来到本岛的日本新义真言宗僧日秀，在东海岸的金武创建观音寺。尚宁王时（1603）净土宗僧袋中，在滞留此岛的三年间，曾撰《琉球神道记》一书，以描述此岛之宗教大势。1663年，萨摩藩禁止僧侣布教，并禁止僧侣与民众接触。因此，僧侣便丧失布教热忱，整日无所事事，既不修行也不作学问。继而岛津义弘禁止一向宗（真宗）之弘传，并将反抗此禁令的仲尾次政隆等十三人处以流刑。此一法难事件，是由于萨摩藩厌恶真宗之具有反抗特性，以及僧侣之‘肉食妻带’所引起。1879年宗政府始解除此一禁令。